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图时代
三百多万年前到数万年前的人类文明遗址，仅仅留下一堆旧石器；三百万年后的现代人类文明遗迹，也许是一堆沙子，放大一千倍看就是石头、铁块、铜块、瓷块、金银、塑料、骨化石……。
现代的所有是非成败、善恶纷争，也终将被岁月碾碎，统统化为沙尘。
三百万年后，人类可能的生活状态:
好的情况是文明未中断且程度高到无法想象:人与万物和谐统一，地球或别的星球被人类打造成一个个巨大的高级生命体，任何生命间都可以交流思想。读史不必翻书，用技术手段亲见即可；划分等级、垄断欺诈等自私野蛮的低级行为早已彻底消失于人类社会；身心健康使人类不知病为何物；物质财富只是通向未来的载体，不再是葬送未来的坟墓；人心淳朴透明，所有人言行默契、心灵相通……
坏的情况是文明在名利与利益的纷争中全数毁灭，各种人造的致命污染大比拼，使创造人类生命的智慧体因环境被严重破坏而受损，所有人类因此智力受损、体貌畸形。但只要创造人类生命体的智慧体还没灭绝，人类就还可以繁衍下去，经过无数代优化，逐渐适应并以某种污染源（不再是氧）维持生命，三百万年后，人类再一次熬到体貌正常，学会创造简单工具并使文明重启。又一个三百万年后，地球上又产生出一个纷纷扰扰的现世……
三、洛书阶段
河图出而伏羲知世，洛书出而夏禹创史。
知世则生文明，从三百万年前的巢火、石器、兽皮至铜玉陶器，皆知世文明；创史只为彰功颂德，从禹治水之功到现代民生体制，无数历史事迹传唱不衰。
历史上的社会形态:
三百万年前到一万年前，自然社会。
一万年前至三千年前，封建社会。
三千年前至清末，奴隶社会。
清末至今，第二阶梯自然社会。
……
夏——约七千年前至四千年前。
商——四千年前至约三千年前。
周——三千年前至二千年前。
频换——二千多年前至今。
铁的历史规律
和竹子的成长规律一样，夏朝属于竹子的竹鞭发育期，处于六、七千年前至四千多年前，长达二千多年。当时人心易教化，不古程度有限，君王励精图治，尚不敢违逆天道；人们循规蹈矩，也算得无欲无求，过着印第安人式的生活。
但夏朝统治者并不能像印第安首领那样一直淳朴下去，他们在夏朝中期生出严重的等级思想，贪奢银欲、堕落腐化，还出现了厚葬之风盛行、玩弄权术日甚的局面（凌家滩遗址就算厚葬遗迹，仰韶遗迹也属厚葬的遗迹）。老百姓们的生活因此变的艰难起来，但老百姓依然顺应天道，并无怨言。
从厚葬到人殉，夏朝将近尾声，人们的生活更加苛苦，有的干脆逃亡到九州之外。腐败必招苍蝇。虽然老百姓在他们长期欺压、役使下仍不懂反抗，但面对侵略者的兵马他们却束手无策，不是引颈就戮，就是缴械投降。
凡涉“贪、奢、银、糜”四字之一，又轻视民生之邦，必定败亡！这是一条经由几千年历史总结出来的“铁的规律”。这个规律如同天寒必摧叶落一般，已是定理。
境外游牧民族对夏朝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不已，对夏统治者的地位也青睐已久。就在夏末统治者贪奢无度，视百姓为草芥的时候，他们已经潜入中原，以商品交换为幌子占据一隅，演兵蓄马，谋虑攻打计划。
失去民心的夏朝末代统治者根本不是侵略者的对手，他们曾经在百姓面前多么耀武扬威，此时在侵略者屠刀下就多么惨不忍睹。
四千年前，商统治者如愿以偿，代替了夏统治者。
石昴遗址出土，考古鉴定为四千三百年前建立，但废弃于四千年前，而陶寺遗址无比庞大，考古鉴定为四千三百年前（估计是四千二百年前那场不大不小的洪水过后迁都而来）开始建城，又于三百年间扩大规模建造，然后变成都城，被人为毁灭于四千年前，且有残忍的被屠戮遗迹。
石昴遗址出土遗物不但有与商青铜铸造图案一样风格的石雕、玉雕，还有青铜模具。而陶寺遗址除了残破的仰韶陶器，乐器、天文观测器以外，并未留下更多遗物，似乎已被劫掠一空。
由此可断，石昴古城曾经是商人在中原做工演武的根据地，而陶寺古城却是奢糜无度的夏都城。
但考古专家对石昴古城的描述是:黄帝在石昴建立都城，四千年前攻打炎帝离开石昴后下落不明。对陶寺的描述则是:陶寺遗址是尧建立的都城。尧都的屠戮遗迹证明尧没有禅位，舜的位置是夺位篡权得来……这种只重名人光环，忽略遗迹本身价值的描述带着明目张胆的功利性，是极不可取的考古态度。
推测当时，商人善于制造美器，夏人善于享受美器，且有厚葬之风，商人以石昴为加工场所，制售美器、青铜给夏人，麻痹、腐化夏人。三百年后，商人羽翼渐丰，一战击败夏朝。
