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从民主改革时期开始到现在，国家在凉山诺苏彝区的扶贫大概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性扶贫、大规模经济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可持续式扶贫、精准扶贫等几个阶段。在和平的时代背景下，正在富强起来的国家给彝族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国家对凉山的扶贫决心从来都是坚定的，凉山的飞速发展和凉山彝区的巨变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让人感到迷茫的是，国家对大凉山的扶贫投入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大凉山却一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它甚至已经成为贫困的代名词，我们甚至可以预见还有下一个不同模式的，更加精致的扶贫项目。大凉山和她的原著民与贫困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彝人为什么宁愿把灵魂丢在冰冷的都市，也不曾回望山里阿妈的等待？
从凉山州的整体情况看，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四川省的市州排名中非常靠前，2017年前三季度全省21市州的GDP排名中，凉山州以1125.37亿名列第十。2017年3月份凉山州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凉山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63元，比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高了2142元，这些数据已经足够说明凉山并不穷。但是为什么新闻报道中的凉山是一个“彝族孩子一年都吃不上一顿肉”的地方，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硬骨头”呢？生活在大凉山的人其实都知道，凉山州内部的发展是极度不平衡，2016年，西昌（457.20亿）、会理（219.03亿）、会东（124.08亿）和冕宁（107.26亿），四个县共实现GDP907.57亿元，占全州的64.6%。如果你试图从州府西昌到“东五县”的任意一个县，你就会觉得你从法国巴黎一下子到了非洲的原始部落。其实凉山真的穷，彝区也真的很穷。很多人把彝族的穷归结为懒惰、爱面子、讲排场等民族性格，有些人则把它归结为环境的因素，甚至有些人把它归结为与之相伴相生的毒品、犯罪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贫困的原因，而恰恰是贫困的结果。
彝区为什么那么穷？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也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所面临的大问题——社会发展极度失衡，而凉山彝区只是这个时代社会问题的具体呈现，我认为它甚至就是一个社会断裂与失衡的“活化石”，是贫困等问题的集中爆发点。我们在中学的课本中已经学过，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出现问题时，改良主义的缝缝补补其实已于事无补，但是我们把问题都归结为外部的因素而忽略个体能动性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更加危险了。不管什么时候，社会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应该总是积极向上的。
处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人总会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因为社会的改变或大或小总是在自己的身边发生着，人们对明天总是有新的期盼和想象，我在凉山彝区看到了这种希望之光。和老乡们聊天总是能给我一种渴望发展的积极能量，那是一种超越铜臭味的自我与民族发展的精神驱动力。面对他们的时候，我总反问自己是不是“杞人忧天”，是不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有点想法的人把自己对社会的期望强加给大凉山的父老乡亲了。但事实上，剧烈社会变革中的人们恰恰对自己所处的环境麻木无知，我们更容易被眼前瞬息即逝的权力与金钱蒙蔽双眼。在巨变的社会里，我们总是习惯于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沾沾自喜，而终究无法判断自己得到的究竟是金子还是垃圾。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个体容易迷失自我，民族发展更容易失去方向。因此，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我们更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该何去何从。遗憾的是，现在很多彝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提留在“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急于把自己介绍给别人，却最终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在这个时代，彝人，请时刻提醒自己宁可做风雨中翱翔的雄鹰，也不能做温水中的青蛙。
我并不是反对把我们大凉山和彝族介绍到外面的世界，这是一项意义重大而且不可或缺的长期工作，这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诗人应该做的，也是每一个彝族人应该做的，而不是个别政治家抱着某种目的宣扬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也不是个别媒体为了哗众取宠而肆意渲染和制造新奇。作为彝族的一员，我们应该有一种敏锐的时代嗅觉和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从来不会过时。我们在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民族与社会的同时，更应该高瞻远瞩，我们应该问的最多的问题是“我们前面该往哪里走”。使彝族人倒下去的不是毒品、艾滋病，使彝族人落后的也不是贫穷，使一个民族倒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灵魂的堕落。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种观点：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准则。