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种感慨，女儿进入初中，我才第一次接触中国公立基础教育——在我作为学生离开学校三十多年之后。这也算得上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站在家长的角度，近距离观察基础教育的现状，并以此为样本做些思考。
近日的一个观察点，是补习班。缘于姝儿告诉我，同学央求她帮着做补习班的题，她发现同学并不愿意搞懂题目的意思，只求快速完成任务。
当下国人应当没有不知道补习班的，尽管我的青少年时代并没那玩意儿。
回顾那时的社会状况，估计也没几家有这闲钱送孩子上补习班，这倒于事实上让我们那一代人拥有了一段比这一代孩子轻松一些的生活，多了一些自由呼吸的机会——尽管都要面对应试的压力。
即使不去那个“班”，也逃不掉“补”
01. 补习班
学术上，补习教育又名影子教育。
补习教育的主要研究者香港大学教授马克·布雷（Mark Bray）认为：
课外补习只有当主流教育存在时才会存在，它的规模和形态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几乎所有社会中，它受到的关注都比主流教育少，它的面貌远不如主流教育那样清晰可鉴。
而主流学校课程中，最能增加升学与就业机会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和科学亦是补习界中最为盛行的课程。[维基百科：补习班词条]
有一句调侃是这样形容中国孩子的：“不在培训班里坐着，就在去培训班的路上。”
这一说法有夸张的成分吗？
就我有限的观察，的确是绝大多数中小学生的真实生活写照。不仅如此，学科、杯赛、测评选拨性补习班甚至极其荒唐地蔓延到了幼儿园，居然还有针对不到3岁婴儿的奥数补习班——“托奥班”。
2017年8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显示，有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其中，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花费17832元，占父母年收入的11.9%。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不止一位亲戚朋友对我说：
“不上不 行啊！人家周围他/她这么大的孩子都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了，会拼音了（注：四-五岁的孩子），我们家的还啥都不会。”
“想要读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小学都要入学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不学怎么办？”
“好多小学一年级的老师都不教这些或者教得很快，因为大多数孩子都会了。现在不学，进入小学跟不上怎么办？会被老师骂，孩子也会被打击。”
……
这中间，既能看到父母的焦虑，也看能到整个教育生态的异化，还包括全民性的盲目与焦躁。课外补习班已于实质上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变成中国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的重要来源之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8年3月1日发布的《从应试教育突围——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显示：
在2012年的PISA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中国大陆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达13.8小时，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平均每周校外学习时间高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经合组织)的平均值7.8小时。
其中参加数学、语言、科学和其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71%、51%、55%和57%，时间分别为2.01、1.33、1.49和1.41小时。
而同样补习班泛滥的港澳台地区，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1/2，日本仅为上海的1/3。
大陆中小学生的校外补习时间当之无愧“领跑”全球。
2016年12月27日，中国教育学会发布《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超8000亿元。课外补习已然成为了一个怪兽般的巨大产业！
02. 发端
补习班是几时悄然生发的？源起于何处？
纵观全球，补习班盛行于东亚儒家文化圈，以中国、韩国、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地区最为兴盛，这和儒家文化历史上的私塾、科举、八股取士制度相关。
众所周知，历史上，整个东亚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科举讲求排名，名次与名利挂钩，从前的排名演化为今日更为直观的“分数”。
今天，不仅地域上的东亚，凡华人所在地，补习文化都兴盛异常，补习班跟随华人的脚步，漂洋过海远赴欧美。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HS2 Academy）圣马力诺教学点
门外的成功申上名校的学生名单——是不是很熟悉？
本土美国学生并无上补习班的传统，即使有，通常也是主科之外，学生真正的兴趣爱好特长。但是，过去几年，教育机构在美国大量涌现。
台北《旺报》2017年的一则报道称，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共有411家备考中心，其中超过1/4是过去4年间冒出来的，多半位于皇后区和布碌仑，尤其是亚裔聚居地，例如法拉盛和布碌仑的日落公园。
纽约全美四大公立名校之一的斯岱文森高中附近，补习社已然成为一个重要产业——斯岱文森高中的学生超过40%是亚裔。