这一场战争，与炎黄时代相比，已经称得上是正规的战争了。
但夏亡商兴，对老百姓而言，是虎去狼来。
暴力野蛮的商人不但到处盗挖夏统治者的墓葬以掠美器，还焚毁、打砸了许多夏朝留下的文化遗产。其统治手段也苛酷，颇有屠杀印第安人的殖民者之风，夏文化因此而毁灭九分，导致历史断层。
同样，成汤统治初期的杀伐毁灭，也导致人们民不聊生、饥殍遍野，招来瘟疫。和黄帝时期一般，智囊们利用占卜委劝，于是成汤以史为鉴，效仿黄帝，在智囊辅助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鼓励民生，还制史以满足其统治的需要。有夏亡之鉴，商朝为警示子孙，制史不但着重强调炎、黄帝的功绩，还着重强调夏禹的功绩，而夏桀则如蚩尤般被恶化成反面人物，商历史是为警示子孙而设，其子孙以桀为教训，以禹为榜样，使商延续了千年之久。
如“陈桥兵变”导致“十三道令牌召害岳飞”的举动一样，靠侵略得了天下的商人对侵略者的气味非常敏感，在国防方面做的非常好，商王子弟们也重视体力锻炼与防侵兵术演练。他们生怕自己这样得来之天下，又这样地失去。
防外患导致商的都城比夏迁移的更频繁。什么地方有外敌活动迹象，商王就会迁都到哪里的附近震慑敌人。商人尚不存在兄弟争位的现象，这是商能够比周长久的原因。事实证明，一千年来，商朝抵御外敌的能力确实为当朝民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虽然毁灭了夏文化，但也为中原注入一股新鲜的文化气息，青铜文化的兴盛繁荣就是证明。
其实夏文化并未完全被毁灭，六千年前至四千年前的出土文物仍遗存不少。
商朝如竹子的发芽阶段，注定时间长不过夏，但绝对要长于周。商朝妇好墓的考古年代为三千六百多年前，妇好属于商朝中期人，是一个武功盖世的商朝王后，曾经多次率兵抵御外敌，她的出现，说明商朝时期男女是平等的，女性武力也是极强的。
商小心翼翼统治了一千多年，本以为国防做的好，就万无一失了。没想到“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只因一个不肖子的上位，铸成千古遗恨！
本来这个位子就是狼眈虎涎的位子，多少人做梦都想得到，只是没有时机，纣王却偏偏处处制造把柄给人家，不是残忍杀害忠良，就是奢“银”无度，把忠良赶到敌手那里。
当纣王兵败，绝望地自焚殉国，周便成立了。
周，取自《周易》的“周”，意为周的统治将像周易一样周而复始，绵绵不断、永无尽时。
周历史加入大量的道德成份。不但可以警示子孙广施仁政，还可以用于教化民生。
夏产生了等级，周却为等级创造了制度，制度以礼的形式出现，使各种不平等从抽象变得具体。礼，是一种属于周朝贵族的教育，这种教育既为中国教育事业埋下种子，又为未来的春秋、战国打好基础。
周没有残忍的屠戮行为，可谓一上位就颇得民心、歌舞升平，如竹笋之出土于日月辉光之下。
商朝物质发展蓬勃，周朝思想发展迅速。
周为了便于统治，不但模仿“河图”、“洛书”搞了个“丹鸟衔书”，还与黄帝攀亲以证实自己是天子传人。黄帝这种身份的成型，照亮了时人的智慧，却也因为黄帝被从一万多年前拖拉至商时代而使历史时空紊乱无序。
一千年之久的商朝被压缩到商末的几百年里，而黄帝和尧舜禹则被挤压到商前期的几百年中，无疑为现代考古设了一道屏障。
但凡事有弊便有利，周朝的教化之功能够影响至今，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商王室女人（姮己）对周之得天下功不可没，如同西施之助越王勾践打败夫差，勾践却警惕女色一样，周对女色非常忌讳，天下女子自周开始，低人一等，成为男人的隶属品。
周不但忌讳女人，还忌讳内部诸侯，毕竟自己就是利用女色间谍而诸侯身份上位，他对这两者的威胁了如指掌，不平等思想与天命思想，也是周打压这两者的证据。
事实证明，周的忌讳是对的，几百年后，周便因为一个褒姒从大周变成了西周，东周果然成了一个诸侯内乱的乱世傀儡。
东周的混乱，可谓史无前例。
但可贵的是，正是东周的混乱，促成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军事演练场，成就了一个拥有特殊智慧的伟大的东方民族，并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珍贵的治世方法、军事宝典、思想精髓。
