不平等起源：1.粮食生产，2.蛋白质含量，3.动物驯化，4.文明形成（吃闲饭的人多，上层建筑），5.金属工具，6.大陆条件是否适合传播 7.农业社会与动物的病菌9.发明
疑问：人吃粮食，谁吃人？
一、走在起跑线上：
大陆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时，美洲毫无疑问已第一次有人定居，上一次冰期已经结束，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已经开始。在那个年代的几千年内，动植物的驯化至少在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开始了。
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脚黑猩猩（也叫倭黑猩猩）。
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大约在700万年前开始于非洲。
一些化石表明，我们的直系祖先到了大约400万年前基本上已能直立，然后在大约200.5万年前身体开始长高，相对脑容量开始增大。这些原人通常叫做非洲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直立人也只是在身材方面和现代人接近，他们的脑容量几乎仍然不到我们的一半。
石器在大约2.5百万年前已很普遍，但它们仍然不过是最粗糙的石片和石头砍凿器。就动物学上的含意和鉴别来说，直立人已不再是猿了，但与现代人仍相去甚远。
到了大约50万年前，人类化石的头骨变得较大、较圆、也较少棱角，这已和较早的直立人的骨骼有所不同。50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的头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已相当近似，所以被归入我们智人这一类，而不是归入直立人一类。他们的脑容量比我们的小得多，他们的制造物和行为更是明显地和我们不同。
从50万年前往后，非洲和亚欧大陆西部的人类彼此之间以及和东南亚人类之间，从骨骼的细节来看在继续分化。
从13万到40万年前，欧洲和亚洲西部人口的集中体现是特别众多的骨骼化石，他们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现在保存下来的，与尼安德特人同时的少数几个非洲人的骨骼残片更像我们现代人的骨骼。
二、历史的自然实验
1835年11月19日，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新西兰以东500英里处的查塔姆群岛上。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莫里奥里人具有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传统，他们在议事会上决定不进行反击，而是提出和平、友好和分享资源的建议。
莫里奥里人的悲剧与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悲剧有相似之处，就是众多的装备优良的人去对付很少的装备低劣的对手。
这两个群体是在不到1000年前从同一个老祖宗那里分化出来的，他们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现代毛利人是公元1000年左右移居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农民的后代。
北岛毛利人发展出比较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而莫里奥里人发展出来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则比较简单。莫里奥里人恢复到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活，而北岛毛利人则转向更集约的农业。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以东的太平洋上，有数以千计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它们在面积、孤立程度、高度、气候、生产力以及地质和生物资源方面都大不相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岛屿都是水运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
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批来自新几内亚北面卑斯麦群岛的，从事农业、捕鱼和航海的人，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其中的一些岛屿。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他们的子孙几乎已移居到太平洋中每一小块可以住人的陆地上来。这个过程大都在公元500年时完成，最后几个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或其后不久有人定居。
这样，就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存在巨大差异的各种岛屿环境中都有人定居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同一群开山鼻祖的子孙后代。
三、卡哈马卡冲突
先进的旧大陆与新大陆社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在公元1492年突然开始的（哥伦布航海后）。
在随后发生的欧洲人与美洲土著的关系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的第一次相遇。
皮萨罗率领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也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增援。
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中心，他不久前在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8万之众的军队团团护卫着他。尽管如此，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
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8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这笔赎金是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的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
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奉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绝对的权威，他的臣民兵只服从他在囚禁中发出的命令。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
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
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
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
（印加战场有木乃伊的首领，而阿兹特克相比吃人和战斗就血腥的多。）
四、农民的力量
最早，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猎捕野兽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在过去的11000年中，有些民族才转向所谓的粮食生产。
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
（有意思）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能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如黑脉金斑蝶和鬼笔鹅膏——一种有毒蘑菇；有的营养价值低，如水母；有的吃起来麻烦，如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如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猎捕起来危险，如犀牛；陆地上大多数生物量（活的生物物质）都是以木头和叶子的形态而存在的，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我们都不能消化。