美国西岸的加州奥兰治、圣塔克拉拉和洛杉矶共有861家标准化考试辅导中心，这三处都是亚裔家庭占比很高的地方。
亚裔是补习大军的主力，无论哪里。
在韩国，家庭补习支出在2013年就已高达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05亿)，是当年全国家庭总收入的两倍。
2016年，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公布中小学课外补习费调查结果显示，每人月均课外补习费为25.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创下自2007年实施此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一个韩国孩子的一天，除开睡觉，都在学习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超过60%的中学生会参加课外补习班。2005年，日本私塾的数量（49198所）已远远超过学校的数量（小中高总和：39255所）。
大部分学习塾设有“国语、算数/数学、理科（物理、化学）、社会、英语五科，但因为大部分学生希望学习英语、数学、国语，所以只教这三科的学习塾非常多。
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显示，2013年1月，全台备案的补习班共有18956家，而台湾人口不过2千3百多万，平均每1200人就有一家补习班。
中学生放学后去补习班报道是普遍现象，尤其志在冲击顶尖大学——台大、成大、清大、交大的学生，大约八九成都在上补习班。
台北补习一条街
2012年，香港大学研究显示，上补习班的学生占比72.5%；2013年，香港青年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学生平均每人每周用4.9小时上补习班，比2009年的3.06小时增加了60%。
2015年，香港某连锁补习社公开以8500万港元的天价吸引对手学校的“补习天王”。
千万年薪的明星导师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望子成龙的父母。
03. 台湾的补习历史
补习班如此火爆的背后，又有些什么呢？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刘正副教授在《台湾补习教育的变迁、效能与阶层化》中讲到台湾补习教育自冷至热的变迁过程。
1968年，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刚刚在台湾实施的时候，社会上对中小学教师的恶补曾感到相当的不满与忧虑。
一般认为，教师为了利益而主动招生补习，扭曲正常教学，也就是“教师不按照规定授课，留一手到补习时再行讲授”（教育部，1978）。
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补习班的观感已有明显的改变。
至于形成今日台湾补习行为的多元化，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说法：
第一，是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如黄光国等，2003）。自教改以来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要破除升学主义与文凭迷思、减轻升学压力、使教学正常化、课程生活化及多元面向学习。
然而，过去我们认为只有国、高中学生才有升学压力，但多元入学制度却让学生为了学习某项才艺或发展某项专长而补习。
九年一贯的课程因包含七大领域且内容包罗万象，学校老师之前所受的专业训练未必能够应付、学生家长们心中的焦虑不能解除，因而一方面希望其子女透过补习班，学好正式的（或传统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也可能让学生参与各种才艺班，来应付所谓的“多面向学习”。
第二，是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台湾已在较欧美国家为短的时程里完成了人口转型的过程（陈宽政、王德睦与陈文玲，1986），一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越来越少，也形成现在就学的学童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较上个世代来得少。
若以家庭资源固定的情况来说，子女数目较少的家庭应能受到较多的照顾；同样地，父母们对此为数很少的子女有较高的期待，当然也就是可预期的。
有不少文献皆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这样的关系（Katsillis & Rubinson, 1990; Teachman, 1987;Teachman &Paasch, 1998），并指出兄弟姐妹数较少的学童在课业上有较好的表现（DeGraaf, 1986; Ho& Willms, 1996; Kuo & Hauser, 1995; Pallas et al., 1996）。
这种教育资源集中的情况，也间接地形成了学童们大量的补习行为。
04. 大陆补习班的变迁
台湾的情况基本可以印证补习班在中国大陆的变迁。
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没有补习班的，在那个家庭收入的70%甚至以上都必须用来填塞一家几张嘴巴的时代，补习班无异于某种不可想象的奢望。
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勤工俭学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做家教，上门给逐渐步入学龄阶段的第一批独生子女以及逐渐富裕起来的家庭的孩子补课，这或者可以看作是中国大陆补习班的发端。
