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茵

Klein 1963 克莱因：关于《奥瑞斯忒亚》的一些省思

作者：梅莱妮·克莱因

来源：李新雨 译

时间：2011年9月19日

克莱因：关于《奥瑞斯忒亚》的一些省思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steia"

作者：梅莱妮·克莱因

译者：李新雨

下面的讨论基于吉尔伯特·穆拉利（Gilbert Murray）著名的《奥瑞斯忒亚》译本。我打算考虑这个三部曲的主要角度，是剧中人物显露出的各种象征角色。

首先让我对这三段剧目给出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部：《阿伽门农》。英雄阿伽门农在劫掠特洛伊之后凯旋归来，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用虚伪的赞美和钦佩接待了他，她说服他走进一间铺着珍贵挂毯的房子。有一些迹象表明，后来在阿伽门农沐浴时，她就是用这件线毯包裹住他，使他无力反抗。她用战斧杀了他，接着以一种大获全胜的姿态出现在长老们面前。她认为她的谋杀是正当的，是对伊菲吉妮雅的牺牲的报复。因为阿伽门农下令杀死了伊菲吉妮雅，以便使风向有利于到特洛伊的航行。

然而，克吕泰墨斯特拉对阿伽门农的报复，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其孩子的悲痛而引起的。当阿伽门农不在期间，她爱上了他的头号敌人艾吉赛特斯，因此她面临着被阿伽门农报复的恐惧。显然，要么是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她的情人被杀，要么就是她必须杀死她的丈夫。除了这些动机之外，她还给人以深深恨他的印象，这清楚地显示在她对长老们宣布、欢呼他的死亡的时候。在这些感觉之后很快便出现了抑郁。她监禁了艾吉赛特斯，因为他想要立即用暴力镇压长老会中的反对意见，她恳求他：“别让我们为血腥所玷污”。

三部曲的第二部《奠酒人》，处理的是奥瑞斯忒亚，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送走了。他在父亲的丧礼上遇到了伊莱克特拉。伊莱克特拉深怀着对母亲的敌意，克吕泰墨斯特拉在一次骇人的恶梦之后，派遣了一名女仆和伊莱克特拉一同到父亲阿伽门农的坟前奠酒。主持奠酒仪式的头领暗示伊莱克特拉和奥瑞斯忒亚，彻底的报复就是杀死克吕泰墨斯特拉和艾吉赛特斯。她的话为奥瑞斯忒亚确认了特尔斐神谕给他的命令——最终来自阿波罗的命令。

奥瑞斯忒亚假扮成一名旅行的商人，在其朋友皮拉德斯的陪同下进入皇宫，为了不在那里被认出来，他告诉克吕泰墨斯特拉：奥瑞斯忒亚已经死了，克吕泰墨斯特拉表现出哀悼的神情。然而，她并没有完全相信，这表现在她派人请来艾吉赛特斯，传讯说他可以跟他的持矛士兵一同前来。女仆的领导者压下了这个讯息；艾吉赛特斯单独一人到达，而且没带武器，于是奥瑞斯忒亚杀了他。一个仆人通知克吕泰墨斯特拉有关艾吉赛特斯的死讯，她觉得自己也深陷险境之中，于是她取来了她的战斧。奥瑞斯忒亚真的威胁要杀她；但是她并没有跟他战斗，反而苦苦哀求他绕了她的性命。她也警告他说厄里倪俄斯会惩罚他【译按：在传说中，复仇女神厄里倪俄斯的职责便在于惩罚任何杀害家族血亲的罪犯】。他不顾她的警告，杀了自己的母亲，厄里倪俄斯便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第三部《复仇女神》开场时数年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奥瑞斯忒亚一直被亚瑞追捕，远离他的家乡和父亲的王位。他试图抵达特尔菲城【译按：希腊古都，以阿波罗的神谕建造】，希望在那里能够被赦免。阿波罗建议他去恳请代表正义与智慧的雅典娜。雅典娜为此安排了一场审判，她找来了一些雅典最智慧的人，在这场审判前，阿波罗、奥瑞斯忒亚和厄里倪俄斯提出证据。赞成和反对奥瑞斯忒亚的投票数是相等的，而拥有决定票的雅典娜支持赦免奥瑞斯忒亚。在进行过程中，厄里倪俄斯一直固执地坚持奥瑞斯忒亚必须受到惩罚，复仇女神并不打算放弃她们的猎物。然而，雅典娜向她们承诺她会和她们分享她在雅典的权利，她们也依然永远都是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并将会因此而受到尊荣和爱戴。她的承诺和言论在厄里倪俄斯中产生了一种改变，使她们变成了“仁慈”的欧墨尼德斯。她们同意奥瑞斯忒亚被赦免，于是，奥瑞斯忒亚回到了祖国成为了父亲的继承人。

在尝试讨论《奥瑞斯忒亚》中那些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方面之前，我希望重述我对早期发展的某些发现。在对小孩子的分析中，我发现了一个残忍的、迫害的超我，同时存在于跟被爱的甚至是被理想化的父母的关系中。回溯性地，我发现在生命最初的三个月期间，破坏冲动、投射与分裂在其中达到巅峰，骇人与迫害的形象都是婴儿情绪生活的一部分。开始时，它们代表着母亲骇人的方面，用所有的邪恶威胁着婴儿，他处于对原始客体感到怨恨和暴怒的状态中。虽然这些形象为对母亲的爱所反制，但是它们是极大焦虑的原因【1】。从一开始，内摄和投射就在运作着，它们是第一个基本客体（母亲的乳房与母亲）内化的基础，无论内化是她骇人一面还是内化她好的一面。这种内化是超我的基础。我试图说明，即使是跟母亲具有爱的关系的孩子，也会在无意识中产生被她吞噬、撕裂和摧毁的恐惧【2】。这些焦虑虽然已被逐渐发展的现实感所修正，但是在整个早期童年期仍然或多或少地持续着。

这类性质的迫害焦虑，是偏执—类分裂状态的一部分，也是生命前几个月的特征。它包括了一定程度的类分裂退缩，也含有强烈的破坏冲动（对此的投射创造了迫害客体），以及将母亲的形象分裂为一个非常坏的部分与一个理想化的好部分。还有许多其他的分裂过程，诸如裂成碎片与强烈的推动力，将骇人的形象驱逐至无意识的深层之中【3】。在此阶段期间达到顶点的诸多机制中，有一种是否认所有骇人的情境；这与理想化有密切关系。从最早的阶段开始，这些过程便会受到重复的挫折经验所增强，而挫折是永远无法完全避免的。

骇人的形象无法被完全分裂出来，这是小婴儿焦虑情境的一部分。再者，对恨与破坏冲动的投射只有到某一点时才能成功，在此之前，被爱的母亲与被恨的母亲之间的分割便无法完全得到维持。因此，婴儿无法完全逃离罪恶觉，尽管在早期阶段这些罪恶感只是转瞬即逝的。

所有这些过程都紧密联系着婴儿对象征形成的冲动，并构成了其幻想生活的一部分。在焦虑的冲袭下，挫折加上没有足够的能力表达他对其所爱客体的情绪，就驱策着他将情绪和焦虑转移到周遭的客体之上。这种转移首先出现在他自己身体的许多部分上，也出现在母亲身体的许多部分上。