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
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例如，在公元前1674年，马甚至使外来的希克索斯民族得以征服当时没有马的埃及并短暂地自立为法老。
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
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五、历史上的穷与富
很大一部分人类历史充满了穷富之间不平等的斗争：具有农民力量的民族与不具有农民力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或不同时期获得农民力量的民族之间的斗争。
迫切需要说明的，反倒是为什么在某些生态条件十分适宜的地区在现代以前一直没有粮食生产出现，而在今天却成了世界上一些最富足的农牧中心。最为令人费解的一些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太平洋沿岸其他—些州、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以及南非好望角地区的很大部分，这些地区的土著族群在欧洲移民来到时还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如果我们对粮食生产追本溯源，这些地方已完全不是现代粮仓，它们包括一些在今天被列为有点干旱或生态退化的地区：伊拉克和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萨赫勒地带（阿拉伯语“沙漠之边”，指撒哈拉沙漠南沿的一条广阔的半沙漠地带）。为什么粮食生产首先在看似相当贫瘠的土地上形成，只是到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场发展起来？
为什么在有些地区（如美国西南部）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邻近族群的作物和牲口而最后成为农民，而在另一些地区（如印度尼西亚和非洲赤道以南的许多地方）引进粮食生产却引起了—场灾难，使外来的粮食生产者取代了该地区原来的狩猎采集族群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贫穷民族，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富有民族。
C14测定法有微可能测不准。
六、种田还是不种田
虽然农民和牧人构成了世界上实际粮食生产者的大多数，但其中大部分人的境况不一定就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来得优越。对时间安排的研究表明，他们每天花在工作上的小时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可能只多不少。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许多地区最早的农民同被他们取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龄也较轻。
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
在某些物产丰富的地区，包括北美洲的西北太平洋沿岸以及可能还有澳大利亚东南部，狩猎采集族群已经定居下来，但从未成为粮食生产者。相反，粮食生产者中也有流动的群体。
七、杏仁核
即使是最爱吃干果的人也不会去吃野生的杏仁，因为其中有几十种含有足以致人死命的氰化物（即纳粹毒气室中使用的那种毒物），森林中到处都有其他许多被认为不能吃的植物。
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栽种某一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对作物的培育在今天是—种由专业科学家去做的、自觉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
初的农民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驯化了植物的呢？比方说，他们是怎样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把有毒的杏仁变成了无毒的杏仁的呢?
最初的农民的孩于们由于好奇或饥饿，把他们周围的野生植物每一种都弄一点来尝尝．最后竟品尝到并发现了这些没有苦味的巴旦杏树。(同样，如果今天的欧洲农民偶然发现了几棵橡实甜而不苦的橡树，他们仍然会感到庆幸。)
第一个这样的改变影响了种子传播的野生结构。许多植物都有其传播种子的专门机制(从而使人类无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采集)。只有由突变产生的缺乏这种结构的种子才会被人收获而成为作物的祖先。
农民180度地改变了自然选择的方向：原来成功的基因突然变得具有毁灭性了，而毁灭性的突变却变得成功了
第二个，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这样，即使大多数幼苗由于一次恶劣的天气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种子还会在以后发芽。
有些产生突变的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出果实来，其结果就使我们有了无子的香蕉、葡萄、柑桔和菠萝。
有些产生突变的雄雄同株植物失去了它们的自交不亲和性，而变得能够自花受精——许多果树，如李、桃、苹果、杏和樱桃就是这一过程的例证。
有些产生突变的葡萄通常都是雌雄异体，但也会变成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
八、问题在苹果还是印第安人
一方面，也许地球上几乎任何水分充足、气候温和的地区或热带地区，都有足够的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物种；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未能在其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解释，可能在于这些地区的人的民族文化特点。
另—方面，也许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广大的地区，至少有某些人可能已迅速接受了导致驯化的实验。因此，只有缺乏适当的野生植物，可以解释为什么粮食生产没有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
世界上只有大约148种大型野生哺乳类陆生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它们是可以被认为有可能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只有不多的因素能够决定某种哺乳动物是否适于驯化。因此，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去考察某一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并分析一下某些地区缺乏对哺乳动物的驯化是否是由于不能得到合适的野生品种，而不是由于当地的人。
把这种办法应用于植物可能要困难得多，因为植物的数量太大，光是会开花的野生植物就有20万种，
这20万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即使在这几百种作物中，大多数作物只是对我们的饮食的次要补充，光靠它们还不足以支持文明的兴起。
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重的80％以上。这十几种了不起的作物是谷类中的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梁；豆类中的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
由于世界上的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它们又都是在几千年前驯化的，所以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根本就不曾有过任何具有显著潜力的本地野生植物，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现代没有能驯化甚至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不怎么有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九、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如果我们把“大型”规定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34种这样的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
