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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条回归线，终将回归到真善美，而不是热衷于从恶中发现美。热衷于从恶中发现美，只能导致一步步地否定真善美，为假丑恶张目。这样的文字虽然足够先锋，却是以牺牲人性、牺牲人文主义、牺牲人道精神为代价的。
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谬，作为一位十分先锋的文学人，基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相反却提出以古希腊的均衡思想为基础的南方思想，他真正热爱的是给人带来温暖的真实、美好、自然、均衡的“阳光”。
为什么诸多文学家会将其目光回溯到人类最初的文明，譬如一些西方文学家会强烈关注古希腊时期而不是热衷于提出一些非常时髦的理论？事实上正因为所谓先锋、探索、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真善美的否定。这样只会导致对人类正常秩序的破坏，后果相当严重。
在中国，譬如下半身诗人沈浩波之流，其诗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斩断头脑和躯干，斩断腿和脚，只剩下屁股和性。”性是这些诗人的唯一主题，在他们的眼睛里只看到了性，而屁股则是对这些诗人的概括性评价。这样的诗歌固然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在人们对先锋的短暂热捧过后，注定要被晾在一边，被时代所淘汰。
我是很反感当下所谓“先锋、探索、实验”的主张，它事实上只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盲目否定。你今天的诗歌创作固然先锋，但明天就不一定先锋，它导致诗歌创作惶惶不可终日。最重要的是热衷于盲目否定，会使得这些诗人忘记脚下坚实的基础。
诗歌应该还有一个命题，那就是追求永恒，这种永恒我认为就是真善美，就是人文精神，就是人道主义，这是那些先锋派的诗人们所永远无法明白的事实。因为但凡牵扯到这样的观点，这些人大抵会嗤之以鼻、觉得不够先锋。那么，只有被读者彻底否定，被时代彻底摒弃的严峻现实来警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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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文学时代，但同时也似乎是一个最坏的文学时代。首先在于诸多先锋派已经丧失掉了其应有立场，其次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鼓励反思与批评。
先锋派甚嚣尘上，提出各种莫衷一是的主张。使得读者无所适从，最终干脆拒绝文学。这样做的后果是读者们甚至对文学最基本的欣赏能力都丧失掉了。即便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诞生，他们已经无从辨别，无法接受。
因为限制反思与批评，所以在这个时代无法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于是大批速生而速朽的以醉生梦死为内容的作品得以铺天盖地地充斥整个网络、整个时代。初衷也许是好的，其后果却相当恶劣。
所以尽管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伟大的时代应该有伟大的文学创作，但就是无法诞生真正的文学作品。因为某些过时的主张限制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天才作品的诞生。
没有批评与反思，从来不可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就像我们一方面弘扬鲁迅精神，一方面却为今天可能诞生的鲁迅画地为牢，这实则意味着让鲁迅在今天变得平庸起来，变得鼠目寸光，意味着鲁迅精神在这个时代已经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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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还想谈谈我对儒家思想的看法。
儒家思想诞生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思想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是经过争鸣而产生的哲学思想，并不逊色于当时的任何一种哲学流派。
甚至许多法家派的人物最初都是师从儒家的，这同样说明儒家思想不仅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能够成为改革现实的最中坚力量。
儒家思想提倡“齐家治国平天下”，归结为一点，就是试图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这种种思想，比今天任何速生而又速朽的先锋派思想都更伟大。
然而，一旦单纯将儒家思想等同于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之时，儒家便死了，不再是鲜活的思想，而蜕变为一种束缚人头脑的因素。似乎历史越是向前发展，儒家的束缚越是层层加码。从最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时的程朱理学，儒家已经没有了思想，而只是一种统治工具，最后到了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简直让这个国家再无任何生机与活力。我想这并非是孔子的错，而是后继者们的错。所以一部好经是如何唱歪的，就是这样唱歪的。
至于明清之际为何产生大量的新儒家，就是因为在正统统治之下，已经无法产生真正的儒家思想，只有在社会剧烈变革之际，才会真正形成强有力的反思。这似乎是儒家们的一种痼疾，一种宿命。
所以我们今天弘扬儒家思想，应该着力于真正地发展儒家思想，努力成为今天的大儒，而不是单纯地将儒家思想等同为一种统治工具，等同于一种心灵鸡汤。要让儒家思想自由地飞翔，而不是热衷于画地为牢。否则儒家思想不仅无法焕发其应有的活力，相反会变得面目狰狞，成为一种束缚，成为一种落伍于时代的思想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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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弘扬儒家思想，需要更多的反思，更多的批评。
总之，真正发展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更多的反思，更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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