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屈原代表作，是震古铄今之浪漫主义诗篇。全篇373句，2490字，结构宏伟，井然有序。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称赞《离骚》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从为人与为文两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可谓至善至美矣。
本邑屈原研究会草创伊始，余跻身其列，乃以逐字逐句研读屈作，感受楚辞之大美，不亦幸乎！
《离骚》
《离骚》约作于公元前299年-前297年之间，屈原时约55岁。正于中年向老年过渡之间，诗中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古以六十至七十为老考，诗意与推算吻合。
“‘离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屈原写的诗篇称为《离骚》？”
这是个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事情。
有影响的解读，大约有十种。
第一种，“犹离忧说”。
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受汉武帝之命所作的《离骚传》序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
司马迁赞成此说。
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援引了刘安《离骚传序》之观点，且称：“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届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还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后来，人们反而认为这种解读出自司马迁了。
第二种，“明己遭忧作辞说”。
此说，接近于前说，不同在于解“离”为“遭”，且认为屈原是借此申明自己所遭受不公待遇。
持此说者，主要是汉代班固。他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后来的颜师古、朱熹、钱澄之、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皆赞成此说。
第三种，“离别忧愁说”。
参编《东观汉记》的东汉王逸持此说。
他在《离骚经序》中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姜亮夫的《重订屈原赋校注》赞同此说。
第四种，“散去忧愁说”。
南宋项安世持此说。
他在《项世家说》中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为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
南宋王应麟同此说。
第五种，“牢骚说”。
清代戴震持此说。
他在《屈原赋注初稿》中称：“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愁》。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
此说接近上一种。
当代学者游国恩曾赞成此说。
第六种，“楚古曲名说”。
后，游国恩先生又在《离骚纂义》中提出此说。
他认为，《离骚》为楚古曲名，即《劳商》曲。
他说：“《大招》云：‘楚《劳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 ‘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物而异其名罢了。”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何剑熏的《楚辞拾沈》赞同此说。
第七种，“卦名说”。
明代周圣楷持此说。
他于《楚宝》中云：“离，明也；骚，扰也。何取乎明而扰也？离为火，火在天则明，风则扰矣。”
他认为，“离”采自《易》之“离卦”。
第八种，“远离忧愁说”。
钱钟书持此说。
他在《管锥编》第二册《楚辞洪兴祖补注》中，分析了王逸、司马迁、班固、颜师古、项安世、王应麟等人的解释，然后说：“‘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第九种，“骚为楚地名说”。
当代学者李嘉言持此说。
他在《<离骚>丛说》中称：“‘骚’应解作地名。‘离骚’就是离开‘骚’那个地方。”他引《左传·桓公十ー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为证，说“骚”这个地方，即汉水之北应城县境的“蒲骚”，他推断说，屈原很有可能原住汉北蒲骚，《离骚》则为离开蒲骚时所作。
第十种，“离骚即离疏说”。
当代学者徐仁甫持此说。
他于《楚辞别解》中云：“疏骚双声，有方言读此二字同音者可证。知骚离即疏离，则离骚即离疏，而此作品之时期可考。《离骚》作于屈原初被疏远之时，《史记》本传说甚明确。”
关于以上对“离骚”的十种解读，现在的学者，大多持“观望态度”。
不过，尽管十种说法各有依据，司马迁、班固和王逸的解读，被学界所接受的相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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