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脸谱化的奸臣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对于庞大的清帝国而言，无疑是莫大悲剧，清帝国这个泥足巨兽，被巨舰大炮所威逼，签订了城下之盟，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但此后二十年间，中国并未出现巨大变革，帝国人民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造成这个现象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无暇他顾，帝国忙于平定内乱，当时南方多数地方被太平天国占领，战争在中国腹地拉锯多年，这次内战造成大量死亡，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估计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如果参照《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经过太平天国，捻匪和回乱三次战乱，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包括战乱造成人口迁移等各种原因，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更重要的原因是史家为尊者讳，不敢针对代表皇权的制度，将失败原因推诿与人，给人民注射了精神麻醉剂，导致了更深重的灾难。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在史家笔下记载了一系列奸臣，其中有几个大臣，在史书中的形容近乎丑角，琦善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叙述角度的偏差，读者会轻易的陷入错觉，以为是奸臣误国，让战争失衡，导致清帝国输掉了本不该失利的战争，即使到了今天，这样的观点依旧遗留影响。评价历史人物，最忌讳是脸谱化，琦善是否是传统意义上的庸人呢，答案是否定的。他曾经是国之重臣，琦善是道光帝最倚重的四名封疆大吏之一，有果敢锐捷之誉。这个能臣堕落为丑角，在于他们面对了前所未有的危局，鸦片战争这个大泥沼，不光吞没了琦善，凡是参与事务的大臣，耆英，叶名琛，林则徐、邓廷桢，杨芳、伊利布，奕山等等，未见全身而退者，无论文臣武将，还是皇亲国戚。
（2）悲观的能臣
战事爆发前，琦善官居直隶总督，道光帝最倚重的四位封疆大吏之首，余下三人分别是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云贵总督伊里布，其时林则徐刚被撤职，陶澍年岁已高，伊里布要处理镇守云贵，以防苗族叛乱，唯有琦善可担纲重任。琦善的才干一直为人称许，以禁烟为例，琦善在直隶任上，起获烟土十五万余两，仅低于主政广东的邓廷桢，居全国第二，远高于身在湖广的林则徐。当英国军舰来到天津海面，威胁圣驾安危时，也是琦善凭三尺不烂之舌退兵，从这些实例来看，琦善是有才干的。但是这个股肱重臣，到广州主政后，却迅速沦为败军之将，琦善一直被认为是鸦片战争失败的祸首，他的罪状有如下几条。
首先是撤防，将林则徐精心布置的海防撤空，开门揖盗让英军长驱直入。对于这条罪状，笔者认为不完全准确，琦善确实执行了撤防令，但下命令的人不是琦善，而是道光帝。琦善是做了皇帝的替罪羊，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沿海七省共同撤防，这绝非琦善之力所能为，而且琦善执行撤防令也并不彻底，这在后来的战事中，广州一地有着充足的兵力。
琦善的罪行之二，是拒不增兵，陷害忠良。这条罪状有实有据，虎门战役到了关键时刻，琦善给道光帝上奏折，炮台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这是琦善陷害关天培的铁证，但在虎门危机期间，琦善共向虎门派兵3150名，另雇勇5800名，并调拨了火炮，共四次派兵增援，虎门地区这个弹丸之地，至交战时兵勇已达11000多名，居全国首位，说到无可安插，确实并非虚妄之论。
琦善的第三种罪是签订卖国条约。在处理广州事务时，琦善与与英国人义律多次密谈，签订了所谓的穿鼻草约，正是这个草约，让琦善被撤职查办。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的政策可谓朝令夕改，始用林则徐剿夷，随后用琦善安抚英人，琦善和义律和谈期间，国策又改抚为剿，可琦善偏偏违命，执意签订条约，卖国之情如此强烈，让人情何以堪。但事实证明，与后来的南京条约比较，穿鼻草约堪称宽松，这个条约让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大为不满，将英方签订者义律撤职，穿鼻草约的签署，对于琦善而言可谓是个人的胜利，但这样的胜利无疑是悲凉的。蒋廷黻先生为琦善翻案，称他的外交有时人通病，也有独到处。
