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民国以来的《诗经》研究
1、胡适
胡适是《诗经》现代研究的开山人。专题论《诗经》的文章有：《论<诗经>答刘大白》《诗三百篇言字解》《谈谈诗经》；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专著中也有论述。
关于《诗经》，他较早打破“经书”等概念，提出《诗经》不是圣贤遗作，也未经孔夫子编著，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要推倒经说，当作古代歌谣重新研究。他认为，两千年的《诗经》研究史“一笔糊涂账”，应该进行一次清算，从异文校勘、音韵研究、字句训诂、见解序说四大项来总结。
2、古史辨派的研究
胡适在二十年代后期提出“整理国故”，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派取得较大成绩。关于《诗经》，提出“《诗经》诗古代诗歌总集，包含着大量的民间创作”，古史辨派支持孔子非删诗说。顾颉刚进一步论证三百篇全部入乐，否定宋儒说法。对风雅颂的分类和编排体例，也有贡献。
关于颂，“颂”“庸”古字通假，“庸”即“镛”，一种大钟，其音庄重，颂由“镛”伴奏，配合舞蹈，是诗、歌、舞三合一的宗教性祭祀乐歌。
“雅”释为正，古今“雅”“夏”通用，周王畿本是夏人旧地，周人有时自称夏人，其言称为正声，雅言就是标准话的意思，雅乐就是宫廷贵族的正乐。
“风”的含义，长期争议。顾颉刚考证，“风”就是乐调，“所谓《国风》，犹之乎说‘土乐’”后学术界一致认为：风的本意是地方乐调，国风就是各国的土乐。
三百篇一部分是由王廷乐馆制作，一部分由公卿列士献诗，一部分由各国采集，集中加工。其用处，一是典礼仪式演奏，二是公卿列士陈诗进谏。这是一直以来公认的说法。顾颉刚进一步对三百篇在春秋时代的应用做了论述：春秋时代诗三百广为流传，应用范围超出最初目的，列国人士普遍“赋诗言志”，成为社交场合表达情意的工具。
3、郭沫若的研究
1923年郭沫若出版《卷耳集》，是《国风》四十首情诗的今译，也是第一本《诗经》今译。
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甲骨文、金文等材料探讨古代社会形态。《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在思想上之反映》，比较系统研究了《诗经》所反应的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变化。
1945年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
1952年的《奴隶制时代》对《诗经》对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评价。
4、闻一多
闻一多是现代《诗经》研究大师。其《诗经》研究著作已有十种：《风类诗抄》《诗经新义（二南）》《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高唐神女传说中之分析》《姜嫄履大人迹考》《说鱼》《歌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匡斋尺牍》等。
关于《诗经》等总论，闻一多屡有新见，从文学史等广阔视野来考察诗歌的起源，认为诗与歌本是不同的，两者合流产生了《诗经》，在中国发挥的巨大的作用。
他提出要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认识《诗经》真面目，一是要读懂文字，二是要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三是用文学的眼光看待。
他还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认为“训诂学不是诗”；主张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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