孩子从出生中体验到的冲突源自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而这两种本能又表现在爱与破坏的冲动间的冲突之中。它们两者都采取了多重的形式，且具有很多分支。因而，举例而言：忿恨增加剥夺的感觉，这种剥夺的感觉在任何婴儿的生命中都是从不缺少的。母亲的喂养能力是钦慕的来源之一，而对这种能力的羡慕则是破坏冲动的一个强烈刺激。在羡慕中固有的事情便在于，它以损坏和摧毁母亲的创造力为目标，而母亲的创造力同时又是婴儿所依赖的；这种依赖又增强了憎恨和羡慕。一旦与父亲的关系介入，便会对父亲的潜能和力量产生钦慕，这又再度导致了羡慕。逆转早期情境与战胜父母的幻想，是小婴儿情绪生活中的要素。来自口腔、尿道和肛门来源的施虐冲动，在这些针对父母的敌意感觉中获得了表达，这又反过来引起了更大的迫害与为他们所报复的恐惧。

我发现，小孩子频繁的恶梦和恐惧症，都源自于迫害性父母的恐怖，它们经由内化构成了残酷超我的基础。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在于，尽管父母对孩子有爱和情感，孩子还是会产生一些威胁性的内化形象；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发现了对此现象的解释：孩子将自身的憎恨投射到父母身上，对受制于父母力量的忿恨又会增加这样的投射。这种观点似乎一度和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有所矛盾，他认为超我主要来自内摄惩罚和约束的父母。弗洛伊德后来同意了我的观念，即孩子投射到父母身上的恨与攻击，在超我的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逐渐更清楚地看到内化父母的迫害层面，其必然结果便在于他们的理想化。从一开始，在生本能的影响之下，婴儿也内摄了一个好客体，而焦虑的压力则导致了理想化这个客体的倾向，这对超我的发展有一些影响。在此我们想起了弗洛伊德（1928）的观点，在他关于《幽默》的文章中，他提到父母的友善态度会进入小孩的超我（S.E.21，第166页）。

当迫害焦虑仍然处于上升之中，早期的罪恶感与抑郁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体验为迫害。逐渐地，随着自我的强度增加，与完整客体的关系出现更大的整合与进步，迫害焦虑就会在力量上有所丧失，抑郁焦虑便居于主导。更大的整合意味着：恨在某种程度上为爱所缓和，爱的能力增强，被恨并因此而骇人的客体与被爱的客体之间的分裂有所减弱。转瞬即逝的罪恶感——联系着无能阻止破坏冲动伤害所爱客体的感觉——增加且变得更令人痛苦。我将此阶段描述为抑郁状态，而我对儿童及成人的精神分析经验也证实了我的发现：穿越抑郁状态会导致一些非常痛苦的感觉。在此我无法讨论更强大的自我发展出来处理抑郁与罪恶感的多重防御。

在此阶段，超我被感觉为良心；它禁止谋杀与破坏的趋向，并联系着孩子对真实父母的引导及约束的需要。超我是人性中无所不在的道德法律的基础。然而，即使在正常的成人身上，在强烈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之下，分裂的冲动与分裂的危险、迫害的形象，也会短暂地再度出现并影响超我。这些焦虑于是就被体验为近似婴儿的恐惧，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

孩子的神经症越是强烈，他就越是无法引起对抑郁状态的过渡，而抑郁状态的修通也为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之间的一种摇摆不定所阻碍。在这一早期发展中，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对偏执—类分裂阶段的退行，而一个较强的自我与较大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则会导致对其精神现实有更大的洞识，并使他能够修通抑郁状态。如我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此阶段没有迫害焦虑。事实上，尽管抑郁的感觉居于主导，但是迫害焦虑也是抑郁状态的一部分。

痛苦、抑郁与罪恶感的体验——联系着对客体较大的爱——激起了进行补偿的冲动。这种降低了联系于客体的迫害焦虑，因而使客体变得更加值得信赖。所有这些改变都表现在充满希望之中，是与超我严厉的降低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抑郁状态得以成功的修通——不仅在其婴儿期的巅峰期间，也在整个童年期和成人期中——那么超我就会被主要感受为引导并约束破坏冲动的力量，而其某些严厉性也会有所减弱。当超我不过于严苛时，个体就会受到其影响的支持与帮助，因为超我强化了爱的冲动，并增进了朝向修复的倾向。当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与建设性倾向，并与环境的关系有所改善时，这种内部过程的一个对应便受到父母的鼓励。

在回到《奥瑞斯忒亚》和我从其中就心理生活做出的结论之前，我想处理一下希腊文中关于“傲慢”（hubris）的概念。吉尔伯特·穆拉利的定义是：“一切生物所犯的典型之罪，在诗中都称为‘傲慢’，这个词通常被译作‘自傲’或‘骄傲’……傲慢想要摄取更多、突破界限、破坏秩序；紧跟着它的是重建这些的正义及公正。傲慢¬要接受正义的裁决，骄傲招致衰落，罪恶受到惩戒，这种规律是以希腊悲剧为特色的哲学抒情诗最常见的主旨。”

在我看来，傲慢之所以显得如此罪恶的原因在于，它是以某些在感觉上对他人与对自己有危险的情绪为基础的。这些情绪中最重要的一种是首先在与母亲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贪婪；它伴随着对被母亲惩罚的期待，因为母亲遭到他的剥削。贪婪联系着“摩瑞亚”（moria）的概念，这在吉尔伯特·穆拉利所撰写的导论中有详细的说明，摩瑞亚代表着众神分配给每个人的份额；当摩瑞亚超出限度时，众神的惩罚就会随之而来。对这种惩罚的恐惧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即贪婪和羡慕首先被体验为是针对母亲的，她在感觉上被这些情绪所伤害，并经由投射在孩子心里变成一个贪婪且忿恨的形象。因此她便作为惩罚的来源、神的原型，为人们所恐惧。任何摩瑞亚的超出限度，在感觉上都是与对他人拥有物的羡慕密切相关的；作为结果，迫害恐惧便经由投射被唤起——害怕他人会羡慕并摧毁自己的成就和拥有物。

　　“……俗语有言，很少有人

　　会不怀羡慕地去爱一个财富兴旺的朋友；

　　羡慕的毒药深入人心，加倍了生命带来的

　　一切痛苦；他既要照料自己的伤痛，

　　又觉得别人的喜悦像一个诅咒。”

凌驾别人、憎恨、想要摧毁并羞辱他人的愿望，以及因为他们被羡慕而在对他们的摧毁中获得的快乐，所有这些早期情绪都首先是在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它们构成了“傲慢”的部分。每个孩子有时都会有一些羡慕，想要拥有别人的一些属性和能力，首先是母亲的，然后是父亲的。羡慕最初导向的是母亲的乳房与她能产生的食物，其实是针对的她的创造性。强烈羡慕的效果之一，便在于希望逆转这个情境，使父母无助、婴儿化，从这样的逆转中汲取施虐的快乐。当婴儿感到为这些敌对冲动所支配，并在他心里摧毁母亲的美好和爱，他就不仅感到被她所迫害，而且也感到罪恶感与好客体的丧失。为什么这些幻想对情绪生活有如此的影响，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是以一种全能的方式被体验到的。换言之，在婴儿心里，他们已经产生了效果，或着可能会产生效果，他变得要为所有降临在父母身上的麻烦和疾病负责。这就导致了一种持续的对丧失的恐惧，这种恐惧增加了迫害焦虑，并引起了因傲慢而受到惩罚的恐惧。