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这些动物全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2500年这一段时间驯化的——就是说，是在上次冰期结束后出现的定居的农牧社会开头的几千年内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年代从绵羊、山羊和猪开始，到骆驼结束。公元前2500年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
过去在驯化剩下的大批候补野生动物方面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的缺点，而不是由于古代人的缺点。总之，在全世界作为驯化候补考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只有14种通过了试验。
可驯养的条件：圈养繁殖、日常食物（草食）、生长速度、凶残的性情（灰熊、斑马）、容易受惊的倾向、群居结构（听领导的领导-马）、无独占领域等。
十、辽阔的天空和偏斜的轴线
同纬度易传播，同经度温差大，不宜传播。
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这种基本的地理特征在过去500年中对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亚大陆人十分不同的经验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许多不同的现象归结为同一个结论：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这些现象包括：粮食生产完全未能到达某些生态条件适合于粮食生产的地区；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和选择性方面存在着差异；以及最早驯化的作物是否抢先阻止了对同一种植物的再次驯化或对近亲植物的驯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在一端是粮食生产沿东西轴线迅速传播：从西南亚向西传入欧洲和埃及，向东传入印度河河谷（平均速度为每年约0.7英里）；从菲律宾向东传入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
在另一端是粮食生产沿南北轴线缓慢传播：以每年不到0.5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入美国的西南部；玉米和豆类以每年不到0.3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在公元900年左右成为美国东部的多产作物；美洲驼以每年不到0.2英里的速度从秘鲁向北传入厄瓜多尔。
建造人面狮身像和金字塔的人吃的是新月沃地原生的作物，而不是埃及原生的作物。
安第斯山脉的这些特产在向北传播时被横隔在中间的中美洲炎热的低地完全阻挡住了。在美洲驼于安第斯山脉驯化了5000年之后，奥尔梅克人的、马雅人的、阿兹特克人的以及墨西哥其他所有土著人的社会仍然没有驮畜，而且除狗以外也没有任何可供食用的驯养的哺乳动物。
根据遗传研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证明只是一次驯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作物传播很快，抢先阻止了对相同品种或亲缘品种植物的任何其他的早期驯化。
十一、牲畜的致命礼物
医院朋友的病人，承认不久之前到家里的农场去时和母羊性交过几次，也许这就是使他传染上那种神秘的病菌的原因。
不同的民族最后何以在权力和富裕方面大相径庭。粮食生产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原因。
对于农民力量的一部分解释，在于粮食生产所能养活的稠密得多的人口：10个赤手空拳的农民在战斗中肯定能战胜过一个赤手空拳的狩猎采集者。另一部分解释是：无论农民还是狩猎采集者都不是赤手空拳的，至少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农民往往会呼出更可怕的病菌，拥有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掌握一般来说更为有效的技术，并且生活在集中统一的政府之下，而这种政府里有更懂得如何去发动征服战争的有文化修养的杰出人物。
从根本上来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所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
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青霉素的发明）
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的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
有些病原体等待下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就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欢吃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因为吃了生鱼片而有时感染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传递给认得，但引起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强笑病（亦称库鲁病-流行于新几内亚东部的一种致命病毒性脑病，其特征为运动共济失调(如不自主强笑)、战栗样震颤和构音障碍。）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吃的人传递给另外一个人的。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这个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他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这种被动传播的最卑鄙的把戏是通过妇女传给台儿，从而使出生后的婴儿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原体就是靠玩这种把戏造成了道德的困境，而一些主张应该有一个基本正确的世界的人，不得不同这种困境作殊死的斗争。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人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
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这种小虫子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说，应该得奖的还是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基因防御的例子如：镰状红细胞基因、泰萨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纤维变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分别获得了保护自己(以一定的代价)抵抗疟疾、肺结核和细菌性腹泻的能力。
流行病4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所有这4个特点也适用于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些习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一些研究表明，麻疹可能会在任何少于50万人的人口中消失。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样，到这种病不然就会衰退的时候，又有一批众多的易受感染的儿童现成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群众疾病。
