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我插队到洛川，义无反顾的嫁给了当地农民，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家。我认定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安心工作了22年。虽然五易岗位，但总是在千难万难中，坚持干出名堂，死心塌地的准备祖祖辈辈做洛川人。
1990年底，我竟然调回了北京。起因是中央89（496）号文件激起了我返京的心潮。当时政策规定，“一户北京知青允许一个子女进京入户”，同学中有两个子女的都是老大先回去。我们把这个喜讯告知大女儿时，她高兴极了，但再三考虑后说：“我自己能考上大学，让妹妹回北京吧。”所以我们就把二女儿先办回北京，大女儿后来考上了陕西财经学院。老二在北京学习很用功，被评为市三好学生，后来考入了有住宿条件的电信学校。
二女儿落户北京时年纪还小，一个人孤孤单单住在亲戚家里，非常不便，学习生活都需要有人照顾，班主任老师几次打电报，让我们多关照孩子。之前我一直犹豫，觉得自己年过四旬，身体不好，没有勇气调回北京重新奋斗，但女儿的状况不容我再多想，我决定返京。
可是，返京之路何谈容易！
第一，没有落脚之地，最终还是我的知青朋友李茹轩帮我找到一份临时工，在南苑医院做饭，那里有可供临时住宿的宿舍。为了腾出白天的时间跑正义路北京市人事局，在食堂我总是争着做最苦的活，每天凌晨4点起床，站在大缸旁的板凳上和面、发面、蒸馒头，一切工作全靠手工。一次我的同窗滑智生、张莉然来看我，看我做这么重的活，都忍不住流下眼泪说：“难以相信你60多斤的体重能和出50斤的面来，小心你的小细胳膊！”
第二，找工作难。当时正在搞机构精简，工人纷纷下岗。我身高不足1米5，体重不够70斤，40多岁，一脸沧桑，弱不禁风，找工作屡屡碰壁。就在我心灰意冷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又是李茹轩了解到丰台区司法局缺一名司法宣传员，她介绍我去。当时北京市组织各区县举办“司法局建局十周年局庆法展”，丰台区司法局正在更换领导班子，这件事就耽误下来了。我在书法局现场书写了两幅字，一是“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的牌匾，一是巨幅隶书“乡情似海”。之后我便按照“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了司法局，
这时，离全市汇展只差一个月了，其他很多局的布展工作已经完工。火烧眉毛之际，我一上岗就抽调20余人翻档案，补照片，写文案，制展板。自己晚上加班在家制作出小样，白天大家通力合作，照图施工，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题为《奋斗的十年》40块展板的大型展览，受到同行的好评。国家司法部郝文惠处长夸我们创造了奇迹。同事们调侃说：“咱们田导是人不可貌相啊！”回想起我刚调入时，他们还曾诚恳地劝我，“你这个老太太还不办退休，办什么调动呀！”不由感慨万分。
这之后我在丰台区司法局工作12年间，又先后获得了市区局的各种奖励。退休之后，局里还多次聘我做评委和顾问，我为此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感觉很欣慰。
第三，住房难。现在，我们住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幸福之余，不免时常回忆返京之初的艰难危险。1990年我找好工作单位后，全家租住在丰台区看丹村火车道旁一处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烧惯了陕北的有烟煤，不熟悉北京的无烟煤，每天早上起来，炉子不是着过了，就是捂灭了。一天晚上刮大风，我半夜起床小解，竟然一头跌倒在地。爱人惊醒后，赶紧叫两个女儿抬我上床，可是却发现她俩也不省人事。他急忙冲向房东家门，刚喊一声，也重重地摔在了门框上。房东听到响声，开门一看，见是王大夫躺在门口，机警的房东判断出是煤气中毒，连忙扔出炉子，打开门窗，又请大夫又灌醋，折腾了半宿，我们才一个接一个苏醒过来。房东说，多亏王大夫，否则闷到天亮就全完了。房东奶奶说，以后就让大闺女和她家孙女睡一起吧，四个人挤一张床真是难为你们了。单位的同事来慰问我，局长说：“都怪我们对你关心不够，差点酿成重大悲剧。”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后怕至极。
煤气中毒事件惊动了区领导，我局领导汤方武找到了区人大副主任李劼和副区长杨宗奎，他们合计说，全国一盘棋么，田服敏是陕西省的劳模，在延安工作期间荣立一等功，也是我们北京的荣誉，同样应该照顾。于是决定把我安置在四环路建设丰台大桥拆迁周转房内，后来区工会主席苏瑞铭又奔走呼号，为我争取到区政府的福利房，使我一次次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2002年我从司法局退休，回想起这34年的桩桩往事，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最深的感触还是甜：1968年我只身插队，1990年全家返京。朋友们说，“你赚了，走了一个赚了仨！”是啊，我现在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有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爱人，有孝顺体贴的女儿，有问寒嘘暖的老同学老朋友，我的幸福人生60岁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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