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借鉴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进入新时代，我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新境界，取得了新成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西方理论成果的借鉴两个方面，分别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进程和意义。本刊专栏将继续关注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和推进。
钱中文先生《行为构建、人的构形及其存在形式》一文，通过剖析巴赫金“行为”理论，追问人如何存在？存在的方式如何？认为巴赫金的伦理哲学要求对人和人类命运持有对话立场，并将这种对话扩展为一种宽泛的人的存在关系和人的存在形式构形，在哲学领域建立起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对话哲学，在诗学领域建立起独创性的对话诗学。正如他对巴赫金理论所评价的那样：“在当代的哲学思潮中，我们见到巴赫金对人的存在及其构形讲的如此富于理性、如此深沉，他殚精竭虑，为人辩护，为人的个性辩护，他努力保护人。”88岁高龄的钱先生感同身受，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关注现代行为危机，关注人的实际行为，呼吁、鼓励交往与对话，因为他坚信：“人和人类的全部命运要求持有对话性立场”，“人类的意识和生活按其本性说，过去一直是、将来依然是对话性的”。
赵京华《日本战后思想史语境中的鲁迅论》一文提出：“鲁迅的世界意义首先体现在东亚。”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知识界形成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鲁迅文学的精神被战后日本作为本民族的思想资源，成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尺，对浴火重生的战后日本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多少让国人有点意外。鲁迅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使得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如此着迷？日本学者又是如何创造性地阐发这种精神？为什么1976年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年份标志着日本鲁迅论辉煌时期的终结？这些问题作者在文中都给予了明确回答。由此，作者进一步追问：这个曾经“失败”的日本民族所创造出的“鲁迅像”到底具有何种世界意义？为什么后来的研究者未能强有力地将具有世界意义的鲁迅推向世界的中心？这难道不是今日中国鲁迅研究者的普遍焦虑吗？期待作者及鲁迅研究的同仁更深入的思考与回应。
本期刊载的其他文章也各具特色，各有锋芒。赵奎英的文章强调“名”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主张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智慧。这样的研究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启示意义。林少阳的文章以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现代文学终结”为切入点，以汉字圈视域考察现代文学的起源与终结，重议“文”的问题，主张扩展“现代”“文学”的概念，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周保欣的文章探讨王安忆小说名物书写的修辞意义和小说史意义，陈君的文章谈写抄本时代的文本歧义，均有创新价值。另外，本刊特别关注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期一如既往，比如胡琦谈明清文章学中的“调法”，贺嘉钰谈翟永明油印诗集，孙晶谈清代黄承吉的扬雄研究等等，都值得读者关注。
过去的一年里，人类经历了痛苦与磨难，全球疫情阻隔了交往，但不能阻隔对话。让我们重温巴赫金的警示，承担起“行为”的“责任”，持对话性立场，喜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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