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补遗卷四·六】
唐待士大夫，失之太厚。选官有小选者，凡流外官，兵部、礼部举人，得自主之。又念岭南、黔中人离长安太远，遣御史郎官就其近地，设为南选、东选，以选官。是移粟以就民也。见《选举志》。凡使外国者，许其举州县十员，为远行之费，以便其私，谓之“私觌官”。白居易作学士，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上许之。守杭州时，余俸太多，存贮库中，后官亦不便领用，直至黄巢之乱，裁用为兵饷。家居后，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不已过乎？余尝读《长庆集》而嘲之曰：“满口说归归不肯，想缘官乐是唐朝。”
流外官，官制用语。隋唐两代因袭魏晋以来之制度，将官员等级分为九品，并于每品中设正从两等，四品以下又各分上下，总计为三十阶，此外还有视流内九品。凡在此范围以外之官，称为流外官。如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官之子及州县佐吏，以其未入九流故称。清代在品级之外的小官，亦称流外官。
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以五岭为界与内陆相隔。五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历史上大致包括广东（含海南、香港、澳门）、广西和云南省东部、福建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黔中，战国楚置黔中郡。秦楚战争之后，秦国将楚国的黔中郡和巫郡合并成新的黔中郡，郡治在原巫郡所在地(今湖南怀化市以南40公里的黔城)，辖今湖南西部及毗连的川、黔区域，但不包括沅陵和常德。西汉改为武陵郡，包括常德和沅陵。唐曾以黔州为黔中郡。又唐分江南道置黔中道，治黔州(治今重庆彭水)，辖地比秦黔中郡，东境减今湖南方面部分地区，西则包有今贵州大部。后世遂以黔为贵州的别称。
南选，唐代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唐高宗时，因桂广交黔等地，可选任土人为官，但有时所选不当，于是朝廷派出郎官御史为选补使，去当地选取适当人才，称为南选。
东选，太宗贞观元年，因岁旱谷贵，命潼关以东应选者集于洛阳，就近铨选，谓“东选”。
移粟以就民，化用《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移民就粟是调粟的一种,即把灾民迁移到产粮区、丰产区。中国古代交通不便,将大量救灾粮运送到灾区极其艰难。因此,移民就粟为历代粮食流通最普遍施行的办法。移粟就民，则反之。袁枚借此来说明“南选”、“东选”与“移粟就民”类似，不是一个好方法。
私觌官，音sī dí guān，指唐代出使外国的朝臣所保荐的州县官员。唐·韩愈《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故事，使外国者，常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号私觌官。” 清·袁枚《随园随笔·唐宋二事例见于碑碣》：“唐法有私觌官，凡朝臣使外国者，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所以优使臣也。”
户曹，中国古代掌管民户﹑祠祀﹑农桑等的官署。后汉﹑三国魏以下有户曹掾。北齐与功曹同为参军。隋有户曹参军。唐诸府称户曹。在州曰司户。户曹掌管籍账﹑婚姻﹑田宅﹑杂徭、道路等事。清代，户部司员亦称户曹。
黄巢之乱，即黄巢起义，指的是乾符五年（878年）至中和四年（884年）由黄巢领导的民变，是王仙芝起义的后续。也是唐末民变中，历时最久，遍及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黄巢之乱转战近半唐朝江山，导致唐末国力大衰。
《长庆集》，即《白氏长庆集》，别集名。唐代白居易著。因编集于唐穆宗长庆年间，故名。原为七十五卷，现存七十一卷。收白居易诗2800余首。
【闲言碎语】
“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读者几乎都耳熟能详，说的是清朝时，官员的收入很高。这还是正当收入，贪污受贿的钱不在其内。然而，袁枚在本条诗话中，对唐朝的官员收入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唐待士大夫，失之太厚。”一个身处士大夫阶层的人，对官员收入都说出了不同的意见，可见，在古代，官员的收入与平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本条诗话中，袁枚首先对唐朝官员的特殊选拔机制——“南选”、“东选”，提出了异议，认为是“移粟就民”之举。其实，这只是其表面的说法，实际上，他深知，在脱离了皇帝与朝廷大臣监督之下的官员选拔方式，被派遣至选拔地担任“选补使”的郎官御史，一定会在其中谋取巨额私利。贪利而滥选，对朝政害莫大焉。