后来，如果在竞争性与野心这些傲慢的成分中，羡慕与破坏性居于主导，那么这些成分就会变成罪恶感的深层原因。否认可能会覆盖在这种罪恶感之上，但是在否认的背后，源自超我的斥责仍然在运作着。我认为我所描述的这些过程，是为什么根据希腊人的信念，傲慢在感觉上会如此强烈地遭受禁止与惩罚的原因所在。

婴儿唯恐凌驾他人及对他人能力的破坏会把人们变得羡慕且危险，这种焦虑在其后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些人通过抑制他们自己的天赋来处理这种焦虑。弗洛伊德（1916）描述过这样一类个体，他们无法忍受成功，因为成功唤起了罪恶感，而他将这种罪恶感特别地联系于俄狄浦斯情结。在我看来，这种人原本想要使母亲的孕育力相形见拙，并摧毁母亲的孕育力。这些感觉中的一些被转移给父亲与兄弟姐妹，后来又转移给其他人，于是恐惧他们的羡慕与憎恨；罪恶感在这个方面会导致对才能与潜力的强烈抑制。克吕泰墨斯特拉有一个相关的陈述激起了这种恐惧：“谁害怕羡慕，就是害怕变得伟大。”

现在我要用一些来自儿童分析的例子来证实我的结论。当一个孩子在其游戏中表达出他与其父亲的竞争时——他让一列小火车比一列大火车跑得更快，或者让小火车攻击大火车——后果通常就是迫害感与罪恶感。在《儿童分析的故事》中，我描述了有一段时间在每次会谈中，男孩都用他所谓的一场“灾难”（即将所有玩具都击倒）来作结束。在象征上，这对孩子意味着他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自己的世界。在很多会谈中，通常都会有一个幸存者——他自己——而“灾难”的结果是一种孤独、焦虑并渴望他的好客体回来的感觉。

另一个例子来自一个成人的分析。有一个病人终其一生都在约束自己的野心和想要凌驾于他人的愿望，因此他无法充分地发展他的天赋。他梦到他站在一根旗杆旁，周围都是些孩子，他自己是唯一的大人。这些孩子依次试着爬上旗杆的顶端，但是都失败了。他在梦中想着，要是他尝试去爬但也失败了，那会逗笑这些孩子的。然而，事与愿违，他漂亮地完成了这件事，发现自己爬到了顶端。

这个梦证实并强化了他从先前材料中得出的洞识：他的野心和竞争性比之前允许自己知道的更强，且更具破坏性。在这个梦中，他轻蔑地将他的父母、分析师以及所有潜在的对手都转变成了无胜任能力和无助的孩子，只有他自己是大人。同时他企图阻止自己成功，因为他的成功意味着伤害和羞辱那些他同样爱戴且尊敬的人，于是那些人就变成了羡慕且危险的迫害者——孩子会嘲笑他的失败。然而，如梦所显示的那样，抑制其天赋的尝试失败了。他到达了顶端，并害怕这种结果。

在《奥瑞斯忒亚》中，阿伽门农全方位地展现了傲慢。他对所摧毁的特洛伊城人民没有感到任何同情，似乎觉得他有权力摧毁他们。只有在和克吕泰墨斯特拉谈到卡珊德拉时，他才提到征服者应该对被征服者有所悲悯的戒律。然而，因为卡珊德拉显然是他的爱人，他所表达的不仅是怜悯，而且还有为了他自己的快乐而保留她的愿望。另外，显然他对自己所造成的恐怖破坏感到骄傲。但是他所延长的战争，也意味着阿哥斯城人民的苦难，因为很多女人都守寡了，很多母亲都哀悼着她们的儿子；他自己的家庭也因为十年的干旱而受苦。因而，最后他回来时所引以为傲的一些破坏，伤害了一些他认为是他所爱的人。他的破坏性，包括对那些最接近他的人，可以解释为是针对他早期所爱的客体。犯下所有这些罪行的表面原因是报复对他弟弟的侮辱，帮助他弟弟重新得到海伦。然而，埃斯库罗斯【译按：希腊的悲剧诗人，西元前525—456年，《奥瑞斯忒亚》三部曲的作者】清楚地写道，阿伽门农也受到了野心的驱使，被称为“王中之王”满足了他的“傲慢”。

但是他的这些成功不仅仅满足了他的傲慢；它们还增加了他的傲慢，导致他性格的僵化和恶化。我们知道侍卫效忠于他，他家族的成员和长老们爱他，他的臣民渴求着他的归来。这一切都表明，他在过去比在胜利之后更具有人性。但是，当阿伽门农报告他的凯旋与特洛伊城的毁灭时，似乎不再可亲，也不再可以去爱。我要再次引用埃斯库罗斯的诗句：

　　“罪恶存在于这条道路。

　　因为明显可见的傲慢在那些骄傲的人身上酿成了

　　其自身的回归，当他们家中幸福的财富增多时，

　　连呼吸都会变得暴怒而血腥。”

他不受约束的破坏力，以及在权力与残忍上的荣耀，在我看来，指向了一种退行。在很小的年纪，小孩子——特别是男孩——钦慕的不仅是美好，而且还有权力与残忍，并且把这些属性归于他所认同但同时为他所恐惧的强有力的父亲。对于一个成人，退行可以复苏这种婴儿的态度并减少怜悯。

考虑一下阿伽门农所展现的过度“傲慢”，那么克吕泰墨斯特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正义”的工具。在《阿伽门农》一段非常生动的段落中，她在丈夫到达之前，向长老形容她眼见特洛伊城人民受苦的情形；她带着同情，对阿伽门农的成就没有表达出任何的钦慕。反而，在她谋杀阿伽门农的时候，傲慢支配了她的感觉，没有任何懊悔的迹象。当她再次向长老们演说时，她自豪于自己犯下的谋杀，并且对这件事感到得意洋洋。她支持艾吉赛特斯篡夺阿伽门农的王权。

阿伽门农的“傲慢”就这样受到“正义”的裁决，接着又是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傲慢，傲慢又再次受到奥瑞斯忒亚所代表的正义的惩罚。

关于阿伽门农在其成功的战役之后对其臣民与其家人的态度改变，我想要提出一些想法。如我早前提到的那样，他对延长战争而加诸于特洛伊人民的苦难缺乏同情，这是相当显著的。不过他又畏惧众神与即将发生的厄运，因此只能不情愿地进入那间屋子，踩上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女仆为他铺上的美丽挂毯。当他说起一个人必须当心不要招来众神的愤怒时，他表达的只是自己的迫害焦虑，而没有任何罪恶感。或许我先前提到的退行是可能的，因为善良与同情从未作为他性格的一部分被充分地建立起来。

