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科学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极其敏感的课题。

　　科学，现代社会的灵魂。像幽灵，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科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无止境的轻松、舒适和方便；科学，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原动力，是走向富裕和康庄大道；科学，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最可靠的屏障。现代社会，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科学之上。没有科学的蓬勃发展，就不会有如今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的现代商业社会。

　　然而，科学概念的出现，仅仅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人类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却是建立在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之上，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无不借助于至高无上的神权。

　　科学思想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产生的？显而易见，它既不可能凭空出现，也不会是造物主偶然的创意，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商业社会源于农业社会，是农业社会发展的结果”的历史演变，就会自然而然联想到，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科学源于宗教，科学思想植根于宗教思想之中”，这个观点未必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但它却是：既符合历史的事实，也符合历史逻辑。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将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纳入神学系统中，成为宗教思想的基石，虽然动机是为了构筑宗教自身理论体系的需要，也表示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家，并不排斥自然哲学。许多知名的科学家，本身就是神学家，他们往往是在对上帝的研究中，而导致了科学的发现，像日心论的创立者哥白尼和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终身是上帝的信徒，他们认为，“科学的发现，仅仅证明了造物主的真善美。”爱因斯坦更是直白：“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知名科学家，本身就是虔诚的教徒，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兼容，理所当然。

　　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是当时思想界精英的代表，只有他们，才具备质疑、探索、创新的条件；也只有他们，才可能走在时代思想的最前沿，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数的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借助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浪潮，让科学风起云涌，其声势竟然远远盖过了宗教，成为近代社会的主旋律，这就是近代科学发展史。我们自然而然由此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如果没有西方神学对自然哲学的包容，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出现。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从历史逻辑，两方面均可证明：西方宗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起源。

　　当然，也不能因此武断认为，科学只能从西方宗教中产生。如果不存在西方宗教，科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要，完全可能在其它地方、以不同方式产生。但历史毕竟是无法假设的，得天独厚的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就成了人类科学的唯一的策源地。

　　由于科学源于宗教，所以二者的本性，理应是相通的。欲知科学的本质，不妨先了解一下宗教的本质。

　　宗教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宗教的基础是信仰。

　　而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呢？每个生命（包括人类）总是要面对着两种不同世界：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从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性：一是对已知世界的享用与占有；二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探索。前者称之为欲望，是生命存在的条件；后者称之为信仰，是生命成长的需要。显而易见，信仰是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探索。只要在人们心目中，还存在着未知世界，就必然会存在信仰的可能性。每个正常的成年人，都存在自己的未知世界，因此必有自己的信仰，只是信仰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而已。有人认为，信仰只属于精神领域，那些只看重金钱和物质者，无信仰。那是一种偏见。实际上，他们崇拜金钱和物质的神秘万能，他们属于拜金教者和拜物教者。“无神论者无信仰”，也是一种误解。无神论者，不信的是宗教中超自然的神，而信仰的是自己造出来的神（或绝对概念），比如“红太阳”等。宗教中的神，实际上是人类理想的幻化，现实的镜像，虚拟的造物主符号。宗教的神与自造的神，二者仅仅是形式不同，而本质还是一样，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

　　信仰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决定了每个人理应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说，无论何时何地，个人的信仰是无可厚非的。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如果始终保持“一家一户的劳作，千人千种的信仰”的状态，那么社会必然如同一盘散沙，凭借一己的微薄力量，根本无法抵挡天灾人祸，只有形成有组织的共同信仰，才能产生统一的意志，形成强大的社会集体力量，从而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即便仅仅出于人类群体安全的最起码需要，宗教也会应运而生，更遑论人类的维系与发展的需要了。

　　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一种对诸多信仰个体的同化、诱惑或强制的组织，在宗教团体内部，实行意识形态的专制，比如基督教，只有信仰上帝自由，不允许不信仰上帝的自由。所以宗教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集体信仰。

　　由于宗教是一种共同信仰的专制的群体组织，宗教一旦与世俗政权结合时，理所当然成为控制人们思想和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专制统治、奴役、掠夺的工具。此时的宗教信仰，则与信仰者的现实利害得失密切相关，不再是单纯的敬畏与探索的信仰，而是瓜分权力、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动乱与战争，无不源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利益纷争。就其本质而言，原始部落、民族、政党、国家，都是一种有着共同信仰的宗教。

