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书：《我们仨》,另一种幸福，就是一家三口阴阳两个世界相聚。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周末荐书：《我们仨》,另一种幸福，就是一家三口阴阳两个世界相聚。

除了引发众人对于这位文坛女匠的缅怀之外，更多的是消费对于杨绛先生、钱钟书夫妇的争议，有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蹭热度也跟着盲目抹黑。

虽然我也是一个蹭热度的自媒体人，但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流量明星。

对于这些作家和文坛泰斗，我都是拜读完他们的作品之后，写完读书笔记，沉淀两个月再写他们的书评或者为人。

杨绛是二十一世纪在我心目中仅存的称为先生女作家，因为除了她的为人以及钱钟书夫人的名号之外，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人生的余辉在写作和翻译外国作品。

杨绛去世之后，在网络上引起了这样的讨论，杨绛、钱钟书是知识分子吗？如果是知识分子，那是沉默的知识分子吗？

他们在那个年代是沉默的吧？这是杨绛去世后引发的争论，乃至于杨绛夫妇的批评。

在我的心目中，杨绛和钱钟书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虽然我说的话没有份量。

虽然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人格、公共情怀、批判精神，以及杨绛夫妇没有做到这点，只是独善其身罢了。

但实际上，杨绛、钱钟书也并非仅仅独善其身，并非完全沉默。

如钱钟书拒绝参加别人想参加都没机会的国宴，如杨绛写出了反思知识分子改造的《洗澡》、《洗澡之后》等书。

但我通过看那个年代真实的文献资料，，我会抱着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会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

除了个别知识分子外，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保持了沉默，都接受改造。而之所以如此，并非完全是他们被迫的，而是半被迫、半主动。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也给予了回应,这个是我在自媒体里面找不到的，说明有些人写文章就是为了速度和蹭热点，根本没有用心去读先生的文章。

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一样，都是低调和沉稳的，一心只做文学。

也一向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

《我们仨》出版后，杨先生不同意为书做宣传，觉得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她不喜欢。

杨先生提出，她自己不接受采访，媒体也不要谈这本书。

杨绛写道：“能和钟书对等完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树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

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树和我就以此自解。”

“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当杨绛先生在《我们仨》写道自己心爱的女儿钱瑗去世时，我是在眼擒泪水车内看完到这段文字的。

钱瑗（乳名圆圆，原名钱健汝），在杨绛的心目中，她思维灵活，视野开阔，为人也非常较真，注重格物致知。

一向孝顺父母，对父母百般体贴。

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小时候，圆圆十分乖巧、听话。长大了，她会照顾、陪伴父母，会像“妈妈”一样管着母亲，她始终是杨绛和钱钟书的安慰和骄傲。

关于《我们仨》的描写，杨绛先生真的是用尽了心思去写，当然她不是爽快的在回忆。而是采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在我们平时的写散文中不太常用。

但正是这种描写手法，让《我们仨》成为杨绛晚年最有力的代表作。

她用梦境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一“万里长梦”，讲述了一家三口在人生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回忆了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先后离去的过程。

在文中这样以梦来想念钱瑗：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圆。

杨绛在文中写道：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圆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书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

2002年冬天，杨先生终于开始写《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

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

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

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1994年夏、1995年冬，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

1997年3月，钱瑗走了。

“此时钱钟书还在发烧着，我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我把她的病情细细告诉。

她腰痛住院，已经是病的末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那一节小骨头痛，以后就上下神经断连，她没有痛感了。”

杨绛在文中写道自己告诉钱钟书去世的消息。

其实这本书也有钱瑗的三篇文章，钱瑗病重时写给父亲的信，杨绛先生给女儿写的便条，钱瑗为父亲画的生活小像。

钱瑗去世前在病床上写的五篇小文，杨绛先生亲自选定了其中三篇，也一并收进附录。

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也去了。

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绛先生心里的哀痛谁能分担。

寓所与驿站，古驿道和医院，虚虚实实，相互交错。而虚实交错中，更使我仿佛也在亲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杨绛在作品结尾所说：“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们仨》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杨绛老年时的一个梦境，以“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拉开全文序幕。

第二部分，杨绛用梦境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一“万里长梦”，讲述了一家三口在人生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回忆了女儿钱瑗、丈夫钱锺书先后离去的过程。

第三部分杨绛采用回忆录的写法，从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下笔，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

直至1998年女儿与钱先生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钱瑗和钱钟书先后去世，一生的伴侣、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

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家庭63年的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2002年杨先生92岁。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她用三四个月写了出来。

一个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恸化成平和的文字，给读的人以温暖和安静？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如果我的家庭没有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那么我是根本读不出杨绛先生文字中的温度。

很不幸的是，我是失去了母亲，而杨绛先生是晚年丧女和丧偶，这种打击没有人扛得住，扛得住能写成文字的也没有几个，所以我真心佩服杨绛先生。

每当读起这本书，我的眼前就会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安详的老人，坐在三里河洒满了阳光的床边，写下一份至情至性的回忆。

这是外人看杨绛写作的场景，这让我想起陈忠实老师写《白鹿原》的场景。

在写作之前，陈忠实老师自己会安静半个小时，然后把自己一个人关进房子里，在沉思。

他不是在构思如何写写小说的情节，而是等小说的人物从房子的各个角落走出来，围绕在他的身旁，和他融为一体。

2003年初，虽然杨绛先生没有借助炒作和媒体的力量，甚至”挂倒挡”，不愿意让外人帮她宣传《我们仨》。

大的背景还有SARS的封锁。

她认为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她不喜欢。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书一上架，《我们仨》就成为读书界的热点。

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

是这个学者家庭里的温暖情感，将读者的心和书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这本书上市了很多年，但是每年都会加印，一再刷新图书的新纪录。

甚至席卷了台湾省，连挑剔的台湾文化圈和台湾读者都对这本书高赞不已。

台湾中国时报评选“2003开卷好书奖”，《我们仨》获得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的第一名。

评委会的评语是：“92岁高龄的杨绛，以平和笔调记录了她与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及女儿钱瑗相守63年的人生经历。

让读者与她一同沉浸于苦难与幸福、快乐与忧伤交织的人生实境中。

书中收录了三人往来的文字、书信与图画，不仅如梦似幻地道出挚情难断的依恋，

也在清丽幽默的文字中浓缩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

国内新浪网评选2003年度精品图书，《我们仨》名列网络读者投票第一名，“网络读者年轻人居多。

杨绛先生得知这么多获奖和年轻读者的高度评价这些事情后，很高兴。

说“没想到年轻人也喜欢看《我们仨》。”

如今这本书我还在继续撰写着读书笔记，和我平时推荐书有些不太一样。

因为这本书真的触动了我，所以我不得不有些躁动想分享这本书。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赞叹《我们仨》这个书名实在太好，在《古驿道上的失散》一文中。

他写到：“书出之前，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当时心中一震。

这个书名实在太好，自听说后，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像在拉家常，但满含自豪的意味。

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

杨绛先生动情的在结尾第二段写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了我一人。

在书的封底写了这一段话：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族，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以此文致敬《我们仨》和杨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