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作为最早开始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早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开始之前，中国战场就围绕着一批在战前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新式军队上演了一段堪称传奇的故事。这就是本文要说的——国民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前，通过与德国进行的军事领域合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按照德军模式组建和训练，并配备德式武器的“调整师”，即俗称的“德械师”。“德械师”作为国军中央军的主力，在抗战初期的一系列战役（特别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期间）之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但是，“德械师”的出彩表现仅仅是昙花一现——南京保卫战后，“德械师”逐渐淡出了战场。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期间，“德械师”在富金山战役中以悲壮而惨烈的落幕为自己短暂的存在而划上了句号。
全副德式装备的中国士兵
事先声明：“德械师”仅仅是本文的一个切入点。关于“德械师”的编制、装备、序列、番号、指挥官姓名等详细信息，各种报纸、杂志、书籍、视频、网络···等渠道说的很详细，本文在此恕不赘述。本文主要谈一些战场以外的东西，包括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和相关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说白了：本人写的此文是历史类随笔或者叫读书笔记一类的拿来和同好分享的玩意儿，而不是步兵指挥学院的战术教程（当然，本人也既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同时，丑话说在前面：凡是没事找事、上门骂架、出口成脏、撒泼打滚、死钻牛角尖、抬杠、跳大神···者，本人一律拉黑。再友情提示下：凡是期望从此文找出发明历史、穿越剧、神剧···即视感的，建议到此为止，不要往下看了。凡是试图在本文挑起“立场”、“主义”、“派别”、“阵营”、“政见”、“爱国”···这类争端，并借机制造种族歧视、地域歧视、信仰歧视、行业歧视···的，也建议到此为止，最好是提前取关或拉黑本人，一来是节省本人的黑名单限额，二来是免得整得谁都不舒服。
第一部分 “德国特色精兵路线”——塞克特和他的“十万陆军”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而结束，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存在短短48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至此土崩瓦解。次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陆军的总兵力被控制在十万以内，不得拥有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等重武器，甚至不得拥有重机枪。在此背景之下，德国陆军上将汉斯·冯·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1936）登上了历史舞台：1919年，塞克特出任德军参谋总长，次年晋升为防卫军总司令。随后，他提出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十万陆军”理念。
塞克特将军
根据塞克特上将的设想，新生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组建了一支数量较少但是素质极高的防卫军：这支军队的士兵均具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的服役年限则在25年以上。塞克特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作为防卫军的一员，军人要具备极强的专业素质和领导能力。塞克特主持德军重建工作期间，在每一个团级建制都建立了职业军人教育制度——每一名列兵都受到成为士官的培训，每一名士官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一名战士在演习时要自称某某步兵排，或代表一个八人机枪组。最重要的是，堪称近代世界职业军人之滥觞的德军之魂——军官团被保留下来。这一切构成了德意志重新成为欧陆头号陆军强国的基础，塞克特创立的“十万陆军”自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横扫欧洲的德国军队的基本骨干。
魏玛防卫军
塞克特有一句名言：“有国无防是可耻的！”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受限制者，和当时积贫积弱、大而无当、内部一盘散沙的中国颇有同病相怜之感。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建立以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国民政府开始寻求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蒋介石认为，为了保障中国的利益，这个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军事力量强大，2.与中国无重大利益纠葛。显然，在当时的世界各大军事列强之中，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德国。自1928年开始，德国政府陆续派出多批军事顾问来华，并向中国大举输出各型轻重武器装备。德国顾问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较大成效——一二八抗战中，国民政府出动全副德国装备的87师、88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财政部系统的税警总团（以第五军独立旅名义参战）临时编成第五军，由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将军任指挥员，于2月中旬开赴淞沪前线，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此战，由于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浴血奋战，国军一度占据了上风。庙行战斗期间，黄埔一期生、88师262旅旅长孙元良少将（著名影星秦汉的爸爸）身先士卒，披坚执锐，率部取得胜利——自1894年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首次胜利，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黄埔飞将军”。显然，此战对于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大“中德合作”的力度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一二八淞沪抗战
张治中将军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失利。此战，日军仅以数万人的兵力便使得由中央军、奉军、西北军、晋军等各个派系的中国军队组成的长城防线土崩瓦解。显然，这迫使国民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准备抗战。不过，事情总归是要起变化的——同年，纳粹党上台。这意味着德国迅速转入全面战争体制。为了获得战争所需要的宝贵的钨、锑、桐油等战略资源，德国向中国输送了大批武器弹药。也是在这一年，塞克特将军受邀来到中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塞克特设计的“堡垒战术”帮助蒋介石打赢了第五次“围剿”。塞克特来华还促使蒋介石大大增加了“中德合作”的力度。至1936年，一支由20个由德国顾问训练、装备有德式武器的“调整师”（俗称“德械师”），以及作为“种子部队”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财政部系统的“税警总团”组成、看起来有了正规军样子的新式中国军队的架子搭了起来。
