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会记得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但对这起义的导火索却大多一眼扫过,不怎么关注。其实这导火索说起来确实稀疏平常,就是征粮,但有些地方这二世做得却有点意思,值得后人借鉴。
话说自从二世将兄弟姐妹屠杀得一干二净后,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肆意狂欢,好体验这帝王位带来的乐趣。首先,就从续建阿房宫开始。毕竟阿房宫的规模确实宏伟,一旦建成,将是前无古人的建筑,自己住进去也好享受享受。遂下诏书道:
先帝谓咸阳朝廷过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而先帝崩,暂辍工作,移筑先陵,今骊山陵工已毕,若舍阿房宫而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朕承先志,不敢怠遑,其复作阿房宫,毋忽!
可怜那些役夫,诏书一下,又要前往服役。于是,这阿房宫里里外外又充满了人。考虑到役夫人数众多,容易生叛,二世又下令从全国各地征集武人五万,入宫卫戍,以保二世安全。
由于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包括原有的太监宫女,咸阳的粮食消耗剧增。没有食物这些人肯定造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下令全国各个郡县必须筹办粮食,按时运入咸阳。同时还下令不得在咸阳城三百里内采购粮食,以免消耗京畿的粮食。
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不顾实际地征粮,这到头来苦的还是黎民百姓。试想在秦朝严苛的制度下,官吏还能有多少的钱财去买粮食,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只好向百姓加征。本来秦朝的税就不轻,加上这么一闹,百姓的生活真是难以持续下去,弄得是十室九空,家徒四壁,甚至是卖男鬻女,换得钱财,来上交这额外的赋税。二世久居深宫,自然不懂民间疾苦,只为了自己的私欲来横征暴敛,必招致灭亡。
二世这一征粮行为使得百姓叫苦连天,家破人亡。但在这征粮的计划中,却有些地方值得深思。
这征粮的诏书中,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不得在咸阳三百里内购买粮食。换言之,所需要的粮食必须从各地征来,不得动用京畿资源。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风险转移,如果仅仅从咸阳附近征收粮食,虽然可以满足一时的需要,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咸阳附近的粮食就会全部被征收完,到时百姓没有粮食,必定造反。由于这距离太近,万一发生叛乱,极易影响皇帝自身的安全。
但如果禁止动用咸阳三百里内粮食,到了紧急情况下就可以马上调用这个地区的粮食。而在修建阿房宫的过程中,则将这种粮食危机的风险转移到各个地方。这样即便发生重大叛乱,中央也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响应,不至于过分被动。这三百里就是一个缓冲带,三百里外发生叛乱,必定要经过这三百里地,才能到达皇宫,这虽然未必能保证在三百里外围就将叛乱彻底镇压,但至少这三百里地就能将这些风险稍加分摊,不至于将全部风险都让咸阳承受。
这就是一种外轻内重的管理,外就是各个地方、内就是咸阳。由于郡县制的推行,各地官员都不拥有十足的对抗秦朝的能力,远逊于藩王,加上秦律严苛,官员大多只能服从上级命令,接受这些分摊下来的风险。但全国郡县何其多,一分摊下去,比起允许从咸阳三百里内购置粮食,发生造反的风险就会大大下降。
只是这阿房宫的工程实在过于庞大,调用民力太多,百姓叫苦连天,即便将这些风险分摊到各个郡县,都仍然不小。况且后来的多地暴动,恰好证明了这风险即便分摊后,仍然超出了秦朝所能承受的范围,终致其灭亡。
从二世征粮这件事上,其实有两点值得学习:一是风险转移,二是正确认知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转移这步看,二世似乎做得不错,但他不施仁政,岂会知道下面早已是怨声载道,他根本承受不起阿房宫工程带来的灭国风险。人还是需要有自知之明的,否则即便表面上风险转移得再好,实际上只是徒劳无功,根本就没有转移走。
可以这样说,二世根本没有真正考虑到这件事情的风险量大小。所谓风险量,就是不确定的损失程度和发生的概率。前者的最严重损失莫过于身死国亡,后者他则彻底低估了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阿房宫加上苛政,这风险量实在太大,他根本承受不起,但他偏要一意孤行,这样看来,秦二世而亡也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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