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矛盾激化，而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全面侵华。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张学良已达成共识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责任的讨论之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鼓噪：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下的令，而与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的蒋介石彻底无关。
实际上，学界早先有论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7、8月份，张学良与蒋介石早已达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识，待事变发生时，请示与否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大的应对方针早已确定了”。
就“不抵抗”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只有完全从史料出发，才有希望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前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曾提到的1931年9月19日那一天的《中央日报》。那一天的报纸不仅是有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预警”式报道，同时还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日军队横行东北》的报道。
这报道开门见山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实行武力侵略”。文中则具体记载了三件事，一个是日方报纸报道“参谋本部近发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借口“近来东北地方多匪”，下令“满铁守备队采取相当之防卫行为”，《中央日报》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个事情的本质：“日人藉口匪徒，竟派兵横行于我领土，直侮视我国权如无物。”
张学良（右二）
另两个是两个日军在东北袭击中方军警的事件，分别发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抚顺之日守备兵一队四十名，突入抚顺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驻抚顺保安队见日兵在我领地内操练，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毁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军警包围，并以机关枪威胁，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员仅有四人，保安队人数亦仅十三名，众寡不敌，且毫无准备，仓促之间突被四十名武装日军包围，未加抵抗，日兵竟将我方军警一律解除武装，一哄而去。
让人唏嘘的是，这一次抚顺的日军袭击中国巡警和保安队的过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多地袭击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中方“未加抵抗”，给日军“一律解除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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