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精神强度这个词。
非常达利。我在看达利的油画时常常会想起这个词。他反对时间,把时间变成变形的钟表挂在树上,把沙发做成马桶。那种精神强度可以把一切都曲,他的画不凌厉,但看后震撼之,是无限的激荡,好像得了脑震荡的人,好长时间会缓不过来。
其实精神真是最形而上的东西。最不可靠,也最可靠!就像过分美于一种植物的叫法。我喜欢铁线蕨这个植物,只是喜欢它的叫法。在蕨类植物类,它有一种突兀的美。我喜欢类似于它的人,干净、倔强、饱满……喜欢长风浩荡,喜欢渺目烟视……内心里越是田野旷人稀,它呈现给艺术的越是生动疼痛。
一个作家说,三十岁以下的爱情不可靠,因为完全是利比多分泌太多的结果。三十岁以上,意识形态完全成熟了,步入了一种精神领域,再喜欢一个人,精神的成分要站得住脚。
即使和爱情不沾边,有精神强度的人,不会轻易被打倒。虽然有时候他很脆弱,但这脆弱,其实是艺术里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架,犹如寂寞花园里一朵绮丽的花,安静地开,安静地谢。
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记录清华物理系教授叶企荪。钱学森、杨振宁全是他的学生,他开中国物理系先河,终生未婚。把自己交给了物理,交给了学生。在文革时期,被说成特务,为了不牵连学生,在清华遇到学生时,他假装不认识。有学生上前打交道,他摆着手说,不要来,不要来。那时他背已驼发已白,每天不说一句话。他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床上放着整撂的物理书。而他睡觉的地方,只是一张椅子。事后有人问过他,觉得寂寞吗?孤独吗?绝望吗?他答,我有物理,有书,有天空,有深邃的精神。如果不是精神世界的强度,或许他早就和些大师一样选择自杀,投湖或悬梁。他倔强地活在自己芬芳世界里,一直到生命最后。
看杜拉斯传,惦记于这个女人的精神强度——她的一生,总在打倒别人,从来没有被别人打倒过,即使爱情。她用她的文字打倒读者,用她的爱情打倒男人。在离别时,她不哭,男人哭,在爱着时,她得意地说,你多幸运呀,你爱上我,你爱上这么著名的一个作家!
她一点不卑微,一点不示弱。不,一点也不!
我在她的强度里感觉到了无限的软弱。她没有性别,她是杜拉斯。她说,我渴望堕落。
而大师黄永玉,一直在用画来表达他的精神强度。“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这是黄永玉同他表叔沈从文聊天时说的话。
黄永玉问表叔,这样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沈从文答,“懂了就值了。”
是啊,懂了就值了。
这世间,必有一种懂得是精神,穿越灵魂,幽幽而来。总有那个明白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的惆怅的人,总有发个信儿就刹那间说慈悲的人,因为,他的精神强度恰巧与你在一个线上,不远,不近,你说,他懂,他说,你懂。
即使没有那个一起来看杏花的人,还是饱满的。因为内心是强大的,是蓬勃的,是生生不息,是杏花春雨里最美的笛声,是一个人的自斟自饮。是徐悲鸿说的那句,“我就要一意孤行。”
那些有精神强度的人,是金,藏于内心。不显露,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会闪现出非常动人的光芒。
即使放在最孤寂的地方,它不凋落,放在最热闹的地方,它不张扬。
它用精神支撑着内心,那个花园里,妖妖地开着一朵又一朵世间难寻的花,如果你进得去,那么你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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