相比之下，奥瑞斯忒亚刚犯下对母亲的谋杀，他便受制于罪恶感。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雅典娜在最后可以帮助他的原因所在。他对杀害艾吉赛斯特并不感到任何罪恶，然而杀死母亲却让他陷入严重的冲突之中。他这么做的动机既是出于义务，也是出于对他所认同的死去的父亲的爱。少有迹象显示出他想要凌驾在她的母亲之上。这就表明，在他身上并没有过多的傲慢及其伴随而来的东西。我们知道，导致他犯下弑母罪行的原因，部分地在于伊莱克特拉的影响与阿波罗的命令。在他杀掉她之后，便立刻产生了对自己的悔恨与憎恶，这是由复仇女神立刻对他的攻击所象征的。看不到复仇女神的女仆首领非常鼓励他杀了母亲，她指出在他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还有他恢复了秩序，试图以此来安慰他。除了奥瑞斯忒亚之外没人能看见复仇女神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种内部的迫害情境。

如我们所知，奥瑞斯忒亚是遵从阿波罗在特尔斐给出的命令而杀死母亲的。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他内部情境的一部分。在某个层面而言，阿波罗在此代表了奥瑞斯忒亚自己的残酷与报复冲动，因而我们发现了奥瑞斯忒亚的破坏性感觉。然而，傲慢所包括的主要元素，诸如羡慕与胜利的需要，似乎在他身上并不是主导性的。

重要的是，奥瑞斯忒亚强烈地同情于被忽略、不快乐且悲伤的伊莱克特拉。因为他自己的破坏性是由他对被母亲忽略的忿恨所刺激出来的。她把他送去了陌生人那里，换句话说，她给他的爱太少了。伊莱克特拉憎恨的原初动机，显然在于她并没有得到母亲足够的爱，她想要被母亲所爱的渴望受到了挫折。伊莱克特来对其母亲的恨——尽管因阿伽门农被谋杀而有所加剧——同样包含着女儿与母亲的竞争，这种竞争集中在不让父亲满足母亲的性欲望之上。母女关系的这些早期紊乱是她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4】。

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面，是由卡珊德拉与克吕泰墨斯特拉之间的敌对表现出来的。她们关于阿伽门农的针锋相对，说明了母女关系的一个特征——为了同一个男人的性满足而在两个女人之间产生的敌对。因为卡珊德拉曾经是阿伽门农的爱人，她也可以觉得像是一个女儿那样，真正成功地从母亲身边带走父亲，并因此期待着自于母亲的惩罚。这是俄狄浦斯情境的一部分，即母亲以憎恨来回应（或被感受为回应）女人的俄狄浦斯欲望。

如果我们考虑阿波罗的态度，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对宙斯的完全顺从紧密联系着对女人的憎恨以及他颠倒的俄狄浦斯情结。下面这段文字便是以他的女性生育力的轻蔑为特征的：

　　“不曾在子宫的黑暗中孕育，

　　她却是一朵生命之花，因为女神

　　从不会生育……（指雅典娜）

　　尽管男子们都称她是孩子的母亲，

　　她却不是真正的生养者，她只是

　　照料着生命的种子。那播种的人

　　才是唯一的生养者……”

他对女人的憎恶，也成为他命令奥瑞斯忒亚弑母，且不管卡珊德拉对他而言有多么虚弱，他都坚持迫害她的原因之一。他性滥交的事实，并不违背他颠倒的俄狄浦斯情结。相较之下，他赞美几乎没有任何女性品质的雅典娜，并完全认同于她的父亲。同时，他对姐姐的欣赏，也可能表明了一种对母亲形象的积极态度。也就是说，一些直接俄狄浦斯情结的迹象并没有完全错失。

善良和助人的雅典娜没有母亲，她是由宙斯产生的。她没有对女人表现出任何的敌意，但是我认为这种缺乏竞争与憎恨，与她将父亲据为己有具有某种联系；他也回报了她的热爱，因为她在众神中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众所周知是宙斯的最爱。她对宙斯的完全服从与热爱，可以被看作是她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表达。她将其全部的爱都转向了一个唯一的客体，这可以用来解释她表面上免于冲突的自由。

奥瑞斯忒亚的俄狄浦斯情结，也可以从这个三部曲的不同段落中来推测。他责备母亲忽略了他，并且表达了对她的忿恨。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与其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给阿伽门农提供的祭酒明显地受到奥瑞斯忒亚的重视，因为他相信这些祭酒正在唤醒父亲。当母亲告诉他，他婴儿时她是如何养育他并爱他的时候，他动摇了杀她的决定，并转而寻求朋友皮拉德斯的意见。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了他在一种正向俄狄浦斯关系中所指向的嫉妒。克吕泰墨斯特拉对艾吉赛特斯之死的哀伤，以及她对他的爱，激起了奥瑞斯忒亚的暴怒。在俄狄浦斯情境中，对父亲的恨可以转向另一个人，这是常见的经验，例如哈姆雷特对他叔叔的恨【5】。奥瑞斯忒亚理想化了他的父亲，而且，遏制对死去父亲的敌意与恨意通常比对活着的父亲来得更加容易。他对阿伽门农的伟大的理想化——伊莱克特拉也体验了这种理想化——导致他否认阿伽门农牺牲了伊菲吉妮雅，并且对特洛伊城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断然的残酷。在钦佩阿伽门农的同时，奥瑞斯忒亚也认同了这个理想化的父亲，而这是很多儿子克服其对伟大父亲的敌意与羡慕的方式。这些态度因其母亲的忽略与她对阿伽门农的谋杀而增加，从而构成了奥瑞斯忒亚的颠倒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

我在之前曾提到过，相对而言，奥瑞斯忒亚是免于傲慢的，尽管他认同父亲，他还是比较容易产生罪恶感。在我看来，他在谋杀克吕泰墨斯特拉之后随之而来的痛苦，代表着形成抑郁状态一部分的迫害焦虑与罪恶感。这种解释似乎意味着，奥瑞斯忒亚因为他过度的罪恶感（由复仇女神所代表）而受着躁狂抑郁症之苦——吉尔伯特·穆拉利称他是疯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假定，埃斯库罗斯以一种夸大的形式说明了正常发展的一面。因为作为躁狂抑郁症基础的某些特征，并没有强有力地运作在奥瑞斯忒亚身上。在我看来，他所表现的心理状态，我将其当做是偏执—类分裂状态与抑郁状态之间转换的一个典型特征，罪恶感在此阶段基本上都被体验为迫害。当抑郁状态被达到并获得修通时——这在三部曲中是由奥瑞斯忒亚在艾瑞阿帕格斯法庭【译按：雅典的一座小山丘，古希腊最高法庭的所在地】上举止的改变来象征的——罪恶感便居于主导，而迫害则有所减弱。

这出戏剧提示了我，奥瑞斯忒亚可以克服他的迫害焦虑并修通他的抑郁状态，因为他从未放弃净化自己的罪行并回到人民身边的强烈愿望，他大概希望以一种仁慈的方式来统治这些人民。这些意图指向了补偿的冲动，这是克服抑郁状态的特征。他跟将其怜悯与爱激发出来的伊莱克特拉的关系，他即便受苦也从未放弃希望，放弃他对诸神的整个态度，特别是他对雅典娜的感激——这一切都意味着他对一个好客体的内化是相对稳定的，正常发展的基础已经铺设好了。我们只能猜测，这些感觉在最早的阶段以某种方式介入了他与母亲的关系，因为当克吕泰墨斯特拉提醒他：

　　“我的孩子，难道你就不会恐惧

　　折磨这乳房？难道你不曾在此酣眠，

　　吮吸着我给你的乳汁？”

