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与花山乡

花山，现在既是山名，又是村名，而在古代诸暨，它更是一个乡名。宋元明清时代，诸暨分二十五乡、七十二都，花山乡包括三都、四都、五都、六都、正七都、附七都，其地域范围相当于今三都、白门、花山、直埠、姚公埠、长澜一线。

考察杨维桢诗文及相关谱牒文字，这位江南才子竟与诸暨的花山乡结下了不解之缘。杨维桢为诸暨留下了很多诗文，写杨氏家族最多，为宗谱作序其次，而就地域而言，花山乡则是杨维桢留下诗文最多的一个地方。

杨维桢题郭澄孙的状语和挽诗

《暨阳花山郭氏宗谱》人物传记中，有一篇《屏山公记》：

公讳澄孙，字叔清，雷亨公次子也。其铭志俱出杨铁崖先生手，惜其全稿残缺，而状语、挽诗幸存。其状曰：“慈裕渊悫，简穆清逸，行尚平夷，文去奇涩。”其诗曰：“漫期采药去寻隐，尚意载醪来问奇。洛社衣冠新画像，屏山花木旧题诗。”读此，则公一生之梗概约略可见矣。

这位屏山公，名叫郭澄孙，是杨维桢的朋友，杨维桢不仅替他作墓志铭、还为他写过人物传。但遗憾的是，后来花山郭氏编纂家谱时，杨维桢所作的一铭一志已“全稿残缺”，只留下状语和挽诗，以致于屏山公的人物传记也只有寥寥数语。状语，即记述死者事迹的一种文体。在杨维桢的眼里，郭澄孙为人和善，从容淡定，简约沉静，清闲安逸，他处事平和，作文自然。这则状语，应该是杨维桢为郭澄孙所作的赞语，其实就是家谱中的人物像赞。而其挽诗则应该是墓志铭最后的“诗曰”部分。在挽诗中，杨维桢评价了郭澄孙的才艺，郭澄孙本是想做一个隐者，但他平时总是提着老酒向他人请教学问，他既能作画（洛社是宋欧阳修梅尧臣等在洛阳时组织的诗社），又能作诗。

杨维桢题郭澄孙的状语和挽诗，均未收录杨维桢诗文集，故属杨维桢的佚文。一同佚失的，还有杨维桢与郭澄孙之间的交往故事。

花山郭氏的聚族之地在今直埠马坞，古称花山马坞。宗谱录有《村居十景诗》，其序称：“花山马坞，郭氏之祖居也。其地多清泉美竹，依然一君子乡，以故道学名贤接踵迭出，其地其人，并称江左……”其中一首《双屏夕照》，写的就是屏山，诗曰：“晚霞飞过碧峰头，两两屏山翠色浮。户外珠帘高卷处，移来残月满江楼。”郭澄孙之所以称作屏山公，正是就地取材，以屏山为号的。

杨维桢与郭日孜同事泉溪先生

《暨阳花山郭氏宗谱》的人物传记中，还有一篇《瓢乐子传》：

公讳日孜，字敏夫，……自号瓢乐子，与铁崖杨先生同事泉溪陈先生。幼时，尝著《瑚琏、木铎二器论》，泉溪先生大奇之。平生诗文千余篇，王均福为序。

郭日孜，字敏夫，号瓢乐子，马坞人。洪武初，受举荐为本邑儒学训导。郭日孜的官职没有杨维桢大，他只做了诸暨的县学训导，其职级是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副局长。但郭日孜与杨维桢却是同窗。他们年少时，不约而同地来到枫桥后陈村，一起师从泉溪先生陈稼轩学习经书。而且，两人都是泉溪先生的得意弟子。虽然没有发现记载杨维桢与郭日孜交往的文字，但从杨维桢多次笔涉花山马坞的迹象考察，这肯定与他有一个马坞的同窗息息相关。

杨维桢师从泉溪先生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从郭日孜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了当时的场景：一天，泉溪先生布置作业，让学生们写文章，小小年纪的郭日孜不负期望，当场挥毫写下《瑚琏木铎二器论》。泉溪先生阅批时，禁不住拍案叫绝，连声说：“妙！妙！妙！”这一次拍案叫好，竟影响了郭日孜的一生，也成就了郭日孜的人生，因为他最终鼓励出了一个“平生诗文千余篇”的作家。无独有偶，杨维桢后来竟也养成了“日记万言”的习惯。杨维桢与郭日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勤奋。那么也就是说，泉溪先生在教育时，是十分注重勤学习惯的培养的。

