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四十五回“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中，唐僧师徒四人途径车迟国，发现当地寺庙尽毁，僧人锁镣缠身，形同奴隶，时刻有性命之忧。
其实这一幕不仅存在罗贯中虚构的小说之中，还屡次发生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士兵屠戮僧人
北魏本是鲜卑族政权，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迁都到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再到河南洛阳。这是一个由草原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从军事部落制向行政官僚制转变。要想完成转化，最适宜的方法便是采纳中原的中央集权和儒家治国，强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
北魏迁都路线
北魏从一开始就把汉朝的儒教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不断地将北方的文化进行重建，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拓跋焘重用儒家名士崔浩，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
后来道教开始在北魏崛起，有一次拓跋焘想要出兵大夏（位于今陕西榆林），朝臣们对是否出兵意见不一，道士寇谦之却坚定地说：“必克！陛下神武，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拓跋焘出兵后果然攻入了大夏首都统万城，从此拓跋焘的征服之旅一帆风顺，他花了大约十五年，相继收服了柔然（今蒙古国）、北燕（今辽宁西北）、北凉（今甘肃西部），统一北方。
这时，拓跋焘的功业足可与魏武帝曹操媲美，他对寇谦之的预言更加信服，尊其为“寇天师”，甚至将年号改成“太平真君”。
一时间北魏境内儒道两教并重，儒教的崔浩、道教的寇谦之和平共处辅佐皇帝，一片太平盛世。可令拓跋焘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北魏领土蔓延到了陕西和甘肃，一个庞然大物悄然而至。
大夏与北凉毗邻西域，佛教盛行，在北魏吞并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僧人出现在了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刚开始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兴起持包容态度，可是随着僧人的急剧扩张，崔浩和寇谦之都开始不安起来。
佛教东传路线
从西晋灭亡到北魏建国的百余年间，汉人与胡人先后建立了数十个政权，相互征伐不断，动辄屠城殆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终日笼罩于战乱之中的穷苦百姓，万分期待着一种精神慰藉，想知道如何才能脱离苦海。
佛教初入中国的时候，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道教的附庸。为了迎合中华文化，甚至有老子李耳在西域化身佛陀的说法。可一旦佛教思想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发芽，便显露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佛教的轮回因果之说吸引了饱受战乱之苦的底层民众，而佛教严密的思辨性也让上层社会深深着迷。外来的佛教和本土儒道两教的矛盾便愈发不可调和了，拓跋焘之所以对佛教发难，崔浩和寇谦之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教派信仰之争，佛教的发展壮大，为国家经济造成了重大的负担。北魏寺庙僧侣众多，不但要给予田产，还有免除僧人徭役，佛教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寺院经济体，僧人占有的财富急速膨胀。北魏时期有寺院三万多所，僧尼有二百万之众，占北魏编户人数的十五分之一。
寺院和僧人急速膨胀，而僧人又不在国家赋税的征收的行列之中，如此必然造成了国家大量赋税的流失，同时寺院经济膨胀不断兼并土地，使得寺院经济与社会经济也矛盾重重。
中原第一所寺院——白马寺
拓跋焘担心北魏经济被佛教拖垮，加上崔浩和寇谦之恐惧佛教文化的入侵，打压佛教便迫在眉睫。可是强迫和尚还俗，和尚们阳奉阴违，白天还俗，晚上就逃走了，继续跑到皇帝管不到的地方当和尚。
于是，一个狠毒的阴谋诞生了！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拓跋焘出征平定杏城(今陕西黄陵县)叛乱，途径长安时，声称在一处寺庙中发现了大量兵器、巨量财物和被囚禁的妇女。
皇帝宣布他们的罪名是聚众谋反、贪财淫乱，整个长安城的佛寺全部受到了连累，经卷被焚烧、僧人被处死、佛像被毁坏。随后，将这场灭佛行动推向了北魏全境。不仅坑杀僧人，毁坏佛像，而且信仰佛教，制造佛像的人，也要屠杀，致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然反抗者不是唐僧师徒四人，而是慧远大师。
慧远出生于雁门郡（今山西原平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从小资质聪颖，勤思敏学，十三岁时便游学许昌、洛阳等地。他精通儒学，旁通老庄，二十一岁时，前往太行山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方知老庄为糠秕，于是悟彻真谛，发心舍俗出家，开创了佛教分支——净土宗。
慧远大师画像
早期从西域来的僧人不服从世俗政权，拒绝跪拜皇帝。这一点在初期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容忍，毕竟他们是外国人，也不懂中原礼法。可是当佛教中国化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僧人出现了，如果按照以往的传统对皇帝不行跪拜之礼，皇帝的威严必然受到挑战。
于是东晋权臣桓玄发起一场辩论，讨论僧侣是否应该跪拜皇帝。慧远大师既精通佛法，又通晓儒道经典，旁征博引地写了一篇文章叫《沙门不敬王者论》。
文章中慧远讲道出家人不理世俗之事，以修行大道为己任。一旦大道修成，则可以泽流天下，普渡众生，这是至德至孝的事情，不应该用俗世的礼节来要求僧人。
这一套理论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不仅说服了桓玄，还成了后世僧人处理与皇帝关系的准则，像极了罗马帝国教皇与皇帝的共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统一北方后，出于和拓跋焘同样的动机开始灭佛行动。慧远大师从庐山赶至邺城（今河南安阳市），与皇帝展开了一场载入史书的辩论。
北周武帝——宇文邕
辩论中慧远大声质问皇帝怕不怕下地狱:
“陛下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可是不管贵贱，陛下难道不怕么？”
宇文邕却坦坦荡荡：
“只要百姓安乐，我不惧地狱诸苦！”
与拓跋焘不同的是，宇文邕的灭佛手段就显得温和许多，甚至对于诅咒自己下阿鼻地狱的慧远大师，也并没有为难。
拓跋焘的杀戮是因为北魏的户籍制度尚不完善，皇帝对社会基层控制力弱，全国和尚的户籍，皇帝也查不清。
宇文邕的宽恕是因为北周的户籍制度、度牒制度已经初见成效。朝廷封有了和尚的户籍信息，哪里有多少和尚一目了然。皇帝把和尚还俗安排到地方后，地方的乡长里长可以把他们看住，还给他们分配土地，这样和尚就跑不掉了。
最终，北周兵不血刃一共退僧三百多万，占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参考资料：
《广弘明集》唐 释道宣
《魏书 释老志》北齐 魏收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 武汉大学出版 2008年
《中央帝国哲学密码》 郭建龙 鹭江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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