奥瑞斯忒亚犹豫地放下了他的剑。养育者显示出的温暖，对他而言，提示了在婴儿期被给予与接受的爱。这个养育者可以是母亲的替代者；但是在某个点上，这种爱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母亲。当奥瑞斯忒亚从一个地方被驱赶到另一个地方时，他心理上与身体上的痛苦，是在罪恶感与迫害感处于高峰时所体验到的一副鲜活的痛苦景象。迫害他的复仇女神是坏良心的拟人化，不允许他受命犯下谋杀的事实。我在前面就曾提出，当阿波罗给出那个命令时，他代表了奥瑞斯忒亚自己的残酷，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复仇女神不允许阿波罗命令他犯下谋杀的事实；因为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超我的特征，所以它不会宽恕破坏性。

我认为，超我不宽恕的特性，以及它唤起的迫害焦虑，都在古希腊神话中获得了表达：复仇女神的力量甚至延续到死后。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惩罚有罪之人的方式，而且是大多数宗教所共有的一个元素。在《复仇女神》中雅典娜说道：

　　“……伟大的厄里倪俄斯

　　有着最强大的力量，她们统御

　　不朽的神祗，管辖死去的灵魂。”

复仇女神也声称：

　　“他将流亡到死，

　　永远得不到自由，

　　就连死了也一样……”

希腊信仰所特有的另一点在于，如果是死于非命，那么便需要为死者复仇。我认为这种报复的要求源自于早期的迫害焦虑，这些迫害焦虑由孩子针对父母的死亡愿望而加强，并暗中破坏他的安全感与满足。攻击敌人因而是一切邪恶的化身，婴儿指望这些邪恶作为对其破坏冲动的报复。

我在别的地方【6】处理过人们对死亡的过度恐惧，对他们而言，死亡既是一种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迫害，也是一种摧毁内化好客体的威胁。如果这种恐惧特别强烈，它就可能会延伸至威胁死后生命的恐怖。在冥界中为死前所受的伤害报仇，对死后的平静是非常重要的。奥瑞斯忒亚和伊莱克特拉两个人都相信他们死去的父亲支持他们的报仇任务；而奥瑞斯忒亚在对艾瑞阿帕格斯法庭描述他的冲突时，指出阿波罗预言他要是没有为他的父亲报仇就会遭受惩罚。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驱策着厄里倪俄斯继续追捕奥瑞斯忒亚，她抱怨着她在冥界中受到的轻蔑，因为谋杀她的人还没有受到惩罚。她明显受到对奥瑞斯忒亚持续的恨意所影响，我们可以结论：持续到死后的恨引起了在死后进行报复的需要。还有可能是：当谋杀死者的人仍未受到惩罚时，死者就会受到轻蔑，这种感觉的根源在于怀疑他们的子嗣并不足够在意他们。

死者为何要求报复的另一个原因，其暗示是吉尔伯特·穆拉利在《导论》中提及的一种信念：即地母被裂开在她身上的鲜血所污染，她和在她体内的冥界人民【死者】要求复仇。我将冥界人民解释为母亲体内未出生的婴儿，孩子觉得他在其嫉妒与敌对的幻想中摧毁了她【它们】。精神分析中的许多丰富资料都表明，对于母亲的流产，或者是她在个体的诞生之后没有另一个孩子的事实，孩子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并且恐惧这个受伤的母亲会采取报复。

不过吉尔伯特·穆拉利也提到地母是给予纯真者生命和丰硕果实的人。在这个方面，她代表着和蔼、喂养与慈爱的母亲。多年来我都认为，将母亲分裂为一个好母亲与一个坏母亲，是在与母亲关系中的最早过程之一。

希腊人认为死者并未消失，而是在冥界中继续一种阴影的存在，并且对那些活着的人施加某种影响，这种观念唤起了他们对鬼魂的信仰，这些鬼魂受到驱使去迫害生者，因为他们在复仇之前得不到任何平静。我们也可以讲死者影响并控制生者这种信仰，联系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继续作为同时被感觉为死去但还活跃的内化的客体，以好的或坏的方式继续存在于自体内部。与内部好客体（首先是好母亲）的关系，意味着这个客体在感觉上是有帮助且具引导性的。特别是在悲伤与哀悼的过程中，个体努力地保持着先前存在的好关系，并经由这种内部的陪伴来感受力量与安慰。当哀悼失败的时候——对此可能有很多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内化无法成功，且有益的认同受到干涉所知。伊莱克特拉和奥瑞斯忒亚呼唤九泉之下的亡父来支持和强化他们的力量，这与想要与好客体结合的愿望是相符的，这个好客体在外部经由死亡而丧失，必须在内部建立起来。那个受到恳求帮助的好客体，在其引导与帮助的方面是超我的一部分。这种与内化客体的好关系是认同的基础，而认同经证实对个体的稳定性有极大的重要性。

相信祭酒可以“打开死者干渴的嘴唇”，我认为这种信念源自一种基本的感觉：即母亲给予婴儿乳汁，是使婴儿及其内部客体保持生命的一种手段。因为内化的母亲（首先是乳房）变成了孩子自我的一部分，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与她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而外部母亲给予孩子的乳汁、爱与照料，在某种意义上也被感觉为是有益于内部母亲的。这也适用于其他被内化的客体。尽管克吕泰墨斯特是一位坏母亲，但是在她的戏码中献上的祭酒，却被伊莱克特拉和奥瑞斯忒亚当成了一种符号：通过喂养内化的父亲，她复活了他。

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发现这样的感觉：内部客体参与了个体体验到的任何快乐。这也是重新唤醒死去的所爱客体的一种方法。死去的内化客体在被爱时变保存了其自身的生命（有帮助的、安慰性的、引导性的），这样的幻想与奥瑞斯忒亚和伊莱克特拉相信被重新唤醒的亡父会帮助他们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我认为，尚未复仇的死者代表着内化的死亡客体，威胁着内化的形象。他们抱怨主体在其憎恨中给他们造成的伤害。在病人身上，这些可怕的形象构成了超我的一部分，并与相信命运（即一旦驱向邪恶，做坏事的人就会受到惩罚）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就不会认识你们，这些天堂里的权势!

　　你们给予了我们生命，

　　你们把罪责留给那些穷人，

　　然后你们把痛苦抛给人间，

　　因为所有过错都归于世人。”

　　　　　　　　　　　　　　　　　　　　　　　　——歌德，《谜娘》

这些迫害的形象也被拟人化在厄里倪俄斯的身上。在早期心理生活中，即使是正常的发展，分裂也从不会完全成功，因此这些骇人的内部客体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运作着。也就是说，孩子会体验到一些在程度上因人而异的精神病性焦虑。

基于投射，根据以牙还牙的原则，孩子受到恐惧的折磨，害怕他在幻想中对父母做了什么，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这可能是一种增强残酷冲动的刺激。因为他感觉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迫害，于是他便受到驱使将惩罚向外投射出去，并在这样做的同时，用外部现实来检验他的内部焦虑与对实际惩罚的恐惧。孩子感到的罪恶感和迫害感越多——也就是说，他病得越重——他通常也会变得更具攻击性。我们必须相信，类似的过程也运作在不良少年和罪犯的身上。

因为破坏冲动主要是针对父母的，在感觉上最根本的罪便是对父母的谋杀。这被清楚地表达在《复仇女神》一幕中，即随着雅典娜的介入，厄里倪俄斯叙述说，如果他们不再充当对弑母和弑亲之罪的威慑者，且不在事情发生后惩罚他们，便会引起混乱的情境。