郭日孜所写的“瑚琏”，是宗庙的礼器，用来比喻治国安邦之才；而“木铎”，则是以木为舌的大铃，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注意。泉溪先生一定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他的两个得意弟子，一个成了瑚琏，一个成了木铎。杨维桢在《祭先师泉溪陈处士稼轩先生文》中，曾高度评价泉溪先生的学问、文章和人品：“周祖孔宗，辟斥佛老，先生之学也；孔谟孟辨，兼韩并欧，先生之文也；至大至刚，三军失其勇，王公失其势，又先生之气也。尝语先生之人品，在三国则诸葛孔明，在晋则陶靖节，在唐则杜子美，在宋为辛幼安、陈同父之辈耳。”

杨维桢作《顾氏永思冢舍记》

《东维子集》中有杨维桢的一篇《顾氏永思冢舍记》，这篇文章写于至正六年（1346）夏天，当时杨维桢正在吴兴（湖州）授徒为业。应朋友之请，杨维桢为顾氏“永思冢舍”（冢舍，墓旁守丧人的住所）写了一篇文章。而这个“永思冢舍”，则坐落在花山乡的文山。

襄阳顾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将府君某，与其曾大父兴能府君某，大父检阅府君某，暨傍亲墓林，在越诸暨花山乡之文山。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孙夫人于域次。既葬，作室于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先世及妣孙夫人神主，俾邑人何寿者序之，凡春秋祭祀，冢舍之政，皆有著式。室大小凡五间，既成，名之曰“永思冢舍”，盖取诸《下武》诗“永言孝思，孝思维则”也。而又因吴兴沈自诚氏见予吴门，特记……吾闻顾君者，亲丧不忘，常庐居于冢侧。会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之，可谓永慕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八十步，皆为祭享所。岁久倾圮，今舍名“永思”，盖亦无忘先亭而绳其义者欤？呜呼！顾氏子孙虽远去坟墓，散处于四方也，然于其亲，色未尝绝乎目也，声未尝绝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尝忘乎心也。其于永思之义，庶几其无忝也！是为记。

文中提到的顾必有，在湖北襄阳做官，他的六世祖、曾祖父、祖父、母亲以及其他旁亲，均安葬在诸暨花山乡文山。这个顾氏，就是店口大小顾家，地处当时的紫岩乡。顾氏之所以将墓地选择在花山乡，是因为花山乡与紫岩乡紧紧相连，从地域上划分，文山属于花山乡，而从产权上划分，文山则属于顾家。还有一种可能，因为顾家地处白塔湖，田多山少，故只能选择村旁花山乡的文山。

从杨维桢文中可知，当时顾必有是通过吴兴的沈自诚牵线，专门来到杨维桢在吴兴的家，请求杨维桢写文。此时杨维桢的文名已响彻浙江，因为他之前已刊刻了《丽则遗音》，又倡导了轰动杭州的西湖竹枝词，且杨维桢又是诸暨籍的进士，他的名气在白塔湖一带更是响亮，所以请杨维桢写文章是顾必有的首选。

文山上的建造的永思冢舍，究竟是什么样子？杨维桢通过顾必有的介绍，在文字里作了简单的勾勒。“作室于墓左之南若干步”，有一个叫何寿的当地人，曾经为冢舍写过文章。室“大小凡五间”，取“永言孝思”之义，故取名“永思冢舍”。在永思冢舍落成之前，文山上还曾经建过永慕亭、思敬亭，都是顾必有用于祭祀的场所。顾必有经常居住于冢舍，以表达自己亲丧不忘的孝思之心。但因为自己有时候长年累月在外，所以他又在文山上造了精舍，让僧道居住其中，代为自己守护祖墓。