黄热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携带的，它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的农村人口，再从这些人通过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带去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
还有一些传染病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们是麻风和雅司病( 雅司病：指经皮肤接触感染雅司螺旋体而发生的疾病，皮肤损害很像梅毒主要流行于热带地区。)之类的慢性病。
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的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
自从我们对牛驯养以来，我们和牛的这种亲密关系已存在了9000年之久——这大量时间足以使牛瘟病毒发现我们就在它的近旁。
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但同牛的身体相比，我们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在几个富有启发性的病例中，医生或兽医实际上已经能够观察到演化出这种新方法的病菌。
当梅毒于1495年首次在欧洲明确见诸记录时，它的脓疱通常从头部到膝部遍市全身，使脸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不消几个月就使人一命呜呼。到1546年，梅毒已演化成生殖器溃疡和病情发展的十分缓慢，许多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
十二、蓝图和借用字母
19世纪的作家往往把历史看作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
这一转变的主要标志，包括农业的发展、冶金、复杂的技术、集中统一的政府和文字。
其中文字在传统上是最受地理限制的一种标志：在伊斯兰教和欧洲殖民者向外扩张之前，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和除中美洲一小部分地区外的整个新大陆都没有文字。由于处于一隅，以文明自诩的民族总是把文字看作是他们比“野蛮人”优越的最鲜明的特点。
“文明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打败“野蛮人”，面对匈奴人的罗马军队知道这一点。但欧洲人对美洲、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征服，却为近代的典型结果提供了例证。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
文字从其发源地向外传播，同样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有3个基本策略构成了书写系统的基础。在由一个书写符号代表的言语单位的大小方面，这些策略是不同的：或者是一个基本的音，一个完整的音节，或者一个完整的词。
在这些书写系统中，今天大多数民族使用的系统是字母表，而字母表最好要能为语言的每一个基本的音（音素）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符号（称为字母）。但实际上，大多数字母表只有20或30个左右的字母，而大多数语言的音素又多于它们的字母表中的字母。
第二个策略就是利用所谓语标，就是说用一个书写符号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词。这是中国文字的许多符号的功能，也是流行的日语书写系统（称为日文汉字）的功能。在字母文字传播以前，大量利用语标的书写系统更为普通，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第三个策略是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最不熟悉的，也就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其实大多数这样的书写系统（称为音节文字）就是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后面的一个元音所构成的音节（如“fa—W—1y”这个词的音节），并采用各种不同的办法以便借助这些符号来书写其他类型的音节。音节文字在古代是很普通的，如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500-1100年）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有些音节文字直到今天仍有人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人用于电报、银行结单和盲人读本的假名。
象形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几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当突然地出现。埃及在苏美尔西面仅仅800英里，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
十三、需要之母
要帮助第三世界人民，最后却落得灰心丧气。第三世界的人作为个人似乎绝对聪明；问题似乎在他们的社会。否则又怎样来解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土著为什么没有采用弓箭?而他们见过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托雷斯海峡的岛上居民在使用弓箭。
许多发明或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或喜欢动手修修补补的人搞出来的，当初并不存在对他们所想到的产品的任何需要。一旦发明了一种装置，发明者就得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消费者才会感到他们“需要”它。
“詹姆斯·瓦特于1769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是由于看到蒸汽从水壶嘴冒出来而受到了启发。这个故事实在太妙了，但可惜的是，瓦特打算制造自己的蒸汽机的想法，实际上是在他修理托马斯·纽科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机时产生的。
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领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们是在社会有可能使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对原来的发明作出改进的。
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打字机键盘的这种安排是在1873年作为一种反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对的花招。
值得发明：经济利益、价值和声望、符合既得利益者、技术优点容易看到。
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这过程对自身的催化，它就以一种与时俱增的速度而加快。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拙。
两次重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0万年到5万年前，其所以能够发生，大概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遗传变化，即人体的现代解剖学进化使现代语言或现代大脑功能或两者成为可能。这次飞跃产生了骨器、专用石器和复合工具。
第二次飞跃来自我们选定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在有些地区早在13000年前就发生了，在另一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发生。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选定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们采纳粮食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粮食生产要求我们留在我们的作物、果园和剩余粮食储备的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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