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

这大隆冬的，我却住进了医院。这次住院对我来说真是小题大做，不就是低烧一直不会退吗？难道现代科技连这样的小病也没高招了？现在的医术怎么这么差？

我埋怨也没有用，医生给我做了一大通的检查后，也不告诉我什么病，就叫我先住院观察观察。

或许医生把我的病情告诉了母亲，但她只啊啊地说我没什么大碍，可能病毒性感冒，比较顽固，得住院连续性治疗等等。不给我看任何报告，这含糊不清的说辞，等于没有回答我。

说来，我这病生得并不复杂，两个月前刚一入冬，天气骤冷，福州爆发了病毒性流感，挨家挨户的蔓延。我当然跑不掉，好不容易才把下流不停的鼻涕止住，低烧来了，还一直不肯降下去，头疼得直抽搐，像有一根槌子在擂打。

这还没完，过了些时日，我吃不下饭，四肢感到伸直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萎萎的，拉出的小便又焦又黄。

我这几年身体的免疫力确实太差了，大小病不断。这可苦了母亲，父亲不在的打击已经够大了，还要伺候着我。退休才三年，她的身子已瘦成一把骨头，额上的皱纹又深又密，一动，就像波浪一样荡漾起伏，头发雪一样白，腰也佝偻了，活脱脱的一老太婆。还好的是，她的脑子一如既往地精明。

既然医生和母亲都说没什么大病，应该没大问题。要不然，也不会没人来看望我，我思忖着。

两年前，我也住了一次院。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住院的消息如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地在亲戚朋友间散开传递，惊动了他们，把动静弄得可大了。可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母亲和医生不仅串通一气，守口如瓶，连诊疗的一个纸片也不遗漏给我看，躺在病床上的我成为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那会，天公也不作美，一改福州冬天少下雨的惯例，从早到晚，稀里哗啦的落个不停，整座城的人被雨淋得快抑郁了。

而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同学，父母亲两边所有的亲戚，单位里的同事，只要知道我住院的，冒着寒风凄雨，络绎不绝的来看望我。

看到越堆越高的水果和营养品，听到来看望我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安慰话，更使我惶恐的是单位领导还亲自过来嘘长问短，以示悲悯关怀。

这让我有了不祥的预感。

母亲却不慌不忙，待来看望我者一走，戴上老花镜，把来者的名字、电话和礼品名称一一记在本子上。她说，记着，以后好还人情。

还人情未必都用得上，后来倒是在其它方面上用到了。

唉！我的心却在这宽慰声中越缩越小。

“妈啊，你老实告诉我，我的病是不是没得救了？”我几次哀求母亲。

母亲体贴地俯下身，在我耳边轻轻说：“你说啥呢，医生都说了，你的身体无大碍，再住几天就好了。”

我憋得不能自抑：“妈呀，你一定是在骗我，这么多人来看我，单位领导那么忙都来看我了，我的病一定很重，可能是活不了几天了，你是不是怕我知道了会被吓死，所以骗着我说没事没事的！”

母亲在我耳边耐心地说：“儿啊，我怎么会骗你呢？大家是好心才来关心你，耐心些，好好的怎么会死呢？过几天咱就回家。”

母亲的判断没错，过了几天，我真的出院了。

其实我前年的病很“严重”，我是在医院“等死”的，我被诊断为肺癌。所有人都认为我没有几天活头了，躺在医院是在“苟延残喘”而已。

这个诊断像山一样地压在母亲身上，她一边把泪水往肚子里咽，一边还要在我面前强装着淡定，不能让我察觉到是个“将死之人”。

即使我被判了“死刑”，母亲也要想方设法替我去“上访”“申诉”。

机会终于来了。

机缘巧合，副市长的父亲得了肺癌，也和我住在同一个医院。副市长从上海请来了孙望文这个大医生来为其父亲会诊，据说孙医生给北京的领导都看过病，是肺科的绝对权威。

母亲听说孙医生来了，像钉子户似的，死死守在副市长父亲的病房外，等孙医生会诊一出来，扑通地朝他跪下去，哀求一定要救救我。孙医生听说我不到三十岁就在这里“等死”，动了恻隐之心，立即转到我的病房。