杨维桢作《水竹亭记》

《东维子集》中还有杨维桢的一篇《水竹亭记》：

吾里白湖方义门，子弟咸秀杰，名仕版，而予泳道父其尤者也。始泳道未遇贡举时，实以才志自奋于京师，贵人咸品之，连延誉上所。即被内选，出司牢盆。民奏最，典大县。细满归，创水竹亭。先庐奉亲之隙，出与宾客接，幅巾野服，命僮抱琴，尊之亭所，相与把酒说诗文为事。穷亨淹速，一不以属意，一时文章家多为记咏。为既充，又索叙引于友人杨维桢。维桢尝闻其论曰：“某读南史书，称会心不必在远，翳然林木，即有濠濮之趣，未尝不叹，以为缙绅阀阅、豪族大官，捐千金买佳园池，崇美屋其中，育以珍禽奇兽，树以名卉异木，论其一时侈，盛平息侯之甲第无以喻其雄，河阳梓泽之形胜无以喻其浥也，然欲求一日之安于是不能得也。故予一亭费甚约，规甚素，取诸水竹者甚廉，而其适安之乐，自谓过之百倍不翅也。人有志于适安者，不敢如是耶？”……今夫水散也，有雨之德焉，积而厚也，有负载之功焉。君子观于水也，思夫泽施于物者。竹有贯岁之节，不易地之性焉，君子观于竹也，思夫贞一于己者。若是，则泳道之登髙也，取诸物以赞乎己，以及乎物，至矣，又岂徒草木水泉之适云乎？泳道尚以余言思之，以为何如也？

白湖，是白塔湖的古称。方义门，在今白门，元朝大德六年（1302年），白门有一个叫方镒的人，将自己千亩庄田改为义塾，一人独资创办诸暨最早的学塾，即白门义塾，“方义门”的称呼即由此而来。杨维桢说“白湖方义门”，说明历史上白塔湖很大，水位最高的时候，诸暨北部的这片泽国甚至向南倒逼至白门一带。

方义门代有才俊，出仕为官者颇多。其中有一个人叫方泳道，就是杨维桢的至交。这位方泳道前期科考失败，但他凭真才实学在京城打拼，最终赢得了权贵们的赏识，结果被朝廷录用，做了一个盐官（牢盆）。因管理有方，百姓拥戴，后来又做过县官（典大县）。秩满返乡后，他建造了一个水竹亭。既孝养双亲，又悠闲林下。方泳道广结朋友，在水竹亭里以文会友，把酒临风，欣赏音乐，谈论诗文。他的水竹亭，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因此留下了无数的诗文。

方泳道将题咏水竹亭的诗结集成册，在书稿集成之时，向杨维桢索要一篇“序引”，故杨维桢的这篇《水竹亭记》，实际是方泳道水竹亭诗集的卷首序言。

水竹亭造得朴素简陋，它虽然不能与缙绅阀阅、豪族大官价值千金的园池美屋相提并论，但在方泳道看来，水竹亭的草木水泉，远胜过佳园美屋，因为这里颇有“适安之乐”。所以水竹亭子建造时“费甚约”“规甚素”，仅仅是就地取材，借用了“水”“竹”的自然环境。但由“水”“竹”营造出来的“适安之乐”，远远超过达官贵人的园池美屋百倍不止。杨维桢在文章中紧扣“水”“竹”两字做文章，以水喻品德，以竹喻气节，称赞方泳道有负载之功，有贯岁之节。这就是水竹亭取名的本意所在。

花山乡的“金沙鸭嘴滩”

杨维桢不仅为方泳道的水竹亭写文章，还将杭州的好朋友张雨，也带到了诸暨花山乡。如果我们读懂了杨维桢的《水竹亭记》，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读懂那首被诸暨文史忽略了整整七百年的张雨的一首诗了。张雨的这首诗，题为《方泳道令尹水竹亭》，收录在《句曲外史集》，全诗如下：

水竹亭子在花山，输与幽人日倚栏。苍雪四檐迷窈窱，绿波三面浸琅玕。扶行绿竹鸠形杖，濯足金沙鸭嘴滩。几树甘棠同召伯，更留清节比方干。

如果没有杨维桢《水竹亭记》的指引，单独看张雨的这首诗，怕是没有人会知道这首诗竟是写诸暨花山乡的，故在诸暨人整理的张雨写诸暨的多首诗中，均不见有此诗。现在通过杨维桢，就真相大白了，著名的茅山道士张雨，曾经来过诸暨白门。