但是经济发达的社会一定是文明的社会吗？富裕的人一定是一个文明的人吗？虽然“文明”是现代性所建构的，它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我们这里无意去讨论其社会进化论的谬误。但是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作为人类发展条件其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彝族要发展也同样依赖发达的物质世界，但不是物质的泛滥。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人，不是仅仅解决物质条件就能变成了现代的“文明人”。美姑县盛产南红玛瑙，当地的很多彝族同胞为此一夜暴富，但是这些暴富的同胞大部分都有着同样的结局——吸毒、赌博、犯罪等等，人财两空、家破人亡，最后留下的是被挖掘得千疮百孔的祖先领地和一个个堕落的悲惨故事。有些慢慢失去的东西不是靠经济的发展就能挽回的，有时候经济超速发展反而会带走一个民族沉淀千百年的精气。
前段时间在微信上看到《彝族人是如何被诗歌毒害的》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文章，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但是这种理性与实证至上的科学主义恰恰忽略了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再次，能被“被诗歌毒害”的彝族人其实也是少之又少的，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懂诗歌，更没有诗性，如果我能够“被诗歌毒害”实在是一件美事了。因此，能“被诗歌毒害”的人是那些走在思想前沿的彝族人，如果哪天我们每一个彝族人都能“被诗歌毒害”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暴发户人财两空那种现象了。越来越多的彝族人跟随理性从而走出大山，外面世界强大的理性主义征服了我们，越来越多的大山子民把灵魂丢在了高楼大厦中间，所以阿库乌雾才一遍又一遍的《招魂》。理性是帮助我们民族发展的工具，而诗性是让我们守住灵魂的指路经。
如果我们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主的生存哲学才是根本之道。每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是不断从外部的汲取资源的过程，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自己内部的文化驱力和生存智慧，这样的发展才可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和持久力。1956年民改之前，凉山彝区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我们祖先在大凉山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几千年，其生存的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在1943年进入凉山彝区进行考察，他在《凉山彝家》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彝区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汉区高”。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祖先的社会突然就变成了“奴隶社会”，我们也总是习惯吹嘘着“一步跨了千年”美梦，并无耻的引以为傲。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跟着大哥后面蹒跚学步的弟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祖先留给我们独立生存的本领也在慢慢消失。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写到，“国家的形象与权威在几十年内似乎已经彻底的征服了诺苏人。民改前后的诺苏人威猛刚烈的孤鹰形象，已像失去狩猎领地的苍鹰一样淡出历史”。她继续写到，“诺苏人有一种谦卑的性格，使他们与悲苦共生”。外人对我们民族的想象既准确又刻薄，但那的确是事实，想必每一个彝人看到这样的评价都不好受吧！这个时代，凉山彝区弥漫着一种普遍的自卑心态，这是一种危险的社会心理状态，这种自卑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
我们这一代的彝族人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思想要往外走，但是灵魂得往回走。越来越多得彝族人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甚至很多人已经“国际化”了，这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从彝区走出去的优秀人才最终没有回头，前段时间，一篇题目为《为什么彝族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让我感到心痛。物质的贫穷也许可以在短时间内“扶”起来，但是精神的贫穷很难“扶”。凉山的教育已经是危在旦夕了，但是更危险的是，贫瘠的土地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最终却远走高飞了。侯远高老师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学者，也是一名尽力为彝区发展做贡献的彝族人。最近他的文章《凉山彝族民居改造的新探索》相信不少人已经看过了，国家在凉山的扶贫力度空前加大，但扶贫的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侯老师为了保护彝族的传统文化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凉山彝区的贫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现实产生的问题；它既有制度与结果的问题，也有缺乏个体行动的问题；它既有外部的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有内部缺乏动力的问题。我们单纯从某个方面去讨论它都显得肤浅了，更不要说那些一知半解的人总是写一些“高中800体”类型的文章了。扶贫只是一个无底洞，民族真正的希望是树立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要有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与坚定的民族意识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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