　　“是啊，此后等着父母的是

　　狡诈和剧痛，因为孩子手中的刀

　　会撕破他们的胸膛。”

我先前曾经说过，婴儿的残酷冲动与破坏冲动创造了原始的骇人的超我。关于厄里倪俄斯进行攻击的方式，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线索：

　　“活生生地，从你的每一根血管

　　畅饮你浓郁而鲜红的血。

　　我们干渴的唇，要你的血来滋润，

　　直到我正义的心被你的鲜血

　　和你的苦痛所喂饱；

　　直到我品尝到你像个死人一样，

　　并将你丢进死者的行伍……”【7】

厄里倪俄斯用以威胁奥瑞斯忒亚的折磨，具有最原始的口腔施虐和肛门施虐的性质。我们被告知，他们的呼吸“犹如一把延烧的又远又广的火”，从他们的身体中散发出有毒的气体。婴儿在他心里使用的一些最早的破坏方法，就是用放屁和粪便来进行攻击，这让他觉得他毒害了他的母亲，还有用尿（火）来烧她也是一样。结果，早期的超我就以同样的破坏来威胁他。当厄里倪俄斯恐惧她们的力量会被雅典娜夺走时，她们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她们的愤怒与忧惧：“难道我受的伤害不应该转而粉碎这个人吗？这种痛苦的毒药在我心中像火烧一样，难道这种毒药不应该像下雨一样落在他们身上吗？”这提醒了我们孩子关于挫折的愤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痛苦，是以何种方式增加了他的破坏冲动，驱使他强化其攻击的幻想。

然而，残忍的厄里倪俄斯，同样联系着超我基于抱怨的受伤形象的那一面。我们被告知，有血从她们的眼睛和她们嘴唇中滴下来，这说明她们自己也遭受了折磨。这些内化的受伤形象，在婴儿的感觉上都是报复性的和威胁性的，他试图将它们分裂开来。不过，它们还是进入了婴儿早期的焦虑和噩梦之中，并且在他所有的恐惧症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因为奥瑞斯忒亚伤害并杀死了他的母亲，她变成了孩子恐惧其报复的那些受伤客体之一。他说厄里倪俄斯是他母亲的“狂怒的追杀”。

克吕泰墨斯特拉则似乎没有受到超我的迫害，因为厄里倪俄斯并没有追捕她。然而，在她杀死阿伽门农继而发表其得意洋洋且趾高气昂的言论之后，她表现出了一些抑郁和罪恶感的迹象。因此她才说：“别让我们被鲜血污染了。”她还体验到了迫害焦虑，这明显地出现在她的梦中，她梦到自己用乳房喂食怪物，它非常暴虐地咬噬着她，以至于血液和乳汁混在了一起。因为这个梦所表达的焦虑，她将祭酒送到了阿伽门农的坟前。因此，虽然她没有被厄里倪俄斯追捕，迫害焦虑和罪恶感也并未减少。

厄里倪俄斯的另一面在于，她们粘着自己的母亲“夜之女神”（Night）,她是她们唯一的保护者，她们一再地恳求她对抗阿波罗。阿波罗是太阳神、夜晚的敌人，他想要剥夺她们的力量，因而她们觉得受到他的迫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对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甚至在厄里倪俄斯身上扮演的角色获得了一种洞见。我要提出的是，她们针对母亲的破坏冲动，在某种程度上移置到了父亲身上——移置到了一般而言的男人身上——而且只有通过这种移置，她们对母亲的认同及其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才能得到维持。她们特别关切对一个母亲造成的任何伤害，而且似乎也只对弑母进行报复。这就是为什么她们没有迫害谋杀丈夫的克吕泰墨斯特的原因所在。她们认为她并没有谋杀血亲，因此其罪行并没有足够重要到让她们去迫害她。我认为，在这一辩称中中存在着大量的否认。被否认的是：任何谋杀归根结底都源自与针对父母的破坏感，因而没有任何谋杀是可允许的。

有趣的是，正是一个女人（雅典娜）的影响，造成了厄里倪俄斯的改变：从冷酷的恨到较柔和的感觉。然后，她们没有父亲；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代表着父亲的宙斯也转而反对她们。她们说因为她们散布的恐怖“还有我们承受的这个世界的恨，神将我们逐出了他的殿堂”。阿波罗充满轻蔑地告诉她们，男人或神从来都没有亲吻过她们。

我认为，由于一个父亲的缺席，或是由于父亲对她们的恨和忽略，她们的反向俄狄浦斯情结受到了增强。雅典娜承诺她们，说她们会受到雅典人的爱戴和尊崇，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会爱戴并尊崇她们。艾瑞阿帕格斯法庭是由男人们组成的，这些男人陪伴着她们到她们将来在雅典居住的地方。我的推测是：在此代表母亲的雅典娜现在与女儿们分享着男人们（即父亲形象）的爱，她在她们的情感和冲动上，也在她们的整个性格上，造成了一种改变。

把这个三部曲当作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超我是由各式各样的形象来代表的。例如，在感觉上获得重生并支持其孩子们的阿伽门农是超我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以对父亲的爱和钦佩为基础。厄里倪俄斯被描述为属于旧神（即以野蛮和暴力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泰坦族）的时期。在我看来，她们联系着最早且最冷酷的超我，并且代表着一些骇人的形象，而这些形象主要是孩子将其破坏幻想投射到起客体上的结果。然而，她们受到了与好客体或理想化客体的关系的反制——尽管是以一种分裂开来的方式。我已经提出过，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还有在很大程度上父亲跟他的关系——对超我的发展都有影响，因为它影响着对父母的内化。在奥瑞斯忒亚身上，对父亲的内化是以钦佩和爱为基础的，这种内化经证实对他进一步的行动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死去的父亲是奥瑞斯忒亚的超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当我第一次定义抑郁状态的概念时，我提出过受伤的内化客体抱怨并由此促成了罪恶感和随后的超我。根据我后来发展出的观点，这种罪恶感——尽管它们是转瞬即逝的，且尚未形成抑郁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运作于偏执—类分裂状态期间。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婴儿会节制自己不去咬噬乳房，他们甚至在四到五个月大时就会自行断奶，没有任何外部的原因；而另一些婴儿，则会借着伤害乳房，让母亲不可能给他们喂奶。我认为，这样的节制表明在小婴儿身上有一种无意识的觉察，知道自己因为贪婪而想要将伤害加诸于母亲的欲望。作为结果，婴儿感到母亲受到了伤害，被他贪婪的吮吸和咬噬给掏空了，因此在他心里他将母亲或其乳房包含在一种受伤的状态下。在儿童乃至成人的精神分析中，有着大量回溯性地获得的证据，表明母亲从很早开始就被感觉为一个受伤的客体，无论是内化的还是外部的【8】。我要提出的是，这个抱怨的受伤客体是超我的一部分。

与这个受伤的被爱的客体的关系，不仅包含着罪恶感，而且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它是一切同情他人与关心他人的根本来源。在这个三部曲中，超我的这一面是由不快乐的卡珊德拉所代表的。阿伽门农冤枉了她，将她交付到了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权力之下，他感到怜悯，并力劝克吕泰墨斯特拉要可怜她（这是他表现出怜悯的唯一场合）。卡珊德拉的角色作为超我受伤的一面，联系着这样一个事实：她是一位有名望的预言家，其主要任务在于颁布警告。长老们的首领为她的命运所触动并试图要安慰她，同时又敬畏着她的那些预言。