　　科学脱胎于宗教，与宗教一样，也是一种信仰。区别在于，宗教怀着对造物主的敬畏、诠释万古不变的经文，为了信仰的圣洁，殉教者层出不穷；而科学则相信大自然存在人类可认识的规律，那些志在探索无穷尽的自然奥秘、寻求真理、不畏强权和习惯意识的阻挠的殉道者，比起虔诚的教徒，丝毫不逊色，也总是不怕牺牲、前赴后继。

　　毫无疑问，宗教也在致力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只不过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绝对真理。在信教者看来，上帝、真主、佛祖等等超自然的神，是超时空的真理化身，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圣经、古兰经、佛经等等的宗教思想和理论，囊括了世间的一切知识和智慧，信徒们只要研读经文，就能领悟世界、博古通今。人们之所以愚昧和饱受苦难，则是因为拒绝或无法理解经文的奥妙。

　　科学则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的是相对真理。任何科学的原理和结论，都是有条件的，在特定的时空前提下，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每一次新发现，只是离真理更近，并非真理的终结。如果把科学的具体结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科学又回到了宗教。所以说，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科学探索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正确的结论可被证实，错误的观念可被证伪；宗教研究的对象则是神灵的虚拟世界，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宗教信仰，只能凭借信徒的感觉和信念。同理，有些既无法证伪又无法证实的所谓科学理论，并不等于真理，只能算是一种近似宗教观念的假说。

　　科学的使命是对客观世界真伪的不断探索，拓宽人类的认知范围，科学的原理和结论是判断真伪的试金石。科学本身不具备是非利害概念，既可用来趋利避害，也可危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只是一种实现预定目的的一种手段，比如核能，可造福人类，亦可毁灭人类。科学家即可成为社会进步的功臣，亦可成为人类历史的罪人。

　　而宗教则是世界的是非标准制定者，教义是教徒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广义而言，现代社会的种种法律条文和规则，本质上也是宗教教义的发展与延伸，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在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极度贫乏，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丛林规则，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制制度，成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因此，宗教教义的制定，首先必须服从统治者的意志、符合统治者的利益，这也是任何宗教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看看那些古今中外巍峨辉煌的教堂与寺庙，就一目了然了。它不仅仅是神圣与威严的仪表，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如果现存的某宗教，一旦违背了统治者的意志，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退出历史舞台就是唯一的出路，回顾人类的文明史，实质上就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宗教的产生与消亡的大浪淘沙的宗教史，人类行为的是非标准，必然随之而发生剧烈的变动与发展。

　　其次，宗教创立者，为了招徕更多的信徒，总是将本教所信仰对象，尊奉为超时空的神灵，兼具造物主与救世主的身份，正义与智慧的化身，人类的光明使者，世间苦难的拯救者。本教教义才是唯一正确的真理代表，普渡众生的宝典，通向幸福极乐世界的指路明灯。而对本教之外的异教，则往往被视为邪教，斥之为魔鬼的化身、灾难的根源，断言异教不除，世无宁日。显而易见，宗教的是非标准，则是以本教的存在发展与长治久安为最高准则，从而代表了宗教群体的最根本利益。尽管谁也无法证实神灵的真实存在，但是，宗教创立者还是怀着那种“舍我其谁”的绝对自信，否则凭什么让万千信徒顶礼膜拜？可以说，宗教教义，是宗教的立世之本，是代表宗教群体的利益所在。

　　第三、宗教教义必须维持宗教内部的统一与和谐。而教规与劝善是最重要的两手。人类历史上有影响的宗教，无不将“扬善止恶”的旗帜高高挂起，而信仰本教就是最大的善。通过祈祷、礼拜。念经，宣扬慈善、仁爱、平等，让所有信徒怀着善心、善念、善意，鼓励善行、善事、善人，笃信善有善报，即便现世不报，来世必报；自己未享，子孙必享。宗教信奉灵魂不死的出世哲学，提供灵魂救赎的法门，将禁欲行善当成心灵的慰藉，把受苦受难视为通向幸福的桥梁。即便是恶盈满贯，只要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宗教给善者以希望，给恶者以出路，不管是欺诈蒙骗，还是真能兑现？宗教对于懦弱无助、灰心失望者，无疑成为一种心灵鸡汤；从而让信徒们坚定信仰，甘愿忽略形而下的艰苦，去追求形而上的解脱。对于功成名就者，则视为曾经的善行与信仰的福报，心安理得地享受人世间的富贵，也是一种心灵寄托与自我满足。宗教这种满足不同出身的信徒们的精神安慰和心理需求，是宗教信仰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最重要原因。所以说，宗教教义必须反映信徒们的现实与未来的利益。这也是与那些回避鬼神上帝、不论来世报应，只传播现实利弊道理的世俗学说的根本区别所在。