这背后，有经济的原因，也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因素。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让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1991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至1700.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11.16元增加到1453.81元；时间到了千禧年，这一数据又飞跃至6280.0元和4998.00元。
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测算，2000年，全国小康生活水平实现程度达95.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很显然，家庭可用于教育的支出得以大幅增涨。
1979年下半年，全国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中国步入独生子女时代。九十年代中下期，第一批独生子女正在经历中考、高考的升学节点，而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重点学校依然存在，升学压力空前强大，独生子女们无可避免地承担起了父母们对这唯一孩子的所有期待。
多重因素合力之下，课外补习班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初露头角，这当中的领头羊当属1993年11月16日由俞敏洪在北京创立的新东方学校。
但当时，以新东方和李阳的疯狂英语为首的补习班主要是为预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而设，补习范围为英语培训，针对托福、GRE考试，出国留学潮是推手。
面向基础教育的课外培训班紧随其后，和国人的富裕程度同步发展，快速扩张。
还记得那时的疯狂英语吗？
还有一个和台湾类似的情况是，大陆的补习班也是伴随着教育减负等教改措施繁盛起来的，这大概远远出乎改革者的预期。
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了49次“减负令”，各地的“减负令”更是多达百项，一再听到“史上最严减负令”之说，可现实却是：学生的学业负担越来越沉重。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家长不愿减！学生在学校减掉多少，家长就在课外给孩子增加多少，甚至更多，最终演变成学校减负、家长增负，包括“学而思”在内的很多补习班从中获得了发展机会。
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低，但中国私人的教育支出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重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05. 家长的博弈
补习班被诟病多年，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孩子们不堪重负，大部分的孩子都不喜欢补习班，但家长们仍然抱着“有病治病，无病补身”的想法，拖着孩子奔波在补习之路上。
近年来，中小学生的自杀率不断攀升，其中，不堪学业重负和考试压力占首位，其次是师生冲突、家庭冲突，因为“成绩不好”、“成绩下滑”导致的自杀不在少数。
在应试教育下，只有好分数才被接纳，在分数这唯一标尺的压迫之下，很多成绩下降的孩子会产生无意义感，以致丧失生存意志。（摘选自：《教育蓝皮书》2014）
现实如此残酷，绝大多数父母仍然不敢不让孩子读补习班，都以为自己的孩子不会是那个活不下去的倒霉蛋。
为何如此？
直接原因相当简单，大概率上，补习班能够于短期内快速提分，有助于孩子获得更高一些的分数和名次，提升考上好学校、获得更多一些的资源，甚至于阶层晋级的机率。现状如此，任何理性的分析与劝诫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补习班“见效”快，父母们冲着分数而去，背后是同样被诟病多年的考试制度甚至于教育制度。
我国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素来不高，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约为4.3%。
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9年，中国实际公共教育投入为2.4%，在2012年以后超过了4%，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98年、99年，中国教师收入占教育投入比不到50%，大学师资为教育投入的40%左右。
尽管公共教育投入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并未改变。
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也指出，中国教育公共投入不足的另一个后果是，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重点学校、学区房的问题喊了多年，仍然只停留于喊喊而已，贫困山区的孩子依然上学难。
同时，高考这种单一评价方式也未改变，学校日常就用选拨性评价代替诊断性评价，名次和分数的效应被放大。
更加以社会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让父母不敢对孩子的未来掉以轻心。有这样一种前提，压缩高中升学率等“教改”措施自然就让竞争下行至初中甚至小学，剧场效应加重了囚徒困境，能够快速提分的补习班成了大多数父母的不敢不选。
于是乎，同是亚裔，中国孩子难更逃脱“补习班”的宿命。他们的背后，是焦灼的父母面对残酷的现实，对数量不多的孩子前所未有的高期待。
06. 补了些啥？
分析家长逼迫孩子上补习班的原因不外乎这几种：
竞争太激烈，周围人都上补习班；
许多考试内容课堂不讲，只在补习班里讲；
学校课堂质量不高；
当然，还有提前放学回家的孩子无人照管。
那么，补习班这么火，父母们趋之若鹜，更需要冷静下来认真地想一想，补习班真的有用吗？这样的学习真的有效吗？
送孩子去补习班的家长要的是分数，且是能够短期见效的速成，补习班自然倾向于迎合家长的需求。从纷乱夺目的补习班广告即可看出，TA们求的是速成，以满足父母的焦躁；用分数展示“成绩”，以获取更多的学生、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益。
