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票拟，也叫作票旨、条旨，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呈递皇帝批示以前，先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这实际上就是“票拟批答”，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政体下，这种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意见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
首先，内阁学士们只有奉命拟旨，没有建议决定权。在汉唐时期，宰相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如果皇帝发布的谕旨有违祖制，宰相除谏诤之外，还可以拒绝发布。封驳皇帝的谕旨，这在明清两代是绝不可能的。
其次，内阁只是拟旨，不能直接指挥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
皇帝不见内阁成员，而内阁又不能代替皇帝统治帝国，皇帝又不能没有贴身秘书，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皇帝们选中在深宫陪伴他们的太监来充当贴身秘书，这就是宦官组织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王朝一切权力都归皇帝，各级官僚机构事无大小都要向皇帝报告，按照事务性质的不同，使用“题本”或“奏本”上报，得到皇帝的批复后才能照圣旨执行。从理论上，皇帝应该阅读所有的题奏，亲自做出批示。但皇帝一人确实难以胜任，故必要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秘书分担一部分事务。内阁建立之后，送入宫中的题奏一般发送内阁，由内阁大学士阅览后，用墨笔在纸条上拟旨，贴在题奏上交皇帝审定，皇帝在所拟旨上用朱笔批改，便具有法律效力。
公文书是国家政令信息往来的重要形式。在古代国家，君主的诏令和臣工的奏章是国家最重要的公文，在各级官府之间，也存在上行、平行、下行等公文。文书运转在国家机器运行中起到血脉流通和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保证文书工作质量、效率和严谨，国家相继制定出严格的法规。文书制度是各时期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行政运行的重要环节。
明代把臣僚的奏事分为题、奏、表、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译等十类。“题”是内外衙门的例行公事；“奏”是内外官员的申奏文书；“表”是内外官员陈情、建言文书；“讲章”是上奏御览的经义解诂；“书状”是官员的行状履历；“文册”是有关部门呈送祭祀册文等文稿；“揭帖”是由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书；“制对”是应对皇帝的诗文和所提出问题的对答文书；“露布”是军情捷报；“译”是各种非汉文的翻译文书。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两代臣僚使用最多的是题和奏，也称为题本和奏本。明代“凡内外各衙门，一应公事用题本，其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若乞恩、认罪、缴敕、谢恩，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伸诉等事，俱用奏本”[5]。也就是说，有关钱粮、弹劾、兵马、刑名等具体政务都要用题本，钤印署名具题，是正式公文；凡到任、升转、谢恩、请罪、代军民申诉陈情及官员本身的私事用奏本，不用钤印，仅署名具奏，是非正式的公文。题本和奏本的上呈，京官可以直接送至内阁，外官则经由通政使司转送内阁，然后上达皇帝。
2.诏书有三种表达形式：第一种是皇帝主动发布的指令，开头写明官职和大臣姓名。第二种是回答群臣的奏请，相当于现在的“批复”，中间经过尚书令转达，如果皇帝作出答复，写：“制曰：可。”“制”是下级有关大臣对皇帝表态的专用名称，含有皇帝裁决的意思，“可”是皇帝同意的话。第三种是尚书令代复式，即尚书令根据皇帝的既定精神，回复有关大臣的奏请，写法上不写“制”字，只回复“已奏”，意为已经有人奏请过，皇帝也已有过既定指示，并告其按所奏批意见办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已奏”的既定指示精神一定要保持和现在大臣所奏请的意见一致。
ps:研究研究，这个形式还没搞懂。
3.（1）版本目录学；（2）古籍校释学；（3）比较文献学；（4）文学文献学；（5）美术文献学与美术史；（6）古籍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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