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推，回到1990年的春天。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在南方生活的人，都会知道有一种寒冷，比腊月寒冬更要冷上几分的。那种寒冷，叫作“倒春寒”。那时候我已经是传说中9岁的孩子了，可是个子一直很小。到底有多小呢？我自己也无从得知，更无法想象。只记得虚岁10岁那年的体重，是我的小外甥女五岁时候的体重，45斤。
春寒料峭之时，我感冒了。印象中以前也常患感冒，不管吃药还是不吃药，过个一两个星期便自然而然地好了。所以，这一回感冒后，我也想着随它去吧，并没有太在意。春节过后，哥哥姐姐们都外出打工赚钱去了，家里吃剩下阿爸和我这一老一小相依为命。阿爸依然忙他的田间地头以及竹篾活儿，同时也不得不既当爹又当娘，洗菜做饭包括自己的衣服都得自己动手。但他毕竟是个大男人，一些生活中的细节反倒是我这个小棉袄给了他贴心的提醒和照料。他也习惯了一天忙完后，给小女儿絮絮叨叨一日下来的琐事，什么人今天在田间跟他说了什么话，他是怎么个反应的。阿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移民到这个村子后，总避免不了有人强势，拿各种由头欺负他。但这不表示他没有正常的感知力，他受了委屈无力反击，远处诉说，便回到家跟最小的女儿说。这样的诉说虽然软无力，总好过没有。
因为没有得到阿爸细心妥帖的照料，一场感冒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到后来是一直咳嗽不见好。那时候我已经学会写信，已经懂得通过书信的方式与远在外地的哥哥姐姐们互通消息。姐姐在收到这样的信后，颇为担心，于是向工作的厂里请了假回家。她带着我去了镇上的医院，那里的医生检查来检查去，最后无法确诊，便推荐姐妹俩去县城医院好好看看。
姐姐没有迟疑，次日一早便带了我去镇上坐车。人小步窄，从村子到镇上三公里左右的路程，那时候总觉得好远，不骑车或者不坐车就觉得不可能到达。这下要去县城——天哪，县城可是从来也没有去过的呀！我们来到小镇老街，那里也是过去集市的中心，路口总会停着去往各个方向的车子。那时候大巴还不是现在的大巴，我们叫“三卡”，介于拖拉机与摩托车之间。三个轮子，前面一个，后面两个，也还稳当。上面的车厢三面和顶部围有铁皮。有些车子最后一面挂着布帘，好一些的也是铁皮门，上车后可以从里面把门关了。车厢三面设有窄窄的长凳，一般可以挤八个人，多的时候挤上十四五个也很正常。我们后来往返县城与小镇多次，坐过很多次这样的车。我身体不好，坐车容易晕车，原本就白皙的皮肤，一顿晕吐之后，显得更加苍白了。
县城医院接诊的是个慈祥可亲的老医生。她仔细看了我的病历，然后拿出挂在脖子上的听筒来听。她似乎听得特别仔细，过了好久，才放下听筒。随后她又看了下我的病历，开始在病历上写字。
“去做个心电图吧，一会儿做完再过来。”
我们做完回来，她略显低沉，很快地扫了一眼我们姐妹俩后，对着姐姐说，“你妹妹得的是先天性房缺心脏病，最好还是赶紧去杭州做个手术吧。”
那一天怎么出得医院，我们已经不记得了。我们唯一记得的是，那一天，姐妹俩在车上抱头痛哭，以至于常坐的“三卡”司机拍拍姐姐肩膀，“好啦，别哭啦，我不收你们车钱还不行吗？”
对于一个县城都还是不得已才初次去的小女孩来说，这一下又得去省城杭州，心中更是惶惑和不安了。她不知道自己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记得没多久，姐姐就带着到处借来的钱，带着学校老师同学们为她东拼西凑的一堆零钱，坐上了去杭州的长途汽车。如今，从家乡到杭州开车只需两个小时，那时候至少得开四个半小时。
不管怎样，省城杭州，这个我今生有缘的地方，第一次是在那样不情不愿不得已的情况下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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