这些智慧至今仍照耀着中国，也照亮着世界。
周人作的上古历史，模糊传承，便模糊处理，唯一大胆篡改的一点，便是与黄帝攀亲，与鱼腹藏书“陈胜王”一个道理，乃是时势所迫，众望所归……
真正的纪实历史实际上始于东周。
春秋以前的历史，断层断代严重，是根本无法确算具体年代的。为断层历史确定年代的举动，与“关公大战秦琼”如出一辙，实不可取。
因此读史或考古的时候，凡春秋前确立的具体年代均不可参照，谬误太大，容易被误导。
如果西周是笋出土，东周便是笋生长，而秦朝就是笋拔节。
秦朝一拔节，笋就变成了汉竹。
汉竹注定竹子进入生长的正轨，却因竹子节多，注定了朝代更替。
现代，是竹林的打理阶段。
打理竹林的方式，关系到竹林的未来。一着不慎，生了“竹米”，竹林必危。要想维持竹林的新鲜，必须将腐败之风、虚荣之气、浮躁之心、功利教化、欺诈横行等催生竹米的因素消灭干净！
说到底，就是当以淳朴之心做官，以谦卑之心待民，以警惕之心防患，以兼容之心处世。
这样，竹林才能永远保持勃勃生机。
历史的模样
河图出而伏羲知世，知世而不创史，是因为人心质朴无华，无功利思想。其社会性质为自然社会，首领为能力最强、智慧最高、贡献最大的有道之人（圣人）。
洛书出而夏禹创史，创史因功利心；功利心出现，人类社会的性质便发生改变，首领为独霸一方的霸主，建立了封建时代（从七千年前人们开始频繁建造城池到建立朝代这几千年间，人们各据一方，因从事制陶养蚕、农耕纺织等行业而减少流动，过起安居乐业的生活。此时尚无奴隶、奴婢、奴才等奴职人物出现，是名符其实的封建社会）。封建阶段的圣人因有道无霸而只能做隐士或统治者的智囊。
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炎黄、尧舜等圣人无史而以道治世。巢、火、婚姻、本草、内经、历书、天文、农、牧等智慧皆为生民之道。其功不载，其德未彰，后人却无比敬仰，自发传唱歌颂。
禹治水有盖世之功，故雄心勃勃而制史，并以史为范，以法治世。启创造了夏朝后人类才真正步入奴隶阶段（从夏启至清朝灭亡，皆为响当当的奴隶社会，各种奴人层出不穷，至今未绝……）。
禹所造的历史中，口传的有巢氏、燧氏、伏羲、女娲；书传的有本草、内经、历法；治水过程中出土的特殊文迹（可谓上古天机）。这些出土文迹多是历书、草药、医理、农畜等方面的东西，也偶有向天地表功的语言，因此称不得“史书”。
不过从中得到一些人王的名字罢了。
炎黄以民生而传德，禹何不以治水而留名？禹创造史书求的是万古流芳。
洛书出于禹时代，不过是启发禹创史的灵感罢了。
禹创史其实也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作为人们的行为参照。经过研究、筛选，他们把治水过程中得到的出土文迹修拼传世，使淹没于时间的上古局部历史呈现于史。
这些历史很简单，不过是某年某王某邑某大事而已……
而史上第一个世袭统治者启上位之后，这段珍贵的上古拼凑历史便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动——黄帝之后的所有统治者都成为黄帝的世袭子孙，为了让世袭脉络更清晰一些，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上古史前人物皆被串联起来，变成祖孙关系，直到尧、舜，才为颂禹德而改为禅让……如此一来，不但禹得来的位置名正言顺，启的世袭还有迹可循。
历史戴着面具诞生，且一直被更换面具。在经过商伐夏战火大毁灭、周伐商大量删改、春秋战国“大美容”、秦统一天下大规模焚史、秦被推翻以后汉的”大化妆”等一系列猛烈操作后，炎黄至商这一段史前历史就从一棵十人合抱的百丈老树，被一步步侵蚀为一个小木块，面目全非地充当起春秋以来的史前历史……
若把这块小木块还原成那棵百丈老树，将所有的史前考古发现与史前历史逐一对号，就会发现人类史前历史年代的误差越古越大。
因此那块小木块承载的重量，远超春秋以后的史海。
历史如水。昨日所捧，今日已在千里之外改名换姓。就如昨日品尝之美食，今日既不姓美，名亦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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