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的文章，谈到了智慧健康，其中“生得好、老得慢、病得晚、死得快”引发了热议，尤其是“死得快”一出，骂声一片。
临终关怀
基础点
所谓“死得快”，没有任何诅咒的意思。它和“生得好、老得慢、病得晚、死得快"是一个整体，割裂开来看，显得唐突。我们所希望的是，好好的生育，有健康的身体，慢慢的老去，尽可能的晚得病，真的等到疾病来临，可以迅速的经历死亡，走得安详、体面、有尊严。
环顾国内，每年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和病患，在受尽病痛折磨后，艰难地死去。特别是一些癌症患者，在进入晚期后，难免备受癌痛折磨，痛不欲生。但这时候，设若病患自己不表态，其伴侣或子女都不敢轻言放弃治疗。而实际上所谓治疗，不过是借助插胃管、导尿管和上呼吸机，勉强维持其生命体征。这究竟是一种人道还是非人道的做法，实在值得深入讨论。
在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那么，生命在最后的几周、几天、几小时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一个人在临近死亡时，体内出现了什么变化？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给生命以舒适、宁静甚至美丽的终结？
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死前一周，有56%的病人是清醒的，44%嗜睡，但没有一个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但当进入死前最后6小时，清醒者仅占8%，42%处于嗜睡状态，一般人昏迷。所以，家属应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刻，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
随着死亡的临近，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呼吸时，积聚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医学上称为“死亡咆哮声”，使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此时用吸引器吸痰常常会失败，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头枕的高一些，或用药物减少呼吸道分泌。
濒死的人在呼吸时还常常发出呜咽声或喉鸣声，不过病人并不一定有痛苦，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使他能继续与家属交谈或安安静静地走向死亡。
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
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这我明白。只是现在才知道，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得这样有人情味，这样合理，这样好，这样的——自然而然，是人自作聪明的横加干涉，死亡的过程才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早在上世纪60年代，Cicely saunders 就提出了 “姑息医学”的观念，并在伦敦建立了临终关怀院（St Christopher`s Hospice），开始了临终关怀的先河。这一思想逐步被世界接受并得到推广。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文思想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了全球都能接受的临终医学理念——善终！完成了从“姑息医学”到本世纪“善终医学”质的飞跃与嬗变。面对疾病晚期病人，每个临床医生，都应该具备“善终”的人文理念与实践能力。
何谓“善终”？中国传统概念是“无疾而终”，像鲁智深那样“坐化”。其实，“无疾”是不可能的，只是疾病发作比较急，没有时间诊断，或者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诊断而已。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胖大和尚鲁智深焉知不是突发脑溢血而死？所以说，人皆“有疾而终”。疾，就是疾苦，就是疼痛。为医者，就是消除病人的痛苦与不适，让病人感觉欣然无疾，虽然有病而不痛苦，直至生命的终点。这就是现代观念的“无疾而终”的善终。
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颁布各自临终关怀的行业规范及临床指南。美国纽约州甚至立法：如果医生没有对临终患者设立善终计划，须负法律责任。然而在我国，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没有人文意识，许多医务工作者还不知道“善终医学”的概念。更有甚者许多医疗机构寄希望于危重病人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赤裸裸的消费主义）！
我常常感慨：不是西方医学观念新颖，而是我们把传统丢失太多！ “善终”，其实本是中国的文化，是“视死如生”、“养心胜于养身”的理念，是“医者父母心”、“医乃仁术”的具体体现。丢失了传统，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医院越盖越多，技术越来越强，医生越来越忙，越来越累；而结果呢，病人越来越不满意，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疗纠纷越来越多。这其中，人文主义缺失，难道不是原因之一？
人总是要死的，带着轻松、美丽踏进另一个世界，一定会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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