　　但是，宗教教义也不是永久不变的教条，要么与时俱进，要么重新诠释，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同是中国佛教，有密宗、禅宗等等不同派别，念的经也不同；同名为《圣经》，也有新约与旧约之分。同样信仰基督，却有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之分，而基督教还有新教、旧教之分。而伊斯兰教的派别更是五花八门。影响宗教变迁的诸多因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情、风俗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

　　首次对宗教的沉重打击是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发表，动摇了教会“地心说”的根基，让上帝无处可栖。梵蒂冈大发雷霆，监禁了坚持“地动说”的伽利略，烧死了布鲁诺。然而纸包不住火，地球依然在转动。后来做了平反，承认了那是神学家的错误，上帝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高大了，站上了宇宙中心，天文学的发现只不过证明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既精巧又完美。这是宗教与科学的首次的和解。

　　第二次的冲击，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发表，原来人类竟然是猴子变的，不是上帝?I出来的，《圣经》在骗人。达尔文这下捅了马蜂窝，不但宗教人士、连世俗势力也群起而攻之。对于进化论缺乏足够证据的狂风暴雨般的责难，达尔文的回答很干脆：“当代科学家还没有找到。所以烦请后世科学家们再接再厉，慢慢找去吧。”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教会却异常地冷静，没有大动干戈，担心重蹈哥白尼错案的覆辙，竟然表现出难得的宽容，甚至有人提出“神导渐进式进化”，来调和“进化论”跟神学之间的矛盾。

　　然而，科学对宗教的冲击毕竟是间接的，仅仅是某些科学家研究上帝的过程中，出自对教义的质疑。他们始终还是虔诚的教徒，他们以为，科学的新发现，本意是在让《圣经》更完善，让上帝更完美。而对宗教更直接的冲击却是来自哲学。神学固然也是一种哲学，但神学是以神的意志创造世界、支配世界的一种学说。而哲学界的无神论者，则直截了当地否认上帝的存在。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德国的费尔巴哈与英国的罗素。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只是人类有所需要而想象出来的，其实它不过就是自然本身而已。罗素提出：既然万物的存在都需要原因，那么上帝的存在需要什么原因呢？世界没有理由需要上帝。他还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世界一定要有一个开端。认为事物需要有个开端的观念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而造成的。”无神论者的强有力的进攻，的确让神学家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要害在于，无论神学家及其信徒们无论如何虔诚，也无法让上帝现身。由于神学的这种致命缺陷，从而让无神论者始终有居高临下之优势。当然，无神论者也无法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因为任何现实的手段，只能证实，而无法证伪，它不可能证明像上帝鬼神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之不存在。由于双方均无强有力的论据驳倒对方，因此，上帝存在与否？终将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毫无疑问，科学的不断发展，必将继续冲击并改变着现存的宗教。科学概念的一致性、科学原理的一贯性，科学应用的普遍性，足以让任何宗教（包括任何国家、民族、党派），都难以拒绝，也无法拒绝。反观古今的宗教，种类之多，难以数计。同一信仰，又各立其教。同一宗教，教派还五花八门。同一教派，内部或各行其道。宗教间、教派间，争权夺利，互相攻击，你死我活，甚至同归于尽，也绝不妥协。无尽无休的争斗，充满了整个宗教史。仅仅按其信仰的多样性，宗教的神秘性与教义的随意性，就已经表明，宗教的内外，均面临着难以自圆其说、无法解决的种种矛盾。宗教信仰的维系，依靠的是信徒们朦胧的情感和缥渺的期望，终究抵挡不了科学的理性和直接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现实利益。在饥饿、疾病和灾难面前，人们最需要的毕竟首先是粮食、医药与各种强有力物质手段的救援，而不是祈祷！在这里，科学才真正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而不是上帝！可以预见，在宗教与科学的天平上，科学的砝码将会越来越重，人类的未来，所依仗的注定是科学，绝不是宗教。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人类如何主导科学发展的方向，让科学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代科学成了资本实现控制、奴役、掠夺世界的最重要手段。从经济封锁到金融危机，从日常生活到毁灭性武器，从地上水下到宇宙空间，利益的竞争无所不在。科学的落后，就意味着贫穷、孱弱、受欺凌。科学既是安全、富强的屏障，同时也是称王称霸的武器。科学加速了社会的分化，贫富更悬殊、更对立，竞争更剧烈、更残酷。科学在这点上与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样，充当着现代资本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工具。

