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底开始，我为他们争取到美国《侨报》订阅，每周两次，中文报纸被定期送入；我坚持他们一定要有听力训练的材料和设备，也于13年春到位了；随后，我联系一些出版社，为他们捐赠的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读本陆续被送入教学区小小的图书馆。接下来的14年整个学年里，我抽空看了大量的国产电影，想要为他们找到几部合适的影片，因为我计划在“高级中文”之后，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
我的理由很简单，语言文化的学习到了一定阶段，光凭书本的文字描述，没有更直观、更形象的渠道提供感性的认识，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认识的。而且，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些学生们最终的专业选择，更大的可能是将“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作为辅修，而非主攻方向。从教学的角度，我要传授给他们的也不仅是一项两项技能，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角度。所以，在养成他们的语言基础技能之后，课程需要转移到文化方面的内容，重点在哲学和历史，不在文学。
我大幅度调整原先Nagel博士设置的总体教学目标和课程框架，首先将高级语言课之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换成了唐诗。一来因为经过三年六个学期，平均每两周一首的背诵练习，学生们有了感性积累的基础，教学上便于深入；二来只要认真选诗，唐诗中有足够的典故串联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传统的关键点，可以与他们的另一门必修课“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内容相辅助。
至于想到要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最直接的原因还不仅是想给学生们增强一点儿对中国的直观认识。“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华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我们概念里的“汉学家”。欧美汉学家群体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偏重传统的，古典的中国。所以我才决定开一门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否则学生们如何能明白书上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持续若干千年“不间断”的文化？
我早早动手写报告，将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审。校方和监狱方不会干涉我如何调整课程框架，却必须审核课程的具体内容。“唐诗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很快通过了，电影却颇艰难，到最后我选出来的18部只能通过7部（被刷下来的包括《红高粱》、《霸王别姬》、《饮食男女》等等），不过好歹算顺利把课开出来了。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所谓竞争法则之“公平”，在任何社会里都是相对的。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了，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作为他们的授业之师，我们要承当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14年初，春季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睛陡然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等着狱警来护卫进教学区的不是三两个教授，还多了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一个个高大挺拔，相貌堂堂，而且气质雄健英武，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进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候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艺术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走出去，他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久不久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一场场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之时，他们已经比对手至少损失了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只能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的警察办公室门口，等候被护卫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o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旁边大办公桌后面坐着的警察听了，站起来很严肃地对我说：“教授，您应该给他一个警告。他们不仅不能在课堂上打瞌睡，也不能表现出疲累。”
我点点头，默然，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又说错话了。
为考试熬通宵，是每个学生的正常行为，又不是去打麻将喝酒整夜不睡觉。熬了一个通宵之后很疲惫，也是每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可这些“正常”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个极端特殊的角落里是不被“允许”的。
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得多行一步路，真是这里对于所有人的铁律，无论你是不是在押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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