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翻开封面已经泛黄的三期《正气周刊》，不禁为在抗战时期，在战火中，创办报刊，坚持抗战的爱国志士，肃然起敬！曹聚仁主编、蒋经国任发行人的《正气周刊》，由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于1943年元旦创刊，共出3期。第2期出版时间是1月24日，1943年3月21日出最后一期。
据第二期所刊的《编辑室小启》：“《正气日报》元旦被炸，编辑印刷，都待整理，本刊因而延误了二星期，本期起当按时出版，全年足出50期。力所能及，决不延误。”可知第二期延迟出版的原因是《正气日报》大楼，于元旦被日本侵略者炸毁破坏，从而影响了《正气周刊》的正常出版，延误了二星期，才得以出版。
但第三期，仍然延迟了近2个月才出版，不过它是一期3月特大号，其中原因如何？该周刊并未作说明。据了解，该周刊停刊的原因，可能与曹聚仁于该年春天离开了赣南蒋经国有关。
《正气周刊》的宗旨“反映一切现实问题，指导新中国的出路”，赫然印在刊物的封面上。元旦创刊号封面，为赵聪作的木刻画《瞻望新中国》，第2、3期封面上，分别刊登了杨隆生创作的木刻画《血债》《全面总反攻》，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与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强决心！
《正气周刊》主编曹聚仁先生，他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编辑、记者、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之多，竟达4000万字，百余种，世人鲜有出其右者。他参与主编或编辑的报刊杂志，就有《钱江评论》《涛声》《太白》《芒种》《正气日报》《前线日报》《前线周刊》《星岛日报》《循环日报》《正午报》《南洋商报》等。但由曹聚仁主编、蒋经国任发行人在江西赣南出版的杂志《正气周刊》，却是鲜为人知。
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曹聚仁与蒋经国的交情。曹聚仁最初认识蒋经国是在1938年的春天的江西南昌。当时蒋经国任江西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曹聚仁任战地记者，他们第一次相间便一见如故，曹聚仁将这次采访写了《一个政治新人》的访问记。一年以后，蒋经国担任江西第四行政区（赣南）督察专员时，曹聚仁也在赣州定居，也采访蒋经国对外作一些报道。
蒋经国深知舆论的重要，曾经接手当地原有一家私营报纸，命名为《新赣南报》，作为专员公署的机关报，蒋经国自兼社长，先由高理文负责编务，后由戴明震负责。《新赣南报》办了一年多，规模小，设备差，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不高，学识、经验都平平，报纸自然也没有太大起色。蒋经国深感忧虑，决定另觅高手。
这时，蒋经国想到早已蜚声文坛、名震新闻界的曹聚仁，于是想请他来办报，自然游刃有余。蒋经国屈尊上门拜访曹聚仁，表明了他求贤若渴之意，并力邀曹聚仁出任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专员公署参议，请他主持笔政。岂料曹聚仁以自己懒散惯了为由，只想以自由人身份，客居赣州，婉言谢绝。蒋经国也真有耐性，一次不成，来两次，当“三顾”时，蒋经国径直问：“曹先生考虑好了吗？”
曹聚仁踌躇了一下，他考虑不能过于执拗了，便说：“其实聚仁也不一定能办好，既蒙厚爱，我可以负责半年。半年后，等报纸有起色后，我就退出。”
对于办报，曹聚仁是行家里手，曹聚仁认为《新赣南报》，这名字不响亮，带有浓重的地方性，建议改名为《正气日报》，蒋经国欣然接受。
1941年10月1日，《正气日报》在赣州创刊。这时候，曹聚仁跟蒋经国有了密切的接触，经常在一起切磋时局，谈论政见，彼此成了莫逆之交。1943年元旦，曹聚仁编刊《正气周刊》，任总编辑，蒋经国任发行人。
1943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去重庆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也颇为看重曹聚仁，打算把曹聚仁留在身边作为笔杆子。曹聚仁未肯允诺。回到赣南之后，曹聚仁因不愿卷入蒋经国身边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遂辞去《正气日报》总编辑等一切职务，告别蒋经国，离开赣南。
1945年，曹聚仁回到上海，在大学任教，并参与《前线日报》编务。在离开蒋经国之后，他仍与蒋经国保持联系。曹聚仁作为蒋经国的知己，回忆与蒋经国的多年交往，开始着手写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他一边写，一边在自己主编的《前线日报》上连载。这是关于蒋经国的第一本传记。当时，作为传主的蒋经国，不过三十多岁而已。
《蒋经国论》连载结束后，曹聚仁经过修改，于1948年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1953年，《蒋经国论》经过再度修改，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该书经过曹氏亲属努力，已经在海峡两岸的出版社重新出版，得以广为传播。
蒋经国委以重任，曹聚仁接手编刊《正气日报》。报纸以全新姿态面世，令人耳目一新。编排醒目、言论犀利、印刷清晰。曹聚仁拿出一项项办报的新举措，效果显著。
他把原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熟悉印刷业务的徐锡高请来当厂长，徐锡高多方设法买来从铸字到排印的成套设备，设备更新了，提高了印刷水平。