本条诗话中，还说到了“私觌官”一事。说实在话，这个史实是第一次听说。咋一读，有点令人不敢相信，网络搜索一下，确有此事，只是对于私觌官的解释略有不同。有的说是朝廷派官员出使外国或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路途遥远，朝廷不给费用，于是允许派遣使者具名推荐十名州县官，可以向这些人收取钱财，以解决路费开支等问题。也有的说，是因为出使使者除了公务会见外国国君或少数民族酋长之外，还要私下与外国朝廷官员或部落头领等接触交往，互赠礼品。这种见面称为“私觌”，而这部分费用，朝廷不负责报销，于是给了使者十个州县官的荐用指标，收钱推荐，解决出使私觌所需开支。虽然两者解释略有差别，但推荐官员可以收钱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卖官收钱以解决出使外国或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务开支，这的确是唐朝所允许的。由此而联系到清代的捐纳制度，就觉得不奇怪了。本以为朝廷卖官鬻爵的历史，由此上溯至唐朝建立的公元620年左右，至今已经有1400年的悠久历史。再一查资料，呵呵，原来卖官鬻爵在秦朝就有了。史载，公元前243年，因为发生蝗灾，秦始皇下令，规定“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是中国历史上卖官鬻爵的最早文字记录与价目表。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确有不少仁人志士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把当官、当大官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展现自己政治才能的途径。但无庸讳言，绝大多数人当官是为了博取个人名利，把读书习文、科举捐纳、送礼行贿当作投资，把取得功名爵位、收礼纳贿当成回报。在他们眼中，当官就是一种职业，把公权力兑换成私财富是个人发家致富的最佳途径。流传极广的俗语“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可谓真切反映了多数人对当官的心态。由此，官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投资品，官职就是一个可以计价交换的商品。不但官员如此看待，朝廷也是如此看待。假如不是朝野有如此一致的看法，就不会出现私觌官，就不会出现捐纳制度。我们作更进一步思考，官职的价格与王朝的稳定性紧密相连，犹如纸币的价值与发行者的军事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一般。道光年间，湖南人胡林翼捐了一个从四品的知府官职，花费1万两银子。而到了清朝末年，花4000多两银子就能买到一个正四品的道员官职。至于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满清朝廷摇摇欲坠的时候，还有谁会花这笔巨款去买这个说不定会被革命党杀头的官职呢？就像现在谁会拿真金白银去兑换津巴布韦元呢（在2009年，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率最高达89700000000000000000000%。按：我数不清几个“0”，直接复制粘贴的）？
诗话里还说到了大名鼎鼎的白居易。称，“白居易作学士，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上许之。”自古以来，衙门有肥水、清水之别，官职有肥缺、瘦缺之分。户曹衙门，掌管籍账﹑婚姻﹑田宅﹑杂徭、道路等事。在古代，只要是主管户籍、钱粮、税赋、徭役、河工、漕运、盐运等事项的官员，都可以归类为肥缺，若是负责整理典籍史书，儒学教化（科举除外）等，便落在了瘦缺之中。道理很简单，只有经手大量钱财，才有从中谋取的机会。经手的钱财越多，捞钱机会越大，被发现的几率越小。九牛拔一毛，神仙亦难晓。从白居易的请求及得到满足的情况来看，皇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袁枚对朝廷在职官员大肆捞钱，心里确实是酸溜溜的，因为他此刻的身份已经是辞官经营旅游度假村的文化商人了。类似“满口说归归不肯，想缘官乐是唐朝”的牢骚话，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只是说得不如袁枚文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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