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说话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会说话的人无论见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总能凭借巧妙的说辞使得局势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喜欢观察这个世界，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然后便四处游说。因为他们说话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总结，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概括，闻者对照自己日常，发现皆能套用，自然愿意入其门派并将这种理论发扬光大。就像毕达哥拉斯，他到处宣扬其引以为傲的勾三股四弦五，而古埃及人也成功的用他的理论架房盖屋，自然其追随者众多。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上也是各家从不同角度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而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广而告之，互相掰透。儒家更注重人本身的修养，提倡仁、义、礼、智、信、恕、忠、孝，任何听到儒家理论的人肯定都十分认同，虽说不上为什么，但觉得理应如此。道家除了人以外，还延伸到了人与外界的关系，提出道法自然，万事万物相生相克，是对事物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理论也很难让人挑出毛病，自然信者众多。外界的所在就是那样，不会因谁而变化，但是人们看待外界的方式却可以多种多样，自然说话的角度也多种多样，但都是令人信服的，这便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还有一些人总能高屋建瓴，参透事物的本质，看到更深层次的含义，说出的话自然也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南宗禅杰出大师六祖惠能与北宗禅创始人神秀相爱相杀的故事相信大多数人都听说过。有一天，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叫来门下弟子，对他们说道：我同你们讲，世人的生死乃是大事，你们每日只希望得到福报，而不追求脱离生死苦海的方法，如果沉迷于自己的本性，什么样的福报能够拯救呢？你们各自去掂量一下自己的智慧，从自己最聪慧的本心出发，每个人做一篇偈文拿来我看。如果有谁能够勘破人生大意，愿将衣钵相传，为第六代祖。其时，惠能刚入五祖处学法，众人只知道神秀领悟能力超群，都等着他来做偈。神秀偷偷在墙上写了一副偈：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罢此偈，亲自告诉神秀说：你这篇偈文还在门外，尚不能入门内。惠能当时虽然大字不识，但听别人念罢此偈就知道这篇偈文未见本性。于是他也托人写了一篇偈文，这便是著名的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惠能所作偈文确实更见真谛。当然，五祖害怕神秀会有别的想法，看完赶紧拿鞋把惠能所作偈文擦掉并对惠能说也没见本性，后来半夜三更悄悄将衣钵传予他并亲自护送他离去，这些都是后话。
同样与惠能六祖有关，在《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六祖从五祖那里接过衣钵后隐居起来，一次经过广州法性寺时遇上园丈印宗法师开讲《涅槃经》。好巧不巧，一阵清风吹进讲经堂，将佛幡吹舞起来。一个和尚说是风在动，另一个和尚说是幡在动，六祖笑曰：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虽然六祖的答案稍有唯心主义，但其所言确实要高明很多。这是说话有大智慧的表现，所言皆可传世，耐人寻味。
作为普通人，或许我们很难做到如圣人般口灿莲花，但因时因地，见机而言有时可以扭转乾坤，化腐朽为神奇。
曾国藩乃晚清名臣，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修身律己，以德求官，以忠谋政，对清王朝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国藩上书咸丰帝痛陈财政困难、军队无能并建议裁军。咸丰帝认为荒唐至极，未作理睬。见没回复，曾国藩又写了一封《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封奏疏中，曾国藩竟将百姓造反、吏治腐败归咎于咸丰皇帝，说他只会整日注意一些琐碎的事情，太平军如日中天，皇帝竟然没有任何计划，连地图都是康熙年间的。接着还批评咸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喜欢听好听的，听不进反对的话语，刚愎自用。咸丰帝看完曾国藩的这封奏折狂怒不已，大吼着要给他治罪，并问底下站着的军机大臣祁寯（jun）藻：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How can I be like that? 简直胡说八道，祁寯藻，你咋不言语？？？这时的气氛是很紧张的，祁寯藻作为首席军机，应该保护直臣，但又不能直接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他说的对！”，那无异于火上浇油。思来想去，祁寯藻只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这意思很明白，皇上圣明，底下的臣子才敢说这么直白的话。这四个字简直如神来之笔，既对了咸丰崇尚虚文的脾性，又把曾国藩一下子说成了于国家有大贡献的直臣，巧妙地化解了这尴尬的局面。咸丰听了祁寯藻的话，思来想去，说道：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说罢大笔一挥，写下一道圣旨，晋封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说话是门大学问，无论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还是市井乡间的巧言俚语，都值得我们细细咂摸，慢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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