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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人所定义的，意义也是人所建构的。每个人之于世界而言，或许是独特的个体，却未必有独特的意义。
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互为依存、互为根据、互相衬托、互相证明的。正因为有坏的存在所以才有好的可能，正因为有反的衬托所以才有正的力量，正因为有错的可能我们才努力争取对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对生活充满力量、保持乐观，是因为我们生活有很多无力的时刻和悲观的时候，甚至无力和悲观每时每刻都在侵蚀我们的肌体和生命，就象人终有一死那样，对此，我们却无可奈何，但即使无可奈何我们也不愿坐以待毙，还总是想象着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自主，而事后却一再证明，那只不过是枉费心机，其实我们纵其一生，也没有几次机会可以自己做主，有时候所谓的自己做主也只不过代别人和代社会的看法做主，也可以称之为“伪做主”。
生命的过程是一个离开自我，又不断确证自我的过程。离开自我本是为了确证自我，而确证自我恰恰又是为了不离开自我。这或许有点绕，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快就可以明白。刚出生时，我们的脑子一片混沌，分不清自己和别人，后来随着我们不断长大，渐渐有了意识，或许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些和自己不一样的存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等，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发现别人的存在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这二者互为过程，也互为因果。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但如果没有“他人”，我们恐怕连下地狱的机会都没有。自我如果不以他者为参照，就只不过是一个空虚空洞，无法自证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一生必然要和他者纠缠和纠结，比如说儿女，我们高兴时是一种享受，我们苦恼时则是一种负担，称之为讨债鬼。其实讨债鬼又何止是儿女，每一个和我们生活有交集的对象都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讨债鬼、索债人。反之，我们也是别人的讨债鬼、索债人。因此，只要你还没离开这个世界，就注定只能整天奔波在欠债还债、讨债素债的路上，甚至临死的那一刻或许你都还在想“这辈子最对不起谁或谁最不对起我，最放不下谁或者最不放心谁”，而且为此耿耿于怀，死不瞑目。而等等这些则可以证明你还存在于这个世界或者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最近互联网发生的一件“大事”很有意思。马云同学因未被邀请参加网易CEO丁磊组织一个互联网大佬饭局引发舆论热议，什么马云同学被孤立啊，什么马云同学太尴尬啦，汹汹舆情让站在互联网云端，一向以敢言孤傲（至少表面看如此）的马云同学也无法淡定，不得不亲自出来回应，什么“邀请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参加” 啦、什么“我要组织个饭局，全世界顶级”啦，完全表现出不屑一顾（注意不是不管不顾）的样子，但让我们吃瓜群众听起来却多少有些酸酸的味道。
其实生活很多时候完全不是取决于你想怎么样，而是决定于他（她）会怎么样。无论是男女老少，矮锉穷白富美，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丛林，社会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的江湖，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说了算就有人说了不算，有人定规则就有人只能守规则，有人颐指气使就有人唯唯诺诺，道德的高尚总是以道德的卑微为垫脚石，世界总是在正反上下前后左右中走向平衡。事实上，从小到大，虽然我们生活的内容经常发生变化，但生活的基本形式却几乎未变。小时候，我们用今天跟谁好，明天跟谁好，引得身边的其他孩子趋之若鹜，诚惶诚恐，权力在孩子们的江湖中纵横捭阖；长大后，我们的上司用今天跟这个亲密一些，明天跟那个亲密一些，搅得我们心神不宁，七上八下，权力在成人的世界里予取予夺。权力的创制有些时候需要制度的背书，但更多时候则只需要制造一种心理的落差即可，权力的行使有些时候是显形的，而更多时候则是无形的，甚至是带有道德光泽的，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事经常让我们气愤难忍却又不得不忍，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亲人明明不对，我们却只能一脸正义的表示附和；为什么有的时候熟人同事所托之事我们明明无法做到，我们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为什么有时候亲人的无理抱怨我们得承受，朋友的无穷索取我们得给予，同事的无故求助我们得帮助，甚至上司的无德要求我们也得听从。这是因为道德让心理成为了它的奴隶之后，生活中的一些人就可以常常抡起道德的大棒，对我们指指点点，要求这要求那，而我们除了内心的憋屈和行为上的屈服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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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感到了憋屈，而且也想不通，其实还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也想不通。生活中明明是别人找我们的事，最后反倒成了我们的不是。在这过程中，拒绝会给我们留下事，不拒绝我们就得为他（她）做事，不管我们怎样做，反正我们都没有好事。因此，很多时候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不爱你则更不容易。我们应该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同事，在“应该”名义下，我们想说的不敢说，想做的不敢做，当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人生绑上了道德战车之后，剩下的只有“应该”，也只能“应该”。
顾城说：“自由并不是你不知道干什么好，也不是你干什么都可以不坐牢；自由是你清楚无疑你要干什么，不装蒜，不矫揉造作，无论什么功利结果，会不会坐牢或者送死，都不在话下了。”但现实生活中，追求自由的成本又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当说真话会失去朋友时，当拒绝很容易被所谓的道德凌辱时，我们每一个都很难独善其身，坚守自我，敢做真我的。
人最怕的不是身体上的折磨和消灭，而是精神上的孤立和遗弃。据《圣经》记载，该隐将弟弟亚伯杀害之后，上帝对他的惩罚就不完全按我们中国人“杀人偿命”的思维走，而是给他打上记号，并规定每个遇上他的人，都不能杀他也不能理他，让他独自流离飘荡在这个世界上。美籍德裔心理学家艾尚希弗络姆认为在人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心理上被孤立，我们必须努力使自己与这个世界绝大部分人的心理上达成一致，以获取心理上的安全感。就这样在这种寻求一致性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远离了本我，遮蔽了自我，放弃了真我，从而使代表社会秩序和道德的超我成为了我们内心当中至高无上的主宰力量，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自由，而是不敢自由，因此，即使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马云同学也不能完全对一餐饭表现淡定，只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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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诡异之处就在于，真理虽然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权力却被大多数人拥有，当自由和民主简化为少数服从多数，苏格拉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法唤醒他爱之深恨之切的普罗大众，但人类如果失去了说“不”的勇气，我们对生命和生活就只剩下无奈的迎合。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遗世独立，逃脱社会控制的手掌心。这才是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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