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为了讲述。
很久以前，大概十一年前吧，我被送上了我们这里唯一的小学：陈家寨小学。陈家寨是个大范围，兴发寨只是它的一个组而已。
小学在我们村上面，大概三里路左右。我的母亲犟着我到了半路，我便开始大呼大叫，要跑回家去。她用一块钱哄住了我，又背着我去。我们远远地看见了学校的红旗，那里人很多。我突然大叫起来，哭得更厉害了。母亲不顾我的反抗，扭着我到了郭老师那里，问我的学名是什么，我的母亲不识字，不知道我的真名，竟觉得念起来不顺口，就用我的小名将就给我安了个学名。我们那里没有幼儿园这种高级的幼校，我一进去，读的就是学前班。学前班的很多事情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一个经常尿裤子的同桌。我和他很合得来。那时候上的课就只有三门：语言、数字和美术。语言课要做的就是认一些最简单的字，然后照写十个，写满一页的田字格。很多小孩一起，坐得很挤，桌椅又很破，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把本子贴在墙上写完作业的。那时候的字不知长成什么样子，却经常得到又红又大九十五分，我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数字课说的也是一些最简单的算法和数数。最令我得意的就是我用十根高粱杆做的小棒便学会了最容易的加减法。至于美术课画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
不同于其他入学较早的小孩，我仅用半个学期的时间就上完了学前班，升到一年级。我一年级的老师是杨老师，一个秃顶的已做了外公的老头。我在学前班时，他教的是六年级，我见过他很多次，经常进出他所教的班级。在正式成为他的学生后，很快便得到了认可。杨老师一人教我们的所有学科，带着我们到了五年级。他的课很简单：课文读一遍，用生字组词即可；数学课讲完算法，交一次作业即可；品德课和科学课只需读一遍，写下原文交上去即可。上美术课是我最得意的时候。杨老师喜欢人，我拿着美术课本，指哪个人他便让画哪个人。而同学们最讨厌的就是画人。这简直是我的惬意时光。四五年级时，我们终于开始埋怨杨老师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方法，经常在背地里说他的不是。那时的我们，早上七八点去上学，中午回家吃饭后又回学校，再加上晚上回家，一天要跑很多次。路上的时光，我们在议论的都是杨老师。我对杨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爱掐眼睛皮。他读课本时很认真，如果你不认真听，他问你读到了哪里，指错了的话，眼睛皮就要遭殃了，估计会肿起来。关于这件事，五年内我都幸免于难，实属难得。六年级时，杨老师退休，从镇上来了四位新老师，其中的一个接了我们班。我们有了两个老师：新来的胡老师教我们语文、美术和音乐；村子里的周老师，也是我的长辈，他教我们的数学。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努力学习的。好在学习还不错，和班上另外两人形成了三人角逐，但我永远是最差的一个。对此，我没有任何想法。
胡老师是我最敬重最喜欢的老师。他是从镇上里来的，教学方法富有新意。他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电脑。有一次上音乐课，他将电脑放在我的课桌子上，放费玉清的《一剪梅》给大家听。那是我第一次离电脑那么近。趁他不注意，我还伸手去摸了摸，很硬也很烫。我最喜欢课便是他的语文课，总觉得能认识很多字的人真的很了不起。胡老师抓字词很紧，总让听写，十分有趣。
不在学校的日子更加有趣。在我们村里，村公所是最知名的地方，孩子们都爱在那里玩。那里原先是一块很大的洋芋地，后来用作了办公用地。村公所有个篮球场，球场外有个水泥做的乒乓球台。那时买不起篮球，更不知道篮球怎么打，所以只喜欢那个球台。人远远地跑跳上去，坐在上面，其他人要上来就难了，总被推下去。我们就喜欢这样玩。篮球场下面有块足球场大小的草地，我们也常在草地上玩。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远远的跳来一只腿，一脚踢在另一个人的脑门，又一个人从他的后面一脚将他踹倒。我们称为“飞毛腿”。按照既定的规则，脱掉鞋子，不能动手，只准用脚，两两比试，谁先倒地就算输。如果踹疼了，就躺下睡会儿，没有告爹妈的。那时候穷，买不起玩具枪，捡根木棍就可以当做武器；那时候人多，天一半黑，就可以分成两派。那时候最爱玩弹珠，最爱跟着女孩后面跑，最爱摘堆刺果果。那时候也不害羞，经常到坝子去窜。
我们村子外面有条东西走向的河，每个河段有不同的名字，都是用土话讲的，无法用文字表达。河流分两段：小河和大河。人们常在小河凫水。也有胆儿大的，敢游大河。我们那里，要到织金那边去赶集的话，必要经过大河。母亲常带我去，总要卷着裤子过河。后来河水涨了，不会凫水根本过不去。于是，在大点的伙伴的怂恿下，我开始学习凫水。我家常年养牛，而我在村子又是出了名的懒人，所以一到放假时候，我不做农活的唯一办法就是跟着牛屁股走。我也爱放牛。村里的牛很多，跟着牛的人也不少，大家彼此认识，都玩得来。每个人捡十几个洋芋，挂在肩上便赶牛上坡去了。放牛最好的去处自然是河边。河边宽敞，草也不错。牛在山坡上吃草，人在河里玩，远远地就能看着牛，也不怕糟蹋了哪家的庄稼。我就是在这时学会凫水的。凡在河里的男孩，都是赤身裸体的。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埋在沙子里，捂热了，烫了，便又钻到水里去。如此反复，饿了就烧洋芋吃。女孩放不开，总不跟我们在一条河里游，却也有几个例外的。大河边有很多垂柳，那时候唤不出名，只顾断其枝条，赶牛特别带劲。
