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回来,总觉得应该写写在长隆的那一天,像一个孩子天真放松的一天。想想那天也的确没有什么特别,若非要找出特别的地方,便是在整个快要过完的一年里,从没有如那个整整一天,让自己的身心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休闲。
严格的说,在长隆的那天是从上午9点半开始的,到晚上的9点半离开。这之前是在海珠,还学着广州人吃了近一小时的早茶。9点半以后的全部白天,也只是呆在长隆旅游度假区的一隅——野生动物世界。你可能觉得单调和好笑:“的确是哄孩子的地方。”
但境由心造,“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想起刚上大学时第一次跟同学去旱冰场,一跤一跤的学。一个溜得熟练的同学看到我满满的兴致,也曾有过类似的费解。这种野生动物园我当然也玩过,甚至还见识过比八达岭那疙瘩还危险的玩法。“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坦白地说,子不知,我也没知。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常常忍俊不禁,一笑不起。看到獴哥拥抱会会心地笑,看到白虎跳水会开心地笑,看到考拉酣睡会怜惜着笑,看到狒狒空翻会惊叹着笑,狗熊猫熊、鹦鹉鹈鹕、猩猩河马,它们像约好了一样将我的笑点拉得很低。晚上看长隆大马戏,又常常随着人群像孩子一样不自觉地惊呼。动物们的搞笑表演,演员们的惊险动作,周围弥漫的欢愉氛围,……是这些吗,我要找的答案,我的长隆的那一天带给我的?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你猜对了,而我做到了!长隆那一天扮演了分界线的角色,至少对我眼前的时空。
高中时老师在讲到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说这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对比朱自清的几天困扰,我却有差不多快一年的经历,还没计算进前面一年的潜伏期。今天看到一篇关于直觉的文字,害我又一次把自己对号入座。它说那些只是单凭直觉就意识到的某件事情,最后十有八九都是真的。世界对于我,也逼真地开启了上帝模式:在某一个瞬间,人生的污浊、畸形、歧路一古脑地倾倒给我,我才明白曾经的梦,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然后终有一天欺到了自己,才内视到自己心中的荒旷,和无措的灵魂。
其实,一个人在天地间就如庄子说的马体一毛,渺乎其小。你看到了别人的张牙舞爪,恰恰因为你在坑里,你的自怨自艾甚至连别人讥讽的兴致都挑不起来。于是,长隆那一天的意义,正在于没心没肺的专职休闲里让我放下了许多。就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突然的解脱归还了我忽临的轻松和快慰。
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了几天,就自言自语:“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我的“颇不宁静”,要长得多哩,当然还应做得更彻底些。还自己赤子之心,做回婴儿的天真烂漫吗:不高兴,就找小伙伴打个痛快架,打疼了哇哇大哭,哭完了一抹脸,照样屁颠屁颠地去搬砖弄瓦、捉迷藏,绝没有那些害人的瞻前顾后?估计陶渊明也没做回去,才无奈地挥手:“我醉欲眠卿且去。”更何况凡夫俗子如我呢!
那天晚上从长隆大马戏剧院离开时,真不想从孩子般的欢欣雀跃中走出来。又一周多时间过去了,长隆的那一天,是否像老中医用棱针将我刺醒,而真正的疗效,还要来自心底:搬开现实的重载,让心灵走出疲劳与倦怠的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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