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家粜稻黍

昨天中午，年过八旬的亲家翁和我一起吃饭，讲了他当年粜稻黍的往事（稻黍，我们这里方言叫“套黍”，是高粱的别称）。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儿子（现在我的女婿）三周岁的时候，我们这里的风俗，孩子三周岁是要大庆的，尤其是家里的唯一的儿子。

为了给儿子举行三周岁庆典筹钱，他和一位同事，每人用自行车带着100多斤稻黍，艰难骑行四十余里，去到平遥城的市场上出粜（卖）。摆在那里时间不长，没有等来买主，却等来了市场管理人员。市管人员说他们是投机倒把，立即就把他们的高粱拿到车上没收走了。可是，他们还是不甘心，在后面跟着去了公安局大院，一进去正好碰到正在吃饭的局长，这位局长原来认识，是老家邻村的人，叫罗云山。亲家一见到他，感觉有了救星，立马点头哈腰和人家打招呼，局长也认出了他，就聊了起来，问起亲家的大哥还在中央工作吗？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又聊了一些家常。然后，局长告诉手下人说，这是一个中央领导的弟弟，你们不要全部没收了，要给他点补偿。于是，亲家和那位同事每人得了五元钱。回来拿这仅有的五元钱给儿子办了三周岁生日庆典，谈到这里的时候，老人突然哽咽了，我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贫困饥饿的源泉刚消失不久，他的余威还在。即使是亲家这样有红色背景的家庭，并且夫妻两口都是民办教师，依然连为给儿子办个极其简单的生日庆贺也十分困难。权衡之下，还得卖了节衣缩食省下的口粮。

我记得当时候按国家定的收购价，好像小麦是1毛3分9厘一斤，高粱玉米是8分9厘一斤。一百多斤高粱起码也该给十几元钱。如果按当时的市场价格三、四毛钱一斤，一百多斤能卖四十多元。可是不幸碰上了市管人员，万幸的是，又遇上了认识的公安局长，并且自己还有一位在中央工作的哥哥，这才没有被全部没收了，一百多斤高粱换得了五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