放牛的时候，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在玉米地里摘最饱满的包谷烤，翻找豆叶盖住的黄瓜，刨花生地里的萝卜。蚂蚱、青蛙可以捉来烤，嫩草根、玉米杆可以嚼，地里错沟的洋芋可以啃。有时候捉到一尾比拇指稍大的鱼，自然是幸事。最喜欢的莫过于发现野兔子和野鸡，总想能吃上一个。从前的日子就这样：吃野的，照样能生；吃生的，照样能活。
我们在山坡上，一人备了一个大麻布袋，去偷别的寨子的人家的果子。一旦听见狗叫声，便四处逃散，不准往一处跑，不准被逮着。到了五、六月份，上坡定要带一把锄头去挖折耳根。为此不知坏了多少人家的地坎。
远山远水的日子，就是小学结束的时候。在我们村里读完小学，大抵都要去镇上上中学。因为路程和费用，不是节假日便很少回家，跟着牛走的日子自然也就少了。上了中学后，因为性格原因，前前后后走了很多弯路。中学毕竟不同，陆陆续续地与很多人失去了联系。他们有的去了外面读书，有了辍了学打工去了，有的早已择人嫁娶。儿时的玩伴一天天地生疏远离，自己也要慢慢地融入新的集体，接受那些并不十分光彩的东西。孩提时代养成的害羞让我在求学一路走得磕磕绊绊，却也学会了很多新东西。唯一养成的好习惯就是爱阅读。阅读这件事情还得从小学说起。在百兴镇的所属的范围内，水寨小学和陈家寨小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穷学校。上五年级前，我根本不知道阅读是什么样的，只知道拿着课本，想象一些类似于《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之类的东西。后来，一批慈善捐赠到了我们小学，据说是一个叫做伊能静的演员送的，捐赠的是一些课外书。那时候的我虽然爱看电视，却根本不知道演员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伊这个姓，只以为是人家弄错了字，所以在写感恩卡时自以为是地将“伊”改为了“尹”。但事情总归是好的。我很快便看完了《小王子》和《夏洛的网》这两本书，还反复阅读了很多遍。这是我最初的阅读。后来有了机会，补上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等书。我第一次到镇上去也是读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过年，我和父亲去镇上买东西。我拼着他给我买了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只觉得封面上的大鲨鱼和书的简介很有意思。临行前，我又瞒着父亲，自己偷偷地买了一本《茶花女》。三本都是儿童读物，给我带来了极致的阅读享受。上了中学后，能看到的书很多，读的东西也越来越有深度。很多时候，用手机就可以看书了。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渡边先生的书，受到了很大的心理刺激。然后又陆续看了川端先生的《雪国》和《千只鹤》，三岛的《潮骚》。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接着又看了他的《百年孤独》。当然，与《霍乱时期的爱情》相此，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百年孤独》委实晦涩难懂，我至今也只能记得其中的几句经典语录罢了。给我灵魂带来最大冲击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我至今还把它放在书包里，时刻提醒自己复述书中的内容，以感悟一些新的道理。在年轻的时候，读晦涩的书，这不是装，而是一种通病。我一直相信，读什么样的书，便做什么样的人。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那便是我的阅读到初三停了很久。因为当我还沉迷在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物哀与唯美时，我的成绩却一直在走下坡路，越来越听不懂与数字有关的东西。在我的数学老师杨老师的一次很重要的公开课上，我竟神游在诗人西贝的一首叫做《路人》的诗里，以至于回答不上老师的问题，成为公开课上唯一的墨点。我对我的老师深怀歉意。幸亏即时扭转心境，克制之后，情况有所好转。至于后来，终于释怀。
如今，我回家后仍能看到那些风景。当然，风景还是风景，人却没有几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懂得了很多人情世故，习惯了逆来顺受，缄默其口。在我的家里，老牛还在，但喂养却代替了放养，因为无地可去。而我也没有了跟着牛屁股走的兴趣，甚至觉得那纯属浪费时间。天随人事。政府给村里发了款，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引水淹了原来的河和车路。水泥路绕山而行，把扶贫请到了村里。公路联通了各个村子，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这个村子正变得欣欣向荣起来。我走在临河的水泥车路上，想着那一条已被淹了的老路上我曾经骑单车摔倒的地方，看见一只蜗牛踽踽独行，向着镇上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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