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1800多个县，每个县都会办所第一中学。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县里有十所中学，类似于养了十个儿子。既然排列第一，当然是大儿子了。相对的教育资源、经济资源都会得到特殊优待，最好的。今天的县一中，教学楼巍峨，操场宽阔，塑胶跑道，亭台雅致，绿树红花，园林一般美丽。老师西装革履，学生衣着光鲜，新时代，新气象，一切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冉冉升起，朝气蓬勃，无限生机。此一中不是彼一中，我笔下要写的是四十多年前我上高中读书的学校。
学校有三个院子，教学楼在前院，宿舍在中院，后院属于老师的办公区和生活区。教学楼是最好的房子了，一楼一底，砖墙，木楼，据说是民国省立第一师范留下的遗物。窗户是明净的，门扉是扎实的。一楼四个教室，二楼四个教室。一个教室里一班学生，总共是八个班。两年制高中，高一年级四个班，高二年级四个班。我入校注册后，分配在高十七班。
陶先生教我们语文，鼻梁上架副眼睛，斯斯文文；王先生教我们数学，戴黄色的帽子，穿黄色的上衣，登黄色的胶鞋，像个军人打扮，五十多岁，走起路来步子很沉稳；朱先生教我们化学，经常提个没上油漆的木箱来上课，箱里装着试管、烧杯之类的实验用具；物理老师讲课很有意思，一笑一笑的，颇有亲和力；教英语的是位女先生，手执一根长长的教鞭，上课钟声还没响，就来到门外的走廊上，度步过来又度步过去，非常严肃，不苟言笑。
校长是个中年人，精瘦，走起路了好像有办不完的急事，永远迈着快步。那么大一所中学，他当然不会具体到教室里去教课，但却定期或是不定期地给学生上大课。开校会，全校学生集中起来，在一个院子里，坐着小凳子。广播室前面的台子上，摆着一张破旧的办公桌，桌面放个包了红布的送话筒，还有个搪瓷口缸。校长坐在椅子上，衣袖高高捋起，对着话筒讲。老师们把手抱在胸前，看着自己所教班的学生。校长讲到激动处，会把语调提得很高，吓你一跳；讲到愤怒处，会把手掌拍在桌子上。茶缸里应该装着茶水，可就不见他端起来喝。
校长的课上完了，吃晚餐的时间过了，同学们的肚子早就饿了。呼啦啦散开，匆匆回到宿舍，迅速拿了打饭的盘子和吃饭的调羹，跑向食堂去。五六百学生在的地方，无论你怎样赶紧，去到一看还是来晚了，等着打饭的队伍从食堂院子里排出来，延伸，一直延伸到操场边的大银杏树下。向前移动的速度很慢，等待时内心焦躁。有一个人用调羹击在盘上，发出当当的响声，另外的几十几百学生也跟着敲打起来。虽然有违文明，但却是大家此时共同的情绪宣泄，谁也不来干涉。一旦打了饭吃着，注意力转移，声音也就消失了。
早上一节自习课，三节正课。自习课班主任会来一下，安排些与上课无关的事，譬如说某天的校会“批林批孔”，指定某某同学要写出发言稿，到时候代表全班到大会上发言；下周五轮到我们班下农场劳动，主要是翻地种菜，个人的农具要准备好；化学老师要带大家到化肥厂参观，去了要注意看，记好笔记，认真向师傅学习请教；评选发放助学金，生活委员要怎么样怎么样操作，同学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配合……这类事情，有时候老师也会放到晚自习课上去安排。下午上三节课，不到五点就放学了。因为没有高考压力，作业任务也不重。两年高中读完，同学们哪里来还哪里去，上山下乡，修理地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了，由村级行政部门推荐上大学去。表现不好，你求学的路也就结束了。那时，大学是稀有资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即使你表现再突出，也是上不了大学的。
电影有了，学校偶尔组织学生去看一场，电视还没有。学校的文化娱乐只有一项，那就是上图书馆看书去，或是借了书拿来宿舍里看。在上高中的日子里，我是读了一些课外书的。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供给学生读的书为清一色的革命书。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的著作当然可以随便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鲁迅先生的著作当然可以随便读。四大古典名著还可以借出来看，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其他作家描写革命战争的书，老师鼓励大家读。其余就不行了，说是封资修大毒草，即使你想读，图书馆里也看不到。那年月，虽然单纯，现在想想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读书，自己去发展，自由去发展。我日后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教师，这样的一个人，跟当年的阅读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们班住的宿舍是四间小平房，一道墙从中间隔开，我们住了两间，另外班级的学生住两间。后墙开了两道窗，前墙开了一道窗。采光不怎么好，但白天也用不着开灯；宿舍并不宽，也就三十多平米。墙壁是红色土坯砌成的，不过涂了白灰，糟糕的是有臭虫，夜晚会出来叮咬人，害得有的同学半夜起来捉拿。学校也没有采取什么杀灭措施，任由同学们自己去处理。顺着墙横摆了一圈高架床，中间竖着摆了一排。下床睡一个学生，上床再睡一个学生。集体宿舍，私密性是没有的。交流倒挺方便，躺在床上，你可以和这个说话，也可以和那个说话，想和哪个同学说话就和哪个同学说话。
在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月里，还能摆放张书桌，让我学到点知识，为后来教书育人生涯奠定基础，我是感谢泸西第一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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