孙医生把我所有的病历资料认真看过一遍，来了兴趣，重新检查。他的结论是让母亲在病房里嚎啕大哭：哪是什么癌症，只是肺部阴影多了一点而已，不是所有的阴影都是癌，也不是所有父亲和爷爷死于肺癌的人最后也要死于肺癌。年轻人，多锻炼锻炼身体，提高免疫力，除掉肺部阴影就ok了。

我在鬼门关游走了一遭。

难怪那么多人来看望我，他们是在和我诀别啊，我恍然大悟。

这次明显和上次不同了，小病嘛，除了舅舅来了两次，同学、同事和其他亲友都没有人来。

但再怎么着，发小王俊也不该没来。母亲说他正在热恋，打过电话来问过好，撂下话说不为我这小病分身，等出院了再请我喝酒庆祝。

这次和上次住院一样，母亲把我的手机“没收”了，说，看手机太伤神了，不如看书好。

为了收我的手机，我俩总要争斗一番。

因母亲退休前，在通讯公司上班，我就说我是在为她的事业继续添砖加瓦做奉献呢？凭什么不让我上进上进。

母亲说，那是过去，她现在的工资在社保中心领，我要是想奉献就到那奉献去。

为了证实王俊在热恋，母亲把“没收”的手机拿出来给我看了看，微信朋友圈里确实看到他沾花惹草的痕迹。

小毛病，大家当然见惯不惊，何必花时间来看望我呢？这么一想，我不仅不觉得落寞，心情反倒轻松得很，尽量多地吃些东西，争取早日出院。

母亲看在眼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可是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大早，我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动了个大手术。

等我醒来后，母亲才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并告诉了我病情，我得了肝脓肿。

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母亲怕我焦虑，情绪不稳定而扩大病情，所以想着法子骗我安心。

医生查房的时候告诉我，住院后，我病情得已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是没受到外界干扰，精神放松，手术后，可以完全康复。

等手术恢复后，亲友们陆陆续续来看我了。

上午九点雨刚停，风还在刮着，王俊来了。母亲一看有他陪我，拎着保温盒回家去，她要去弄排骨线面汤给我点心。她说，马无隔夜草不肥，我现在就很需要少食多餐地补充营养。

我都吃怕了，但为了安慰母亲，装着很爱吃的样子。她看我吃得“有滋有味”，额头的皱纹拧成一朵花，越发来劲。可对医院门口的小店卫生不放心，和饭一样，顶风冒雨到家里煮，每天上午十点、下午三点必给我弄一碗来。

母亲撇下我，佝偻的腰支着瘦巴巴的小身板，像只螳螂似的巍巍朝电梯走去。

我骂王俊怎么这时才来看我，也太不够意思了。

王俊很无辜地说，我一住院，母亲就一一向他们打了电话，不仅请他们为我保密病情，封锁消息，还特意交待手术前千万不要来医院看望我，免得我产生病重的臆想负担，不利于治疗。手术稳定后，母亲又打电话给他们，请他们抽时间来陪我聊聊天，让我开开心。

原来母亲频频进出走道和卫生间，是在给他们逐个打电话呢。之前，看她那躲躲闪闪、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不明白，还骂她神经病，缩在那些又臭又暗的地方，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也不懂。

是我误解母亲了。

王俊接着说了句：“你母亲用心良苦啊！”

听王俊说了这些事，我既羞愧又感动。刹那间，热血涌上了我的双颊，手掌心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王俊走了很久，母亲仍没回来。我心中有了一丝不祥之感。

过了十点半，母亲才拎着保温壶，呼哧呼哧地赶来，裤子上还粘着斑斑的泥污。

母亲在过红绿灯的时候出事了。两辆送外卖的电动车抢道，“嘭”地撞在一起，摔倒的时候殃及了母亲，被绊倒在地的她仍死死抱住保温盒，可疼痛让她在路边坐了半小时才缓了过来。

汤可还热着哩。母亲装作轻松地说。

我边喝着排骨线面汤，边想着她骗我的那些事，便嗔怪地对她说：“我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一次又一次的骗我呢？”

母亲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她神神地眨了眨眼，然后才慢悠悠地说：“哟，我哪舍得骗你呢？只是把不良的信号给屏蔽了！”

“咳咳咳”，笑的时候，一口汤把我呛住，眼泪流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