一张报纸办得好与否，还决定于采编力量。曹聚仁请来一些能力强的编辑、记者。又请许多知名作家、学者撰稿。陈望道、李四光、竺可桢、王亚南、郭大力、刘思慕、袁水拍、张乐平等的名字都在《正气日报》上出现过。
他还开办了新闻、图书馆人员训练班，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报纸培养新生力量。
这些措施的推出，自然效果明显。很快，《正气日报》和东南一带的著名报纸《东南日报》《前线日报》鼎足而立。由原来日销量三四千份猛增到一万多份，远销云、贵、川。订户中有两个特殊订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中共领导人李富春。
正气日报，办得有声有色。曹聚仁本准备功成身退，哪知就在这节骨点上，正气日报社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一片残破的景象。曹聚仁无奈继续办报，直到1943年春离开。
《正气周刊》，计划每周一期，全年足出50期，由于曹聚仁离开赣南，只出了三期而流产。
翻阅《正气周刊》，刊登曹聚仁署名文章就有《乱世哲学前词》《从着笔到写成》《书林新旅》（陈思）《乱离篇（下）》《神秘之岛》（丁舟）《欧游漫忆》（陈思）《生命篇（乱世哲学之二）》以及《谈新闻文艺》等。另外以本报记者、资料室、挺等发表的文字，也多为曹聚仁的手笔，这些对于研究曹聚仁的生平、思想以及编辑曹聚仁先生的全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气周刊》的被发现，对于蒋经国的生平和思想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蒋经国发表在现存3期《正气周刊》上的3篇“扉语”文字，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其中《鲜红的血》《生和死的统一》，更是蒋经国的“抗战宣言”，一并抄录发表，供学术界参考，也作为对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
《正气周刊》创刊号扉页上，刊登了蒋经国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诗般的《鲜红的血》，全文如下：
“鲜红的血是崇高的，热烈的，正义的，勇敢的！血，是伟大的，史可法的血，文天祥的血，岳飞的血，烈士的血，写成了一部壮烈的史诗。在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人生的意义，寻得人生的价值。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当出来斗争，出来抵抗，为了正义，为了公道，为了良心的驱策，我们应当拼命，应当流血。谁不肯将自己的热血，来为国家流尽，谁就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胜利始终是属于肯流血的人的。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我爱血，我爱鲜红的血，因为血是自由的灯塔，血是解放的曙光！”
《正气周刊》第2期，又发表了蒋经国的《发扬青年正气》：
"春天到来了，大自然处处流露着新的气象。万物之生，浑是一团，太和元气，充塞遍满于上下之间，这份盎然生气，便是天地间的‘正气'，周濂溪说是‘绿满窗前草不除'，程明道说是‘观天地生物气象'，鸢飞唳天，鱼跃于渊，直是活泼泼地，呼吸了这份新气息，我们都该有新的觉醒！
我们中华民族，自两宋以后，可说是进入秋冬季节。通古斯、蒙古、满洲诸族先后侵入中原，干戈兵马，民族间戾气流行，不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便是东风压倒了西风。成仇结恨，数百年不解。辛亥革命，便是清算二百五十年前的血账。近百年间，和欧美各国相接触，和邻邦相肆应，也是‘玉帛'与‘干戈'相交错，甚至‘玉帛'便是变相的‘干戈'，一部日本军阀的亲善史，便是‘侵略史'的别名。不独民族与民族之间如此的不和，社会上有所谓‘仇恨'、‘斗争'、‘冲突'，满眼都是不和的现状，而且环境愈恶劣，冲突愈激烈，每个朝代的末期，总是君子与小人，小人与小人，君子与君子之间，你刀我枪，闹得乌烟瘴气，把正负一切力量，彼此都消减，直到国破家亡，而斗争未已。中华民国三十年间，一部中华民国的历史，几乎给军阀内乱占去了一大半；相习成风，在智识分子之间，也是以倾轧、排挤、挑拨、离间为能事，甚至弄点小聪明，闹点小是非，算作正常的工作。你想一家人家，尽是吵嘴打架，反目相视，还算得一个正正当当的家庭吗？还能过舒舒适适快快乐乐的日子吗？
现在大地春回，一元复始；中华民族已经转入新的纪元，国内则各党各派统一抗战，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总裁为中心领导者；国外则同盟友邦，协同作战，百年来的不平等桎梏全部解除，进于平等自由的国际地位。我们的时代已经向前迈进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了，我们国民党的力量也坚固起来了；我们一点从新考虑，以严正大方的风度，宽宏大量的精神来领导青年群众，来组织青年和群众。我们拥护总裁，就应当为总裁来收集人才，教育人才，使最优秀的干部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书秦誓有云：‘若是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才是开国的新气象，才是真正觉醒了的新气度。昔王船山论古今治道，极赞贞观之盛，谓：‘唐初直谅多闻之士，皆自僭伪中，拔濯而出'，能容能收，所以成其大。朱熹也说：‘为政不在用一己之长，而贵有以来天下之善。'