中德合作
第二部分 宏伟蓝图——整军备战之路的开始
1927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德国兵工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Max Bauer）上校——此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鲁登道夫将军的高级幕僚，是个名符其实的军事专家。蒋介石对于鲍尔的才能十分看重。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蒋介石任命鲍尔为“经济事务顾问”。随后，鲍尔返回德国，挑选了46名德军退役军官来华，组成了一个精简而又实用的军事顾问团（后来这一团队的规模扩大到120人）。德国是个科技发达、拥有完整重工业体系的现代国家。而在德国自近代至今，其军事工业在产业结构中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鲍尔受邀在中国任职后，哈布罗、西门子、克虏伯、法本等军工巨头纷纷与中国政府签订武器买卖合同。随后，中国政府派遣军事、经济代表团访问德国，中德军事合作正式开始。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鲍尔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他的继任者、第二任军事顾问团团长格奥尔格·魏采尔（Georg Wetzell）将军则于1933年提出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魏采尔认为，中国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改革军官的培养制度——于1924年建立于广州的陆军军官学校（即俗称的“黄埔军校”）最初是一个培养基层军事、政治干部的速成学校，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当时明显超过了军事教育。从一期北伐到二期北伐，国民革命军凭着一腔热血和“贪生怕死请走别路、升官发财莫入斯门”的革命精神迅速打垮了看似强大、实则一盘散沙的北洋军阀。然而，这套老路在30年代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对日作战的需要。魏采尔主持的军事改革使得中国军队完善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的专业培训体系，并推动了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鲍尔和魏采尔的前期工作为日后塞克特及其继任者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的工作成果奠定了基础。
鲍尔上校
魏采尔将军
塞克特来华后，发现中国军队存在着各种各样极其严重的问题——在人事安排上裙带关系盛行，而真正的人才又不能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陆军高级指挥机构残缺，参谋团形同虚设；武器装备落后，人员素质低劣···等等。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必须立刻进行军事改革，而军事改革的第一部就是改革人事制度——“军队里有四种人：也就是聪明的懒汉，聪明的勤快人，愚蠢的懒汉以及愚蠢的勤快人···第一种适合当司令官，可以合理的将工作安排下去。第二种人适合当事无巨细可以妥善处理的参谋；第三种只能当士兵，而第四种么，这种人只能将坏事越做越坏，应该赶出去或干脆枪毙。”因此，中国必须尽快建立一支作为“种子部队”的教导队，并且在军事院校内开设将官班，使得尽可能多的高级军官掌握适合现代战争的练兵之法。同时，中国政府必须扩大新式武器的进口数量，以改善军队的装备。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根据塞克特的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整军备战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应该从1935年开始，在五年时间内组建60个“国防师”（即调整师），作为对日抗战的主力部队。理想状态下，每一个师将有一个师指挥部、两个步兵旅（总共四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连、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信兵营、一个辎重兵营，全师人员编制为1.1万人左右。每个师装备野（山）炮12门、小炮24门、82毫米迫击炮24门、重机枪74挺、轻机枪336挺。首先作为试点部队的便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随后，陈诚将军于1935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全权负责调整师的整编。首批列入“调整师”序列的是教导总队、2师、2师补充旅（组建于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为一旅三团制，实为师级建制）、11师、14师、25师、36师、57师、67师和87师。1935年10月，第二批10个师（3师、4师、6师、9师、10师、27师、80师、83师、88师和89师）也被作为调整师，开始调整建制并接收德国装备。
“德械师”
“德械师”
1935年，塞克特因病辞职（于次年逝世），其职务由法肯豪森接任。法肯豪森认为，中国如想要赢得抗战的胜利，必须拥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抗战前夕相继仿制成功了1924年式毛瑟步骑枪（国造型称中正式步骑枪）、捷克造ZB-26型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和82毫米迫击炮等装备。此时，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法肯豪森将军
第三部分 艰难的国运与不屈的抗争——新生活运动
1936年，中国先后爆发了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使得国民政府在这一年被迫放弃整军计划。事实上，西安事变之后，全面抗战到来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传统观点认为，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的抗战为“局部抗战”，七七事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间的抗战为“全面抗战”——七七事变前的抗战多是局部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动员兵力相对较少，而战斗烈度也相对较低。而七七事变之后的战争则是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先后组织了22次会战，每次会战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动员兵力多，战斗极为惨烈。1937年8月初，第14师上校参谋长、黄埔五期生郭汝瑰奉命随部开赴淞沪前线，妻子和弟弟前来送行。妻子问：“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哪？”弟弟回答：“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少年不识愁滋味，一句玩笑话竟然一语成谶——八年间，中国军队损失实任上校以上高级军官366人，其中140人是中央军校毕业生。抗战之艰苦卓绝由此可见一斑。