但分数却未必等同于能力，速成的背后更大可能是对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伤害，牺牲的是孩子持续成长的能力。
以数学为例，绝大多数补习班采用的是给公式、套解法，用大量练习提升熟练程度的填鸭式教学法，能够引导学生总结规律就算难得了。这的确是提分捷径，却也是扼杀思考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学生“学”到的是套路，即使知道了如何做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却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对，不知因何而对；错，也不清楚错在哪里，能做题却不求甚解，这是典型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数学的根基在于理解，在于弄清楚原理，而非算法、公式和套路。
女儿上周告诉我一些事例：这个没有上过一天学科补习班的娃在学校里被同学央求帮写补习班作业。
同学说，作业太多了，学校的加上补习班的，根本写不完——据说，有好多同学都会把补习班作业带到学校，而她也时常被央求代写，特别是英语，偶尔还会有数学，因为：“我能答出来呀，而且都是全对啊，特别英语，至少补习班的老师改出来是全对的呀！”
她在帮同学做题时发现，大多的孩子只会考虑填空怎样才能填对，如何快速搞定作业，却不会认真琢磨文本/题的意思，更不用说原理。女儿说：
我发现他们填空大多数时候都能填对，但是不懂上下文的意思，填完了也搞不清楚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填。而且是填完就算了，并不会花时间去弄清楚它的意思。
——也就是说，家长们花了大量的金钱送孩子到补习班，不过是学会了填空！
姝儿的语文老师说：语文不在语文书之上，语文是唯一一科刷题刷不出效果的。英语，又何尝不是？
图片来源：中新网
怨孩子们不用功、不努力、不诚信、不上进？
想想看，在已经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学校作业的情况下，补习班及其作业必然成为大多学生于主观上并不愿意面对的负累。
谁都无法长期生活在高压之下，仅仅是完成都要耗尽几乎所有的精力，又怎么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还包括心情来深究细研呢？
这种完成任务、应付差事型的学习，能够称之为“学习”吗？即使考试分数得以提升，这样的“学习”仍然对个体能力并无增益，反是更有可能因为疲惫、倦怠增加厌学的可能性，甚至导致成绩下降。
据杭州《都市快报》报道：
今年暑假，一位徐姓妈妈给儿子报英语培训班，一个月时间，每天2个小时，600元/小时，期末考试孩子英语70多分，暑假结束，开学考试，英语考了40多分。
三万块打了水漂，是补习班老师不负责吗？徐妈妈说，老师很负责，天天追在儿子后面让背单词，不背完不让回家。课是每天14:00-16:00，结果有天到了22:00孩子还没回家。联系老师，说单词没背出，不能回家。
老师如此负责，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让这位肯在孩子教育上下“狠手”的妈妈哭笑不得的是，她给孩子报的班，儿子常常学不下去，自己却突飞猛进，无论英语、画画还是音乐。
最终，这位被现实狠狠打脸的妈妈终于想通了：不要只盯着儿子弱项，天天补短，应该扬长才对。不给儿子报英语班了，成绩倒缓慢提升了。
孩子的兴趣班居然变成了父母的学习机会，孩子却总学不会。从文章留言可以看到，类似际遇的家长并非一人。
长期的高压和强制无法让孩子爱上学习，真正能够推动持续学习的，是乐趣、是热爱、是成就感。真正的学习，需要有闲暇的时间用于探讨、思考、分析、总结，才有可能学到最为重要的学习方法、获得能够推动终身学习的自学能力。
07. 能改变吗？
想问一问送孩子上补习班的家长，如此坚持，不顾孩子或明或暗的反对，到底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是从众心理还是说根本上就是一种“惰政”？自己无力管、不愿管，把孩子丢给补习班，看上去孩子有人管了，在学习了，究其实，不过是买自己的心安，为的是减轻自己的焦虑。
我总在想，与其把钱丢给补习班，不如用那些钱在家中建构一个小型图书室，和孩子一起阅读一起探讨，把家变作学习共同体；不如和孩子一起出去背包徒步，在行走间触碰这个真实的世界，把旅行化作深度学习的机会。
父母和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拉近亲子关系，孩子拒绝沟通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自然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青春期叛逆”带来的苦恼。
引导孩子，最终必须依靠父母自己，无论学校老师还是补习班，都无法代替父母的职能。
希望孩子爱学习爱看书，希望孩子是终身学习者，首先自己就要爱学习爱看书，就要做一个终身学习者；希望孩子讲道理、肯认错，首先自己就要讲道理，敢于认错，即使认错对象是一个孩子；希望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首先自己就要呈现给孩子，良好习惯是怎样的。
打着麻将看着电视要求孩子学习，刷着手机玩着游戏指责孩子习惯不好只会导致不屑与对立，身教重于言传绝非一句口号，一个人的言行方式本质上是其价值观的彰显，孩子越小越善于模仿，首先模仿的，自是朝夕相处的家人，家庭环境就是这样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长久影响。
那日，诗峰说：
父母日常的闲谈，跟朋友的聊天，就是父母给到孩子的家庭文化氛围，真正潜移默化影响他们思维深度的要素。
在我们控诉补习班之害的时候，或者应当想一想，身为父母，除了随大流，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才能真正助力孩子的成长？当我们无力改变社会的时候，我们到底还能改变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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