作为超我的卡珊德拉预言了疾病将至，并警告说惩罚会随之降临且哀伤升起。她预先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还有即将降临在阿伽门农和他家人身上的大致灾难；但是没有人留心她的警告，而这种不相信归因于阿波罗的诅咒。长老们非常同情卡珊德拉，有一部分相信了她，但是尽管认识到她对阿伽门农、她自己及阿哥斯城人民所预言的危险是有效的，他们还是否认了她的预言。他们拒绝相信他们同时知道的事情，这表达了普遍的否认倾向。否认是针对迫害焦虑和罪恶感的一种强大防御，而这些迫害焦虑和罪恶感是由从未受到控制的破坏冲动引起的。否认总是和迫害焦虑连在一起，可能会窒息爱的情感和罪恶感，逐渐损害对内部和外部客体的同性与关心，扰乱判断和现实感的能力。

如我们所知，否认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机制，并且也被大量地用于证明破坏力的正当性。借由阿伽门农杀了他们的女儿这个事实，克吕泰墨斯特拉证明她对其丈夫的谋杀是正当的，否认她杀死他是有其他的动机。阿伽门农在特洛伊城甚至摧毁了诸神的神殿，也觉得他的残忍是正当的，因为他的弟弟失去了妻子。奥瑞斯忒亚觉得，他不仅有理由杀掉篡夺者艾吉赛斯特，甚至还有理由杀掉自己的母亲。我所提及的正当性是对罪恶感和破坏冲动强而有力的否认。对自己的内部过程有更多洞识并因此更少使用否认的人们，就较不易于对自己的破坏冲动让步；结果是他们也更多的去容忍他人。

还有另一个有趣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可以将卡珊德拉的角色看作是一个超我。在《阿伽门农》中，她处在一种梦的状态，起初无法回神。后来她克服了那样的状态，清楚地说出了先前她试图以一种混乱的方式来传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假定：超我的无意识部分变成了意识的，这是在它可以被感受为良心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

超我的另一面由阿波罗来代表的，如我上面提到的那样，阿波罗代表着奥瑞斯忒亚投射到超我上的那些破坏冲动。超我的这个方面，驱使奥瑞斯忒亚变得暴力，并威胁如果他没有杀死母亲，就会遭受惩罚。因为阿伽门农如果没有报仇便会悲痛地愤恨，所以阿波罗和父亲都代表着残忍的超我。这种复仇的要求与阿伽门农摧毁特洛伊城的残酷是一致的，甚至对他自己人民的苦难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怜悯。我已经提到过，在希腊人相信复仇是后代子孙的义务与超我驱使犯罪的角色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悖论的是，同时超我又将复仇视作一项罪行，因此后代子孙也会因为他们犯下的谋杀而遭到惩罚，尽管这是一种义务。

这一连串重复的罪与罚、傲慢与正义，是以屋内的魔灵作为典型的，我们被告知，这个魔灵代代都生活于其间，直到奥瑞斯忒亚得到原谅并回到阿哥斯城后才得以安息。屋内的魔灵这种信仰，源于针对客体的憎恨、羡慕和忿恨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这些情绪增加了迫害焦虑，因为被攻击的客体在感觉上是报复性的，于是又激起了对它的进一步攻击。也就是说，破坏性因迫害焦虑而增加，而迫害的感觉又因破坏性而增加。

有趣的是，自珀罗普斯的时代起，魔灵就在阿哥斯城的皇室中施行着一种恐怖统治，而当奥瑞斯忒亚被原谅且不再受苦而回到我们假定的一种正常而普通的生活时，据传说魔灵也得到了安息。我的解释是，罪恶感和进行补偿的冲动，以及抑郁状态的修通，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因为破坏冲动及其后果迫害焦虑都有所减少，并且与所爱客体的关系也重新建立起来。

然而，统治德尔斐的阿波罗，在三部曲中代表的远甚于奥瑞斯忒亚的破坏冲的和残酷超我。如吉尔伯特·穆拉利说言，经由德尔斐的女祭司，阿波罗还是“神的先知”，也是太阳神。在《阿伽门农》中，卡珊德拉将他称作“人类道路之光”和“一切事物之光”。不过，不仅是他对卡珊德拉的无情态度，而且还有长老们提到他时所用的话：“有文字写道，他不爱悲伤，也不倾听它”，这些都指出一个事实：他无法体验到对苦难的怜悯与同情，尽管他说他代表着宙斯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太阳神阿波罗，让我们想起了这么一个人：他转身离开任何悲伤，以此作为对怜悯感觉的防御，并过度使用对抑郁感觉的否认。它是这类人的典型，他们对老人和无助的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复仇女神的头领用下面的话来描述阿波罗：

　　“我们是些女人，而且衰老；而你高高凌驾

　　在我们之上，凭你的青春和骄傲，践踏我们。”

这两行话也可以从另一种观点来考虑：如果我们顾及她们与阿波罗的关系，那么厄里倪俄斯似乎就是受到年轻且忘恩负义的儿子恶劣对待的老母亲。这种怜悯的缺乏，与阿波罗作为超我冷酷无情且毫无缓和的角色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在上面描述过的。

超我还有另一个非常主导性的方面，以宙斯为代表。他作为父亲（众神之父），经由痛苦学到了要对他的孩子们更加包容。我们得知，宙斯得罪了他自己的父亲，并为此而饱受罪恶感之苦，因此他对恳求着非常仁慈。宙斯代表了超我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内摄的温柔的父亲，也表现了抑郁状态得到修通的一个阶段。认识并理解自己针对所爱父母的破坏倾向，有助于更大的容忍自己和他人的缺陷，也有助于更好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智慧。如埃斯库罗斯所言：

　　“人会经由苦难而学习。

　　于是回忆起从前的痛苦，

　　他的心会再次疼痛，

　　流血，夜不能寐，直到

　　智慧对着他的意愿而产生。”

宙斯也象征着自体理想且全能的部分，即自我理想，弗洛伊德（1914）在他充分发展出其关于超我的见解之前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概念。如我所见，自体与内化客体被理想化的部分，与自体的坏部分和客体的坏部分是分裂开来的，而且个体维持这种理想化是为了处理他的焦虑。

我想要讨论的还有这个三部曲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内部与外部事件之间的关系。我曾描述过复仇女神象征化了内部的过程，而埃斯库罗斯也用下面几行字说明了这一点：

　　“有时恐惧是件好事，

　　担当着心灵的守护人，

　　以主人的身份来统治。”

然而，在这个三部曲中，复仇女神却是作为外部的形象出现的。

克吕泰墨斯特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格，说明埃斯库罗斯——在深深透视人类心灵的时候——也关切着作为外部形象的角色。他给了我们几个线索，暗示克吕泰墨斯特拉其实是一个坏母亲。奥瑞斯忒亚指责她爱的缺乏，我们知道她放逐了她的小儿子，并且恶待了伊莱克特拉。克吕泰墨斯特拉被她对艾吉赛特斯的性欲望所驱使，忽略了她的孩子们。虽然这在三部曲中没有过多的着墨，但是显然因为她与艾吉赛特斯的关系，克吕泰墨斯特拉除掉奥瑞斯忒亚是因为她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父亲的复仇者。事实上，当她怀疑奥瑞斯忒亚的故事时，她便召唤了艾吉赛斯特带着他的持矛士兵前来。她刚得知艾吉赛斯特被杀，就找来她的战斧：