　　现代科学以取代人类为目的的机器人的研究，以追求方便、舒适、简易、轻松，降低人类基本素质为目的的汽车、手机、互联网技术的研究，以替代自然生育生长恢复能力为目的的器官移植、试管婴儿、生物克隆的研究，以改变生物自然繁衍方式为目的的转基因研究，等等。如果所有这些科学设想都能如愿以偿，生产线可以大规模地造人与种种替代的生命，那么请问，自然界的生命还能有多大价值？人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科学正在模仿上帝，随心所欲重新创造一种别样的世界。科学这种反自然的研究的竟然是在加速人类的消亡，在葬送人类自己，尽管这不是科学的初衷。

　　科学以前所未有的手段，无止境地拓展人类的活动领域，人类所到之外，几乎立即成了大自然生命的禁区，生态环境急剧地恶化。现代社会每年产生的污染，相当于农业社会几千年的总和，诺大的地球，已经找不到一片净土，陆地、海洋、到处是污水、垃圾，天空布满了阴霾，野生物种因此而不断灭绝，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同样正遭受空前的威胁。

　　显而易见，科学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而科学却无法洁身自好，只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于是，面对无解的科学，宗教又粉墨登场了，故伎重演，试图以“宽容、博爱、和善”之心，调和利益冲突，缓解社会矛盾，消除阶级对立，这可能吗？宗教本身，就是因利益纷争而产生，因利益的膨胀而成长，因利益的需要而存在。现在让宗教协调不同利益集团放弃争斗，握手言和，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说穿了，科学与宗教，都只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二者只能影响人类，而不能决定人类的未来。驾驭科学这匹野马，也只能是人类自己。人类必须将它牢牢控制住，不允许野马任意驰骋，迷失了方向，给人类带来灾难。

　　什么才是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呢？

　　首先，科学的发展，必须符合人类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准则，而决非满足少数利益集团的欲望；其次，科学的发展，必须以不断提高人类生命本身自然素质为使命，而不是取代人类或降低人类生命的素质；第三，科学的发展，必须保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为底线，而不是破坏这种平衡。

　　沿着这一正确方向，人类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社会将逐渐消除对立，国家间因利益共同体，不再需要通过战争对抗来解决矛盾，瓜分利益，所有的军备武器成为多余，真正实现焚甲兵，平城池，化干戈为玉帛。领土、边界的概念日益模糊，民族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必将逐渐融合，国家趋于消亡，人类所有成员自由、和而不同地生活，成了世界公民。

　　沿着这一正确方向，人类社会成员的素质，就会得到空前的提高。人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像鲁宾逊一样，即便脱离社会，也能独立、快乐地生活，享受真正的个性自由。人们不再为愚昧、疾病、贫穷所困，不再为社会分工所束缚，金钱与私有财产终将成为过时的概念。人类社会的价值，也不再是不可或缺，它只不过是给人们提供了更有趣、更方便、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而无法束缚个性的自由选择。每个人既是探索者。又是生产者，还是管理者；多才多艺、吟诗作画、出口成章，司空见惯。人人兼科学、艺术、哲学于一身，个个是运动健将、生活里手，懂得如何保健、充满活力，从容应对各种突兀而来的意外不幸，化腐朽为神奇，变灾难为福祉。珍惜自己的有限生命与自由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未来自觉尽责。养育更高素质的子孙后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人类生生不息，当自己的生命挥别世界时，如夕阳落山，美若晚霞，尊严老去。

　　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实现人世间零排放、自然界全生态，则毫无悬念，人们时时可守望蓝天白云，处处可依伴青山绿水。从南极到北极，自太平洋至戈壁滩，地球的每个角落，皆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美丽洁净家园，世上不再有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人类与大自然的所有生物融成一片，可与猛虎嬉戏，可跟羚羊赛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人们也不必终生久居一隅，可举家随意迁徙、集工作、生活、旅游于一体，尽享五洲异域风光，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流动的世界公民。

　　只要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智慧的人们俨然效仿传说的上帝、佛祖、真主，以神奇的科学手段安排社会和完善大自然，同时享受着真实的快乐幸福。人们还有什么必要天天念经拜佛、礼拜祈祷，追求虚拟的前生来世？

　　因此可以说，科学的正确发展，对宗教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宗教本质上是愚昧、贫穷的产物，当人类告别愚昧与贫穷时，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宗教的消亡是必然的，仅仅是时间的早晚问题。理论上讲，宗教是信仰的一种方式，方式总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规律。而生命的信仰却会长期存在，只要还有未知世界，人们总会对它怀着由衷的敬畏，科学对探索自然奥秘的使命，也必将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