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崔永元开撕范冰冰的爆火，他所带动的转基因争论也被人们关注了一下。
就舆论热度和网民态度取向来看，手撕范冰冰、炮轰阴阳合同这件事，堪称大快人心之举，反对者极少。就目前笔者所见，大V中仅有五岳散人怯怯地质疑：“万一人家真是合理避税呢？”官方也及时发出正面回应，要彻查此事，算是加持小崔了。
本质上来讲，不管小崔的证据有多少、真不真，这都是个法律问题，其实争议性不大，走向也可大致推测：恐怕娱乐圈不久就会有一连串的大风大浪卷起，有些人的命运将因为某些人一时嘚瑟而彻底改变。
但转基因问题争议仍然极大。就在笔者所在的某个微信群里，就此问题的仍然是唇枪舌剑，争议不休。而一旦争议起来，每个人都只会在自己原有立场上，再加上几分坚定；已盖之棺上，再砸几颗钉子而已。心情激动，都会拓展立场，顺便连自己本来或许不是那么关注的领域带进来一起反对。
——这是我很早就不愿与别人争论的原因。尤其是在网上争论，因为你不知道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有没有一样的知识储备和眼光、思路，以及目的——这是讨论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来进行辩论。如果不抱着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目的来讨论，只能是鸡同鸭讲，各自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认为别人是糊涂、顽固。
当然，有些关于转基因的小儿科谬解，可以不必再讨论了。就像这个笑话：“一位大哥发微信真诚地劝大家不要再吃转基因食品了！对孩子伤害很大！他孩子和他做亲子鉴定基因不匹配，就是因为孩子吃转基因食品把基因吃改变了。这些知识都是他老婆告诉他的。”虽然还有一些人对于转基因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笔者自认还是有一点科学素养的，而且当面聆听过农科院的转基因专家在内部研讨会上讲解转基因技术，他保证转基因没有危害，我也基本认同他的话，因为他是专家。而且就目前来说，确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哪个人是吃转基因食品吃出病来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转基因有一些担忧。正如很多朋友都用数据告诉我，坐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我每次坐上飞机都还是战战兢兢，坐火车和汽车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只要能坐地面交通工具时就决不坐飞机。——幸好我们有选择。如果政府犯了神经，强制所有人都只能坐飞机，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我可以断定，因不了解而担忧转基因的人不在少数。如果绝大多数人都理解、接受转基因了，也不会有这么多争论了。所以我认为，规定在食品上标注转基因，让消费者有知情权、选择权，是当前政府最明智和恰当的决定。
现在转基因辩论双方都拿美国来说事，我们不妨也看看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美国是转基因技术大国，也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和消费大国，一直没有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理由是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实质等同”。
但争议一直存在，而且天平在向另一个方面倾斜。就在奥巴马时代，美国通过法案，要求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有趣的是，美国要求不要标注“非转基因”，那样将构成遂转基因的歧视。“政治正确”，一至于此！）
支持转基因的人士非常不理解：在科学界在学术界对转基因的安全性并不存疑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强制标识？还造成大量的浪费。
这就有点像战国时代吴起和田文的争议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
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吴起认为他善于治军、治官、打仗，应该主政；但对于魏国来说，当下最着急解决的是人心安定的问题。前者相当于技术问题，后者相当于是人文命题。
你转基因专家可以组织一百个诺贝尔专家签名，保证转基因无害；政府说，OK，我可以相信你，但你能叫天下百姓都相信黄金大米是无害的么？你能叫汹汹民意消停下来吗？况且目前，转基因又和商业利益呢、甚至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光明正大地推广不行，强制更不行，那么政府偷偷摸摸地允许大规模种植呢？对不起，当代政治不是这么玩的。——这才是转基因标志争议的真问题：政府有没有权利越俎代庖替民众做出选择，哪怕是善意的？
在目前来说，把争议消音，搁置起来，让时间来证明一切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对转基因有信心，而且提倡者公开表明我天天吃，我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给你看，那么你吃上10年，保证能改变一大批人的印象；最好的是你劝吃特供食品的肉食者们也带头来吃，说服效果更强。
从另一个角度讲，一切争论不是为了也不可能说服双方的，其实道理都是讲给后人听的。这一代人谁都说服不了谁，但可以把争议留给后人判断。
我曾经设想过，人类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被自己憋死的，因为他知道人类的一切争论的结果，却没法告诉任何人。
著名科学家玻尔曾经说过：“一种新理论被接受了，不是因为反对它的人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死了。”这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一个尴尬的命题。
一百多年前，拆掉中国第一条铁路的那些人，并没有改变看法，而是后来他们都死了，而后来出生的人都已经生活在铁路是一个客观、合理存在的世界了。
四十年多年前，第一个试管婴儿出来的时候，全世界舆论都在口诛笔伐。现在据说通过试管婴儿出生的人口接近上千万，也就几十年的事情。
科技产品在新出现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接受质疑，等待实践的检验，自己也要不断完善，以说明自己的效果。青霉素是今天最普通的救命药，但在最初一段时间，不也没有百分之百的疗效，也是弄死了不少人。这种情况下，你非要民众都接受，岂不是操之过急。
因此，中美政府，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强制标志转基因的做法，让公众有自主选择权，从纯科学的角度来说是有些浪费，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是完全合适的；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和政治家的不同所在。
【无戒90天训练营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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