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大型”的问题，我只能从个人的见解进行思考，就像纪伯伦所说：我年纪轻轻、肢体柔嫩，至今仍在智慧笼之外，尚不允许我发表议论，只能谈我自己的灵魂；我的灵魂将永远是对深渊的深邃呼唤。内容与观点欢迎指正。
1、我眼中的东西方哲学
哲学被很多人看来是中产阶级的餐后点，属于那种“吃饱了撑的”才去干的事情。但其实哲学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就像冯友兰先生讲的“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个人其实都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但是在反思之前，反思的思想就应该拿出来先去进行思想（就像工具一样）。
亚里士多德是个牛人
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哲学就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就是反思的思想。能思想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有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这里先不谈反思的思想的问题正确与否。
所以在我们接纳事物以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等)，都会有反思的经历，只不过这个过程被很多人忽视，于是哲学家就出现了。哲学家用系统的哲学语言（哲学化）对这种工具进行描述以及开发。
说人话：哲学是一种工具，用来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工具。不一定都用这种工具，比如中国就不管这东西叫哲学，philosophy，希腊语，翻译过来就是热爱智慧，这个还是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家并不是特定的一群人，中国哲学研究并不是一种职业，学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职业的人，每个人都有学习哲学的必要。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说宗教的核心也是一种哲学：
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中国哲学简史》
其实，我认为神学是比艺术、哲学、宗教更高级的学科，它能将一切事物找到最终极的归宿。也许宗教的核心是哲学，但是神学核心是终极意义的归宿，是虚无侵蚀下的避风港。本文先不谈神学。
走近哲学，就得提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期”：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哲学的形态同文化艺术一样离不开土壤，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产物。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人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像不像宇宙的中心——五道口）。所谓“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也就是指中国周边的这一方水土，“世界”的概念，就是指国土，如同《礼记·王制》中的“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衡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这便是当时认为的“普天四海”了。这放到古希腊是简直无法理解的，自《荷马史诗》记载以来，古希腊就四通八达，航海、贸易非常繁荣，爱琴文明盛极一时，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有周游各岛的经历，所提到的世界是指更广义的世界。
深居内陆也有好处，咱相对封闭啊，也有时间沉淀，不容易被外族同质化。像四大文明古国，就剩古中国文明与古印度文明流传至今，古巴比伦与古埃及都因为文化入侵、外敌侵略而消失。大陆国的典型特点就是农业为主，从《吕氏春秋》的“上农”到费老爷子写的《乡土中国》，都是基于中国人“土”的特性。从“乡绅名流”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乡土本色是从古到今几千年的沉淀。于是政治、哲学、艺术都围绕着土地，哪怕是哲学，也要讲究个落到实处：社会的、人伦日用的、今生的。（道教与道家是两回事，道教是修仙的，求天道灭人欲，不是道家学说的“出世”观）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人手指天一人手指地
老子：多能个儿，我自己就可以做到
轴心时期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苏格拉底、柏拉图探讨的哲学思想“哲学王”“理想国”与孔子、老子的“圣人”“内圣外王”“小国寡民”是很相近的。像斯多葛学派的“宇宙公民”另说。
后来西方哲学为什么会出现形而上学呢，跟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前天主教会有着严重的腐朽问题（赎罪券、政教合一、十字军东征等），致使很多人看到了教会的弊端，继而引发了对神 的思考。
宗教不能让我满意，我就试试别的路呗。
于是自康德起，形而上学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西方哲学中，动不动就否定来否定去。（像黑格尔就强调事物通过正反合实现螺旋上升，老子哲学的“反者道之动”是讲矛盾的相互转化）中国哲学就没有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也许和林语堂先生讲的——中国人骨子中的狡黠有关。走中庸之道、融合之道，并不喜欢将事物割裂看待，就像孔夫子的观点，既要兼修内德，也要发挥社会功用，并在实践中实现统一。
尽管《易经》中的阴阳与柏拉图的“二元论”（du—alism）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认识本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与东方矛盾统一体的差异。看看我们中国人多聪明狡黠，总是可以“正确”。
2、留白与审美观
“留白”是中国文化中很有趣的特点。
水墨画的留白重“意象”
中国文化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音乐以及其他无不如此。“留白”就是这样的概念，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也是无声胜有声，也是大象无形，道理太多，故事太多，留着你去慢慢品味。这是中国人曲线为美的审美观念。
笑不露齿，金莲寸足，屏风隔断，楼台亭阁，欲语还羞，想说的话都在酒里，从语言到行为举止，也是中国人喜欢委婉的、克制的表达形式。
北宋的范温首先提出以“韵”来通论书画和诗文，他给韵下的定义是：“有余意之谓韵”。
要我说，中国文化就是这个味儿。
就从最显然的角度入手——国画。白绢素纸就是最好的空间，为书画作品提供了无限的创作想象力。天圆地方，这一张方形的纸便是广袤的大地，可以在其上尽情的挥洒才情。像道家思想中提到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浓、淡、干、湿便是将意象之说表现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还是范温的“韵”说，加上王士祯的“神韵”说，都对绘画有着巨大影响，画中的留白也是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
《渭城曲》诗画
而诗与文言更是如此，中国人喜欢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老子》的全文都输名言隽语，《庄子》各篇都是比喻例证，越少的表达就有越多的暗示，这是中国人审美的一部分。就像女孩的裙子一般，越短越好，但是若是太少反而会“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了（swagga）。言有尽而意无穷，怎么从一片诗文中读出言外之意，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中国人也喜欢炫耀这种“狡黠”。
这里得插一句，中国人普遍的问题也在这里，仗着小“狡黠”，喜欢精炼的、概括的话语，像打机锋、箴言、老人云、智者云，到现在的马云说等等，管他是否存在，总之就是看着很有道理，于是进行参悟，寻求某种顿悟，感觉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大道理。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本质上的错误的，真理是经得住思考的，但是在网络文化盛行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大量的文化垃圾，而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苦苦思索这样的“真理”。（马云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讲完这些话）
两百余万条马云说
以下是东西方审美差异的一个比较
•简谈格里高利圣咏与古琴的琴歌
格里高利圣咏
格里高利圣咏是天主教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命名的仪式音乐，现在看来就是一种简单的无伴奏人声合唱。内容是歌颂上帝，经文以咏唱的形式唱出，就是“圣咏”。其内涵是天主教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音乐对信仰的作用，使得音乐在宗教礼仪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人对超乎现世价值的追求是先天的。人对神 的爱是一种超道德价值，而人对人的爱是道德价值。于是这种超道德价值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阳关三叠》减字谱
近期沉迷于古琴的琴歌中，“抚琴而歌”可以视为生活中一大美事。古琴曲很多都是可以唱的，旋律与琴音相同，如《阳关三叠》是我的入坑曲。其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来的，句句三叠，后人也写了几句：
长亭柳依依，渭城朝雨浥轻麈，客舍靑靑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长亭柳依依，伤怀伤怀，祖道送我故人，相别十里亭。情冣深，情冣深，情意冣深，不忍分，不忍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不关心宗教的。从音乐上就能看出一二，同属公元六到七世纪的音乐作品，一边是颂扬神 ，一边是歌唱人情世故。可以看出同时代的西方人与中国人在音乐理念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随着时间的推进，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西方到后期有和声、对位等音乐技法，相对纵深；而东方音乐则在单声部上越走越远，相对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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