最后的一项罪名，则完全出自臆断，在穿鼻草约签订后，民间风传琦善收取了英人贿赂，才出卖了国家利益。道光帝对此进行了彻查，并抄没了琦善家产，没有丝毫受贿的证据，在国外的史料中，也没有任何行贿的记载。此后琦善还是被再度启用，几经官场沉浮，任热河都统、四川总督、陕甘总督等，咸丰二年任钦差大臣，组建江北大营围攻太平军，两年后病死在扬州。
琦善真正的悲剧在于个性，史书评价他果敢锐捷，与暮气沉沉的官僚们不同，琦善敢于担当，他从政过程中屡经沉浮，正是个性使然。在广州违抗圣旨，私下进行和谈，与之前的习惯并无违背，而他的个性又被皇帝所纵容，多次降职，又屡有升迁，皇帝对琦善又何尝不了解。琦善曾是剿夷派代表，可在白河口见识了英国人的军力后，他被悲观情绪左右，知道战事一旦开启，帝国的失败不可挽回。琦善有自知之明，认识到化外蛮夷的实力，并将实情奏与道光皇帝。但对于并无自知之明的道光帝来说，琦善的诚实无异于是一种怯懦，所以琦善只能不顾一切，用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式，来保护庞大而脆弱的帝国。
在这个斗转星移的时代，剧烈的碰撞，让中国的官僚们无所适从，帝国是封闭的，而他们是率先得到消息的人，身处群氓之侧，他们彷徨，其中包括琦善，也包括林则徐。后世称林则徐为打开眼界的第一人，琦善又何尝不是，与琦善相比，出身清流的林则徐过于爱惜羽毛，明知不可为而为，所以明清两代的清流误国说，也并未全无道理。
（3）摇摆的政坛
需要对鸦片战争负责的人，应该是皇帝，而且不光是当政的道光帝，还应该追究到从所谓的康乾盛世。在乾隆皇帝后期，英国派遣了使者来华，其目的是解除清廷的广州贸易体系，可是乾隆帝所考虑是脸面，因为下跪礼的问题，双方不欢而散。也因为这次深入内地的出访，英国使节看透了清帝国的虚弱，只是大洋之隔，让英国不愿对清帝国予以打击，害怕被俄罗斯占了便宜。
清朝的皇帝们都有着古怪的习惯，道光的继任者咸丰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担忧的问题并非巨额赔偿，也不是通商口岸，而是北京城内的外国大使馆。他担忧外国人在皇城内建起高楼，从而窥探紫禁城内的虚实。一个皇帝在内忧外患时，却担心着个人隐私权，实在是可悲可笑。
道光帝的最大失误，是对禁烟的朝令夕改。当时中国内部对鸦片禁止分为弛禁和严禁两种。黄爵滋为严禁派的代表，他的办法是高压政策，对外严禁鸦片，对内惩办吸食者，更对吸毒者的家族和邻里进行株连治罪。弛禁派是许乃济提出的，得到了邓廷桢等人的迎合，所采取的市场化手段，用高关税和国内种植两招，让西方商人无利可图。当时是最好的禁烟时机，无论是严禁还是弛禁，都有可能获得好效果，英国的中国首席代表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义律称鸦片贸易是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是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如果清政府善用国际法，再加上义律的个人倾向，本可以获得更好的结局，可是清政府直接选择了战争。梁启超先生对鸦片战争的评价是，战争前是我们不讲理，战争后是英国人不讲理。鸦片战争本身便是不对称战争，一方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世界霸主，一方是使用冷兵器的没落帝国，无论是武器，还是战斗人员素质，还有指挥艺术，中国都远离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勇气和牺牲划上了等好，何况八旗绿营兵们，本身也不具备献身精神，武器对战争的影响，可以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参照，这次战争发生在1853年，恰巧处在两次鸦片战争的间隙。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方为俄国，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枪械射程，英法联军的枪支射程达到了一千米，让俄国士兵望尘莫及，正因为这次失利，俄国让出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再对比一下中国军队，使用弓箭的士兵，如何与英国部队为敌。在虎门战役中，小小的虎门要塞，清兵投入一万一千人，兵员密度为全国之冠，而英军攻克虎门不过半天，代价为三十六人受伤，双方实力相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无论主帅是琦善，还是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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