总理民初对同志演说，也说：‘破坏固难，建设尤难；破坏尚须全国同胞之助力，则建设岂独不需同胞之助力乎？同志对同胞尤当极力联络，毋违背昔日一视同仁，互相亲爱之宗旨。'目前真是‘有容德乃大'的时期，我敢说：凡是有血性的青年，没有一个不愿意在本党的旗帜之下，为总裁的事业而奋斗，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主要我们领导的方向正确，--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以总裁伟大的人格来感召他们，以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来训练他们，以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他们，一定能争取青年群众的信仰的。
至于同志之间，有如家人父子；总理总裁标出了‘亲爱精诚'的明训，无时不当开诚布公地相处，无事不当推心置腹地相商。古语云：‘益者三友，直，谅，多闻'。何况同志之间，更有如切如磋相互砥砺的情谊，理论有了错误，行动出了常轨，就在主义的立场上，忘掉个人的利害，将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清末明初，本党处在那样黑暗困苦的环境中，尚且相亲相爱，情同骨肉；现在本党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一言一动，为天下表率，还不该相互帮助，相互谅解，同肩大业吗？（总裁尝对黄埔军校提及‘亲爱精诚'的校训，说：‘各位要留心校训亲爱精诚四字，谨记勿忘，我们校里为什么要集合全国的青年的在一块，就是要思想统一，精神团结，同生共死，万众一命，要是革命同志，不能相亲相爱，便完全背反本党的主义。大家同志，要同手足一样，同一目标，同一主义，向革命路上走，祸福生死，尚且要同，还有什么可以不同呢？'训示甚明。）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体万物之生意，顺其蓬勃气象'，把一切力量转动起来，用之于建国复兴的事业，那便是发扬‘正气'，若是沿着旧时代的恶习惯，以私斗为勇，以相互攻讦为能事，使一切力量消灭于无形，那便是‘纵肆戾气'，一正一戾，民族国家之命运系焉，就看我们如何自择了！"
《正气周刊》第3期还发表了蒋经国的《生和死的统一》：
“一个人因为他年龄的不同，对于死的感觉，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最初是不知不觉，不知道什么是生也不知道什么是死。第二个时候，只想到生的喜悦，并没有考虑到死的存在。第三个时期逐渐受到死的威胁而感到恐怖，第四个时期，因为知道死是不可避免，所以更希望自己能够活着。但，我们知道这四种感觉，都是不正确的，同时也是机械的。我们知道在今天根据科学的理论基础来看，‘生'和‘死'，就应当说生就是死的否定，死也就是生的否定，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没有生，当一个人刚生出来的时候，死就已经获得了存在，而当一个人刚死去的时候，同样的生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他的发展，所以，虽则死是一件大事，像古人所说的‘大哉死乎！'但是我们应当了解，死就是生的另一个存在形态，生也就是死的另一个存在形态，像朱子所说的‘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所以，我们应当知道生死的意义，生和死的统一，假使一个人不知道生死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他一定就会受到死的威胁而感到恐怖和害怕，在军队中就不敢勇敢作战，在工作中就不能痛快坚定地去执行了！
为人类的生存而生，为人类的生存而死的看法：这是最正确的一种看法。我记得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看到朋友同学们的死，感到非常的可怕。虽则那时候已经有革命思想在纠正着我。到了后来，看到死的人太多了，同时自己也需要事业了，于是对死的恐怖也没有了，所以我总觉得一个需要事业的人是不怕死的，一个不要事业的人，就会感到死的严重威胁。今天，假使谁要问我是不是怕死，我觉得这不是怕死或则不怕死，而是无所谓怕不怕死，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强烈的生，但是同时亦不要害怕死。我常常说的：‘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活，但是到应当死的时候，就痛痛快快地去死。'孟子也曾说过：‘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所以我们认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是革命青年应有的态度，同样，这也是一个人事业上最重要的关键。”
由于种种原因，《正气周刊》仅仅出版了寥寥几期，但通过蒋经国之口，表达了国民党高层抗战的决心，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作家曹聚仁与蒋经国，他们初识于南昌，共事于赣州，先后有过长达30余年的深情厚谊。他们的情谊，至死不渝，他们的事迹，感人肺腑。他们为中国抗战胜利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段名人轶事，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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