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噼里啪啦、砰啪……”
大年三十至初一，在鞭炮、焰火声中送走新年、迎来旧年，我躲在被窝中被吵地辗转难眠。现在，城镇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可农村还未禁止。
是的，我不喜欢过年，从小到大都不喜欢。
小时候，新年有红包有新衣服有好吃的东西，但是因为家庭条件限制，新衣服总是买的草草了了，红包也寥寥无几，相应的代价是被家长牵着似猴儿般挨家遛过去。
后来，上学了。新年是伯伯叔叔、姑姑姑父各种亲戚花式问成绩。考的好的年份过的倒也舒坦，考不好的年份时时刻刻都想挖地洞。
再后来，上班了。新年是问工作、问工资、催结婚，因我的性格是属于“内嗨”派，脾性又带着点当代人的“孤傲”，不喜欢与那些一年见一次的亲戚过分熟络地拉家常，所以越来越讨厌过年。
今年，仍旧受疫情影响，限制回家过年，可惜不争气的我工作找在当地小县城，无论我讨厌不讨厌，“年”就在那儿，家也在旁边，不过也得过，不回也得回。
大年三十正式放年假，县城里的人突然也变少了，我回到老家，小村庄的路边停满了小汽车，弄堂里人来人往，厨房里烟火不熄。
母亲早就烧好了猪头肉，放在大脸盆里，锅里是用煮猪头的汤汁煮自家种的白萝卜。父亲从满是肥肉的猪头剃下一些瘦肉放到我和妹妹的碗里，我不吃肥肉，吃着碗里的咸肉略带嫌弃地说，我们都不怎么喜欢吃猪头肉，今年咋又搞了。
父亲说，咋不好吃了，过年都要吃这个，就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母亲接话道，是你爷爷说要弄这个吃。
我不再说话，今年爷爷身体不好，当初觉得熬不过一年，如今又多了一年的希望。
我端着碗挪到家门口，地上是红色的鞭炮屑，抬头看到瓦片和水泥衔接成边缘的狭长的天空，这空气熟悉又陌生。端着碗看着路上人来人往。
平时我能见到的除了步履蹒跚的爷爷奶奶，就是挂着鼻涕的小孩子，如今我看到了中年人、看到了青年人、也看到了少年。挂着鼻涕的小孩子还在，哦不，如今他穿戴整齐被爸爸妈妈牵着小手。爷爷奶奶也乐着，手里拿着小店买的酱油或是地里掐来的葱蒜。
来来往往，带着小跑。一切似乎比平时更忙碌，但他们却比平时更开心。
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我由爷爷带着，爷爷一时不见踪影，便追着邻居问，你有看到我爷爷吗？过年时，父母在家问我有没有想他们，我说想。他们又问那他们过完年出门好不好？我说好。
我发现我从小就比较缺乏安全感，当然，我也知道，不管我同不同意，年过后他们还是得出远门。
父母远行时，小孩撕心裂肺地哭喊，我也听得不少。之前，我可能是那种短暂的相聚还不如不聚的那种人，有点像那种又长情又绝情的人。现在我发现，分别是被迫的，相聚是自愿的。为了让我们无论多贫穷多失败都能够厚着脸皮见一次，我们在漫长岁月中划分了等长的时间节点，这一天，你们一定要相见。
今天是十一，人们慢慢地从故土迁至外地，今年见过的人，下一年，我希望还能见。
我知道，我们总会相聚的。那么，其实分别也没有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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