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五一：该说不说

《传习录》二五一：该说不说

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

先生曰：“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该说不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

《论语》中评价子路——“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子路这个人，听闻到道理之后如果没来得及实践，就唯恐再听到其他的。很显然，实践出真知，子路是孔门弟子中的实践派。即便是这样的实践派，孔子还是要悄悄把他拉到身边，叮嘱告诫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很显然，在孔子眼中，子路这个实践派，还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在另一个场合，孔子曾经给过一个该说不该说的标准：“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一句话，该说不该说的标准麻烦得很。该说不说，失去做朋友的本分；不该说时说了，说了也白说。

如此一来，既不“失人”，又不“失言”，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了。可问题是不能兼得时呢？到底该“失人”，还是该“失言”？

孔门圣学如果脱离“明心见性”这个根本去理解，会有许多这样的模棱两可。而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最终决断，一定是离不开“允执其中”的心的，这个“允执其中”的心，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讲的“意之灵明”——心中的“良知”。人心可能是阴暗的，也可能是蒙昧的。唯有这个作为本体的“良知”是本然灵明的，用孟子的话讲叫“不虑而知，谓之良知”。

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去除人欲对“良知”的蒙蔽，自觉以“良知”去觉察“该说不该说”，就会简单许多。

比如黄勉之问及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很显然，不是永远不同他讲说高深的学问。而是不在他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强他所难同他讲高深的学问。

该不该讲说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那便是是不是真正有利于对方。

说了对方也不能接受，说了也于对方无益，当然就不说为好。为什么“不可以语上”，却偏偏有人去说呢？明明知道对方不能接受，明明知道多说无益，对方听了也无益于处境的改善。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好心的讲说，说到底，是讲说者在求心安——听不听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说过了。你能不能抓取到是你的事儿，反正我给过了。很显然，这是讲说者的私心在作祟——只求自己心安而罔顾他人感受。

黄勉之问：“孔子讲‘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才智天赋在中等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说高深的学问。天资愚钝的人给他讲说高深的学问尚且无法使他有大的长进，何况不为他们讲说呢，这样做合适吗？”

阳明先生说：“不是圣人始终不为他们讲说，圣人的心中，巴不得人人都能‘学为圣贤’。只是人的天赋资质不同，施教时不可以混同起来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智天赋在中等以下的人，即便同他讲说‘性’、讲说‘天命’，他也一时无法理解，需要通过慢慢地提升、琢磨使之循序渐进。”

回过头，再来看孔子的判断标准。他的标准只有一个——让人因我而受益。对方不能受益便不讲说，对方能够受益，就好好讲说。

可与言，还是不可与言，只考虑是否能让对方受益。如此一来，事情便简单多了。我的存在是为了让对方受益，对方好起来了，我“目之所及”的世界也就好起来了，最终“我的世界”也就好起来了。所谓的“允执其中”的中，其实就是我胸膛中跳荡着的这颗心，只不过这颗心天然地以天下万物与自身为一体。只要能时时保持这颗心的“中”，就能让“我的世界”越来越美好。

王阳明讲“不是圣人终不与语”——不是圣人永远不同“中人以下”讲说高深的学问。他只是在寻找时机而已，他只是在选用其他方式而已，他只是相信“中人以下”者也会日生日长。他只是相信在慢慢地琢磨、提升中，“中人以下”之人会慢慢地有所领悟，慢慢获得“可与言”的机会。

该说不说，性与天道，不是能靠讲说领悟的。否则子贡也不会抱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连子贡这种位列“七十二贤人”之列的弟子，都没有机会听老师讲“性与天道”，“中人以下”者，还有什么好懊恼的？

该说不说，《中庸》讲得多明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什么是“性”，什么是“命”，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