张雨（1283—1350），元代诗文家、词曲家、书画家、茅山派道士。旧名张泽之，又名张嗣真；字伯雨，号贞居之，又号句曲外史。他在诗中简单勾勒了水竹亭的样子：水竹亭坐落在花山，亭子四边有美人靠；四檐上翘，直冲云霄，看上去颇有窈窕的身姿；亭子一面临水，其余三面皆为翠竹围绕。这美景吸引了张雨，所以张雨忍不住雅兴，走下亭子，在绿竹丛中穿行，还来到一个沙滩洗脚。

非常有意思的是，方泳道水竹亭附近的这个沙滩，竟被张雨夸张成杭州西湖一样美丽。“金沙鸭嘴滩”，即金沙滩和鸭嘴滩，这两个滩均在杭州西湖边上，而方泳道水竹亭附近的河湾（或是浦阳江），也有一个由水流冲积而成的沙滩，这个不起眼的沙滩，在张雨眼里竟成了“金沙滩”和“鸭嘴滩”，前者状沙滩的颜色是金色的，后者写沙滩的形状像鸭子的嘴巴。

杨维桢为何常去花山乡

杨维桢为什么常到花山乡，由多种因素促成：一是他的同窗郭日孜在花山乡马坞；二是他的好友郭澄孙也在花山乡马坞；三是他的好朋友方泳道在白门；四是他的岳母家就在花山乡一河之隔的西安乡，即现在的江藻，这条河就是浦阳江。

杨维桢为自己的岳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钱节妇传》：

节妇讳辛，山阴县王氏女。既笄，归诸暨钱行父，七年而行父卒。时钱宗有暴孤者，窃议曰：“行父短折死，父且老，柔不事事，寡妇娠，三岁孤，仅如鬼。不一年，吾能室其庐，妾其妻。”节妇闻之，踊泣谓其舅曰：“门新凶，强宗见暴，妇誓死不披马两鞍。”乃日夜力纺绩，灯至漏下三鼓率为常，困则以水沃面。暴者匿其户赋，因更名在寡妇门，且阴谋以破其产。节妇奉尊章，力树门户，迄完保其家。暴者莫谁何，又辄相唶曰：“节妇！真节妇哉！”晚谓宗子曰：“吾老矣，中馈托吾妇，吾将绩终身。”即閤中置筐椅具，日必限盈筐止。一坐二十年，椅为之宂。诸孙尝请休，则曰：“顾汝辈勤书如吾勤绩，不知老死之至也。”里媪来过，归必以节妇更相戒敕，故环境之内无怠夫懒妇。终年八十有六。余婿节妇门，知其行甚察，故为立传，俾它日太史氏有采焉。

杨维桢岳父叫钱行父，岳母叫王辛，王辛从绍兴嫁到江藻钱池后，过了七年就守寡，从此便顶着村霸的欺负，硬是将门庭树立了起来。钱节妇以纺织为业，日夜不辍，她最终将家发得像一棵蓬蓬勃勃的大树。后来子孙满堂了，钱节妇仍坚持纺织，这一纺又是二十年，连她坐的那把椅子都凹进去了。钱节妇成为勤劳持家的楷模，江藻一带再也没有懒汉和懒婆娘出现。

杨维桢说“余婿节妇门”，意思就是说他是节妇的女婿。通过杨维桢其它文章记载，他的原配钱氏，与杨维桢订婚后却生了一场大病，甚至导致眼睛都瞎了。钱氏想毁了婚约，但杨维桢并不答应，他照娶不误。后来钱氏虽没有为杨维桢生下儿女，却始终陪伴着杨维桢，故杨维桢称她为“老妻”。杨维桢与钱氏不离不弃，是因为杨维桢特别看重钱氏节孝的门风。杨维桢卒葬上海干山，而钱氏卒葬枫桥全堂。

杨维桢中固然没有说他常去花山乡的原因，但从情理上分析，他到江藻钱池，必然会顺道而访一河之隔的花山乡。杨维桢与花山乡多有牵涉，且为花山乡留下了多篇诗文，一定与他的岳母家在江藻有着某种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