淞沪会战中的我军防御阵地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国家之真正强盛》一文中写道：“若一国之民缺乏英武骁勇的气概，那坚城、武库、骏马、战车、巨象和大炮之类都不过是披着狮皮的绵羊。而若一国之兵士气低落，那军队数量再多也无济于事，因为正如维吉尔所说：‘狼从不在乎面对的羊是多是少。’···若非本国军队皆有品格优良且英勇善战的国民组成，任何君王或政府都不可过高地估计其国力；但另一方面，若一国之臣民具有尚武的性格，其君王则须确信自己的力量，除非他的臣民在其他方面有缺陷。至于用钱从国外招募军队，虽说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但所有的先例都证明，依靠雇佣军的国家或君王都只能得意一时，不久就会威风扫地。”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除了通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建立调整师等手段提升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以外，还在软实力层面开展了一场变革——这就是以法西斯化为手段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兴起与当时世界上盛行的法西斯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在战败国德国和分赃不均的战胜国意大利逐渐生根发芽。1922年，意大利率先建立了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政权。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大萧条”）使德国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33年，希特勒在工业巨头和国防军的支持下，以合法选举手段取得了政权，坐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随后，纳粹党操纵德国议会通过了《授权法》。至此，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形成的军事帝国——第二帝国解体之后的短短十余年后，一个以法西斯主义为理论指导、带甲百万、战车千乘的怪物——德意志第三帝国诞生了。普鲁士特有的专制政治和军国主义传统终于在30年代突破了民族主义所能够爆发出的表现形式的极致。
纳粹政权的支柱：党卫队
德国的重新强大给因九一八事变被迫出国“考察”的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少帅”张学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张学良说：“德、意之所以能够复兴主要是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作为国民党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少帅在德国似乎看到了中国走向强大的希望：“在中国，没有人绝对忠实自己的领袖，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接受宋美龄、邓文仪等人的建议，于1934年在“国民政府的第二首都”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新生活运动在党政军事务上，强调“亲爱精诚”、“四维八德”。“亲爱精诚”本是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是要所有的革命同志能“相亲相爱”；“精”是“精益求精”；“诚”是“诚心诚意”。“四维八德”——“四维”即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礼义廉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蒋介石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至此，国民党逐渐在组织上走向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化。蒋介石在《如何做革命党员》中说：“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只相信他领袖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礼义廉耻”
新生活运动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则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其中，军事化是新生活运动的核心。蒋介石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逐渐发展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礼义廉耻”也被重新定义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这些变化使得新生活运动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市民向我军战士捐赠棉衣
诚然，新生活运动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开始的1934年提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两年后的1936年，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承认：“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一年后的1937年（全面抗战于这一年爆发），蒋介石哀叹：“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可见，新生活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流于形式的问题。例如，新生活运动禁止女性烫发。于是乎，如瀑布一般的披肩直发迅速成为了十里洋场里摩登女郎们趋之若鹜的新潮，气得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一次会议上高呼：“打倒披肩鬼！”
新生活运动期间的蒋氏夫妇
国民政府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提升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平心而论，蒋氏夫妇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基本上做到了以身作则。但是，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外国人学习。这使得“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便存在着“形、神分裂”问题。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7年后国民政府在基层的党务、政务组织基本上处于接近于瘫痪的状态。这无疑严重制约了新生活运动的成效。韩复榘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行人靠左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左走，那右边留给谁呢？”在一个国家大而无当、一盘散沙，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内斗的热情远高于抗日御侮的时代，新生活运动想要取得更广、更深的效果，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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