　　“快，来人，把我的战斧给我！让我们看看

　　到底是谁胜利，是谁倒下，是他还是我……”

并威胁要杀掉奥瑞斯忒亚。

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克吕泰墨斯特拉并不总是一个坏母亲。她在儿子还是个婴儿是哺育过他，她对女儿伊菲吉妮雅的哀悼也可能是真诚的。但是被改变的外部情境造成了她性格上的转变。我的结论是：外部情境所激起的早期的憎恨与怨忿，重新唤醒了一些破坏冲动；它们压倒了爱的冲动而占据优势，而这涉及到生死本能融合状态中的一个改变。

从厄里倪俄斯到欧墨尼德斯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她们非常担心她们丧失自己的力量，雅典娜让她们放心，告诉她们：在她们修改过的角色中，她们将对雅典施加某种影响，帮着维护法律与秩序。外部情境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在于阿伽门农性格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他通过其成功的远征变成了“王中之王”的缘故。成功常常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其最大的价值存在于威望的增加，就像我们通常在生活中看到的那样，因为它增强了野心和竞争性，干涉了爱的情感与人性。

就像雅典娜常说的那样，她代表着宙斯的思想与情感。相比于厄里倪俄斯所象征的早期超我，她是智慧与缓和的超我。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娜的很多角色：她是宙斯的代言人，表达他的思想与愿望；她是一个缓和的超我；她还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并以这种方式避免了俄狄浦斯情结。但是她还有另一个非常根本的功能：她有助于平静与平衡。她表达希望雅典人将避免内部的纷争，这在象征层面上代表着避免家庭中的敌对。她在复仇女神身上达到了一种朝向宽恕与平和的改变。这种态度表达了朝向妥协与整合的倾向。

这些特征都是内化好客体（首先是好母亲）的特点，她成为生本能的载体。如此一来，作为好母亲的雅典娜便与克吕泰墨斯特拉代表的坏母亲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角色也介入了阿波罗跟她的关系。她是他唯一尊敬的女性形象。他提到她时总是带着极大的赞赏，完全听从她的判断。尽管她似乎只代表着父亲特别钟爱的一个较为年长的姐姐，但是我认为她也对他代表着母亲好的一面。

如果好客体在婴儿期被充分地建立起来，超我就会变得比较温和；我认为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在运作的整合冲动在强度上有所增加，导致恨变得为爱所缓和。但是即使是缓和的超我也还是要求着对破坏冲的的控制，其目的在于破坏与爱的情感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发现雅典娜代表着超我的成熟阶段，其目的是在相反的冲动之间进行调解；这与更安全地建立好客体紧密联系着，并构成了整合的基础。雅典娜在下面的话中表达了控制破坏冲的的需要：

　　“抛下恐惧之心，可是别全都抛下；

　　要是没有恐惧，谁能身免于罪？

　　但是身兼规范与律法的恐惧，

　　长存你心，而且萦绕你的城……”

雅典娜引导而非主导的态度，是围绕好客体建立起来的成熟超我的特点，这表现在她不认为有权决定奥瑞斯忒亚的命运上。她召开艾瑞阿帕格斯法庭，挑选雅典最智慧的男人，给他们完全充分的自由去投票，且只为她自己保留了决定的一票。如果我再次将三部曲中的这个部分视作内部过程的代表，我就会结论说：反对票说明自体并不是那么容易统一的，破坏冲动驱向了一条道路，而爱与补偿和怜悯的能力则在另一条路上。内部的平和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

自我的整合是由自我的不同部分来完成的——这些部分在三部曲中由艾瑞阿帕格斯法庭的成员所代表，尽管他们有冲突的倾向，但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认同彼此，因为一方面是破坏冲动，另一方面是爱和补偿的需要，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但是自我在最好的状态下有能力注意到这些不同的方面并将他们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虽然它们曾在婴儿期被强烈地分裂开来。超我的力量也没有被消除，因为即使在其比较缓和的形式中，超我也仍然能够产生罪恶感。整合与平衡是让生命更完整、更丰富的基础。在埃斯库罗斯那里，这种心理状态是由三部曲结尾时的欢乐之歌表现出来的。

埃斯库罗斯给我们呈现了一副人类发展的图景：从其根源发展到其最进步的水平。他表达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的方式之一，在于他特别让诸神来扮演各种不同的象征角色。这种多样性符合于在无意识中存在的那些相异的且常常冲突的冲动与幻想，而这些冲动与幻想归根结底都源自于生死本能在其变化的融合状态中的两极分化。

为了理解象征主义在心理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考虑成长中的自我处理冲突和挫折的很多方式。表达忿恨与满足感的方法，以及婴儿情绪的整个范围，都是逐渐变化的。因为幻想从一开始便弥漫渗透在心理生活中，有一种强大的冲动将它们附着在各式各样的客体之上——这些真实的客体与幻想的客体便成为一些象征，为婴儿的情绪提供了一条出路。这些象征起初代表着部分客体，在几个月之内变成完整客体（也就是人）。孩子把他的爱恨、他的冲突、他的满足和他的渴望放进了内部和外部象征的创造之中，这些象征于是就成为了他世界的一部分。创造象征的冲动如此强烈，是因为即使最有爱心的母亲也无法满足婴儿强烈的情绪需要。事实上，没有任何现实情境可以实现儿童幻想生活中那些通常矛盾的冲动与愿望。只有在童年期，象征形成能够在多样性上获得全力发展，且不受抑制的阻碍时，后来的艺术家才能利用潜藏于象征主义之下的情绪力量。在一篇早期的文章（1923b）中，我就讨论过象征形成在婴儿心理生活中弥漫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象征形成是特别丰富的，那么它就有助于才能乃至天赋的发展。

在成人分析中，我们发现象征形成仍然是运作的；成人也同样为一些象征性的客体所环绕。然而，同时他更能区分幻想与现实，并且能凭他们自己的能力来看待人们和事物。

创造性的艺术家充分地使用象征；象征越是被用来表达爱与恨之间、破坏与修复之间、生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它们就越是接近于普遍的形式。他因而凝缩了各种各样婴儿的象征，倾全力画出了表达在这些象征中的情绪与幻想。戏剧家能够将一些普遍的象征中转移到其对人物角色的创造之中，同时能够将他们变成真人，这种能力是戏剧家之所以伟大的一个方面。象征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常常被人讨论，但是我的主要关注却在于建立最早的婴儿过程与艺术家后来的作品之间的联系。

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三部曲中，让众神以各种各样的象征角色出现，我试图说明这如何增加了其戏剧的丰富性与意义。我要用一个尝试性的主张来作为结论：埃斯库罗斯悲剧的伟大——而这可以普遍的应用于其他伟大的诗人——源自于他在直觉上理解了无意识不可穷尽的深度，以及这种理解影响他创作的人物和情境的方式。

（本文译自《克莱因文集Ⅲ：羡慕与感恩》，纽约：自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