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理解慰安妇这个词语，是2013年郭柯导演拍的《三十二》，那个时候，慰安妇不再是历史书上一个冷冰冰的概念，那是一个女人的一生，被选择，且无法抵抗。
透过屏幕，整个人开始出现了感知，当行将就木的老人依旧过着平常的生活，旁观者却落泪了。
两年之后，郭柯导演又拿出了一部《二十二》，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在电影院中停不住的啜泣声，不是观众眼窝子浅，而是觉得亏欠。
两部片子都让人看的难过且压抑，但《我能说》却偏偏将次以喜剧的形式做出呈现。如果说电影本身承载着一种告诉的责任，那么轻松的电影，反而会让困难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在奉元洞建筑综合信访室的工作人员眼中，罗玉粉女士是一个很可怕的老太太，因为她真的太“热心”了，或许说，真的是太爱管闲事了。
在那条老街，除了自己的裁缝店，她热衷于管所有商铺的事情，一言不合就去信访，就像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头子欧维一样。
影片前三十分钟看完，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孤独老人的故事，俗套的剧情让我忍不住切了一声，但谢天谢地，还好我继续看了下去。
朴民载是新上任的九级公务员，一派正经，办事尽职尽责，凡事就按规矩来，见面第一天就和鬼怪奶奶给刚上了。但……他还是……不是对手。
一来二去，本是祖孙两辈人，逐渐的有了交集，从陌生人到亲人，是靠一顿饭连接起来的。厨艺很好但独自居住的老太太，失去父母将就吃饭的兄弟，这之间，烟火气才是最平静的触动。
罗玉粉奶奶平时的生活很简单，做完店里的活就去市场上找问题，本来就生意不景气的店主因为她的干预都很恼怒，但街里街坊的也不能撕破脸，找到问题就去信访室，偶尔和闺蜜小聚一下。
但她那个闺蜜看起来可真是个时尚的老太太，打扮入时，说着流利英语，时不时的还去几趟美国。闺蜜劝她，改变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吧，她一直在躲闪，直到那个叫金珠的女孩的出现，她脸上的表情，难以言喻。
小聚之后，她却忽然要学英语了，不知道是不是受不了闺蜜在她面前的炫耀了。
她去了好几个英语补习班，但要不就是不收她，要不就是她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反正英语学习是没有途径了，但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就是这么奇妙！上学未果的罗奶奶，碰到了正面交锋的九级公务员，并且那个公务员英语说的贼溜。
既然补习班不收，那就找家教吧，虽说开始是拒绝的，但还是那句话，他怎么是鬼怪奶奶的对手。接受的契机是看到弟弟在奶奶家吃的一顿饭，因为有了这个契机，所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这么可敬的老太太。
虽说从零开始，但罗玉粉奶奶学的很认真，认真到都没有时间去信访中心了，所有人都觉得，她不过是要学好英语，在她闺蜜的面前也炫耀一番。
但她却自有属于她的理由：“我有一个弟弟，小时候分开之后 他去了美国，但是他一句韩语都不会讲。想通个电话，但是无法沟通啊。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不知道老没老。身体是否健康，子女们过得如何？想知道的事情很多，所以想学英语。”
她学英语是为了见她弟弟一面，但后来知道，她弟弟却不想承认，有她这样一个姐姐。
所以，为什么？闺蜜的话是什么意思？金珠又是谁？
这一切，仿佛可以用在妈妈坟前流下的眼泪来解释：“妈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你为什么要觉得丢人，我的父母兄弟都嫌弃我，我怎么挺起胸膛做人？”
这个秘密她隐藏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她答应过妈妈，永远都不会说出去的。
但是她没有想到，现在说出来了，但是没有被嘲笑，也没有被歧视，她原本以为邻居对她的躲避是嫌弃她，所以她很生气，但没想到，只是因为大家心疼她，问她为什么没有早点说出来，早点说出来，有人一起分担这痛苦该多好，为什么不说呢？
妈妈觉得她很丢人，兄弟姐妹都嫌弃她，但是没有血缘的邻居，却在心疼她。
没有丈夫和孩子的罗玉粉，其实早就把这个街市当做她必须要维护的家了，所以她教育乱放招牌的店主，训斥欺负店主的流氓，甚至将政府都投诉了。
她不停的去信访室，拍照片，留证据，做的这一切，不过是想她的家可以变的更好一些，但没想到，她爱着整条街市所有的人，但这些人却都在躲避着她。
但当她的秘密被公开之后，这些人却开始接纳她，甚至知道了原本爱她。
二战期间，日本对女孩犯下的罪过，不只在中国，1948年，罗玉粉13岁，她的人生，在那个时候被动的改变了。
慰安妇本是受害者，但在当时，被伤害的女孩成为了家庭的耻辱，他们希望保守这个秘密，甚至希望就此了结关系，连自己的妈妈都不接纳自己，所以，是不是活着本身，是一种罪过呢？
但被伤害的女孩，有什么耻辱呢？该感到耻辱的，明明是日本军队。
还好时代变了，变的会为慰安妇感到难过，否则，她们的一生，都没有了温度。
那个打扮时尚，说着英语的闺蜜，本是当年和她一起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战争结束之后，她积极的作证，希望可以得到一个道歉。
但现在，闺蜜生病了，但是道歉还没有得到，她努力学英语，不仅仅是想见到弟弟，更是想把自己所经受的那些残酷的苦难以正义的方式述说：成为日军对慰安妇道歉的议会证人，站在世界人的面前，亲口讲述日军对她，以及更多的女孩子，犯下的罪行。
她们在如花的年纪被日军残暴的对待，身上是伤疤，心里有毒疮，不被家人接纳，侥幸活下来的，也很少可以正常的组建自己的家庭。
做错的不是她们，她们的活着不应该是耻辱啊，做错的是施暴者，应该感到耻辱的，是日本军队。
她还是站到了HR121的讲台上，因为当年母亲的刻意隐藏，所以她并没有在受害者的名单上，正当日本官员抓住此以为她没有资格作证的时候，她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肚子上的皮肤早以松弛，但丑陋的伤疤和刺青依旧扎入人们眼中。
她能说，她可以说着英语，指出当年日本军队对慰安妇所犯下的暴行。
而她做了那么多努力，揭开了许久不碰的伤疤，不过是想要日本政府的一个道歉：“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只是需要你们道歉，是要给你们得到宽恕的机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一句对不起，说出来真的很难吗？”
希望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听到歉意，对不起三个字不难，但对日本政府来说很难。
2007年6月26日“慰安妇”谢罪决议案以赞成39票，反对2票通过了美国下议院外交委员会，同年7月30日全票通过了下议院，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公开承认日本“慰安妇”的事件，之后十年，日本依然没有谢罪。
2017年10月30日，中国、韩国等国共同提出的“慰安妇”申遗项目，在日本政府不顾国家形象地阻止下，最终宣告了失败。
“慰安妇”三个字，本是不光彩的，它所代表的，是受害者有罪。
但在当今时代，却应该得到道歉，且被安抚。
最后，敲出罗玉粉奶奶的演讲稿，全部英语读下来的罗文姬女士，也真是棒极了。
“日军所犯的罪行违反人道，慰安妇问题是历史事实，纵然日本政府如何狡辩，它都不会从历史上消失，如今我们之所以重溯历史，是因为不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其他慰安妇来说，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甚至至今脑中仍旧挥之不去，那段曾经亲身经历的现实，在日本承认这段历史，并向我们道歉之前，这绝不会就此结束，我的要求并不过分，只要你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这也是你们的机会，在我们中还有活着的时候，有机会请求我们的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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