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开始向美国商务部投诉日本半导体产业不正当竞争，要求总统根据301贸易条款解决市场准入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恰逢此时美国对日本政策开始出现转折。当时国际大环境改善，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启改革新思维，对美关系出现缓和，日本政治战略地位下降，贸易问题开始浮现。
从不情愿到自大：两次日美半导体谈判史
198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1485亿美元，其中，日本占据三分之一份额，为497亿美元。之后， 日本的对美的贸易持续扩大，一度占到40%。
1989年，一项民意测试的结果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是最大的敌人。当时美国分为亲日的樱花派和强硬的敲打日本派。对日强硬的多来自企业界、国会和公众，他们当时已经认为日本是比苏联更加可怕的敌人。当时，美国舆论甚至在严肃地讨论日本到底算不算是民主国家。
19世纪20年代，鼓出贸易保护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提出了一个“踢开梯子”的说法，
“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经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逐步攀高是所使用的那个体制一脚踢开，以免别人跟上来”。
当时在半导体产业上，美日的竞争已经不是美国高高在上要准备踢开梯子了，而是日本在梯子上爬的太快，占据整个DRAM市场的80%，一骑绝尘。
第一次半导体谈判：拖到最后一秒的“不情愿”
在这种气氛下，1985年，美日开始就半导体问题开始谈判。 美国向负责谈判的通产省开出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求将美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提升到20%~30%，建立价格监督机制，终止第三国倾销。
美日展开激烈的交锋，1986年7月初，美国答应日本签订暂时停止倾销调查的协议，但这仅仅只是姿态上的，其实却玩起了心理战，警告日本当月的31日，是最后的期限，如果不能完全达成协议，将会使用301条款，当时的日本通产省和半导体产业界并不同意，产业界更是宁愿被课以重税也不愿意达成协议。
可惜，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严重依赖美国，所以任何条件必须以维持美日同盟关系为底线。在31日午夜，截止时间前，日本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美日半导体条约。这种心理上的拖延是美日谈判上的奇特现象，在许多次谈判中，日本所做的最大抵抗就是将时间拖到最后一秒。
第二次半导体谈判：“低头”的美国人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1987年，美日逆差进一步扩大到586亿美元，美国发现美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的份额并未有所提升，发出最后通牒：4月1日之前，必须改善市场准入和停止在第三国倾销。4月17日，里根总统就继续以日本在第三国的倾销行为为由，还是向日本3亿美元的电子设备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大藏省的长官宫泽喜一赶忙去和美国财政部长贝克谈判，贝克是大藏省的老对手了，律师出身，在前一年美日汇率谈判的时候，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对日本人对美奇特的心理的精准把控，将同样是负责谈判的大藏省长官竹下登，玩弄于鼓掌之中，虽然美国逼迫日本调整汇率的目的极为坚决，摆明了是欺负日本，但在对日的身段上却极为柔然，向竹下登低头，甚至说了：
“求你了，竹下大臣，美国需要你的帮助。”
竹下登极为受用，在大藏省的内部会议中，还向同僚下属炫耀：“二战以来，对我们来讲，美国一直高高在上。但是贝克部长向我深深低下了头。” 他心中颇为得意，认为 “美国狼狈不堪到如此地步，低下头向日本求助，日本必须帮助它”。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对这次的谈判感到吃惊，以为日本肯答应升值10% 就谢天谢地了，结果日本的的慷慨远超出他的预料，“升值20%，没问题”。
宫泽喜一在对美谈判中一贯无能，之前他曾任通产省大臣时，就曾负责对美的纤维谈判，夹在产业界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只能向首相递交辞呈。这次他也是没法应付贝克软硬兼施的圆滑手腕，没有谈出任何结果。
谈判升级，4月29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亲自前往华盛顿和美国里根谈判。里根更是明白日本的虚弱。1981年， 早在汽车贸易摩擦的时候，他就假惺惺地通过日本外相伊东正义向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善信传话，表示虽然他个人反对进口限额，但民主党人强烈要求进口限额。
“不知道能否阻止他们， 但我想，如果你们自愿确 定对美国汽车出口限额，就可能阻止议会通过该提案，也就不存在强制性限额问题。”
日本只能配合表演，出台了自愿限制出口的协议。
当中曾根康弘到华盛顿时，众议院当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通过了格普哈特修正案，要求日本等国将对美顺差减少10%。在他和里根会谈时，众议院又通过贸易改革法案，要求里根采取报复行动。中曾根康弘也曾去国会山，向两党解释沟通，谴责此法案:
“如果成为法律，将导致世界贸易萎缩”。
但也是徒劳无功，众议长赖特说，中曾根康弘的访问并没有扑灭议员对贸易法案的热情。中曾根康弘的失败是政治侏儒的失败，他不得不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在跟里根会谈时，美国敲打的意味也很明显。 虽然他是为贸易而来，里根还是最先跟他谈了谈美苏在亚洲的军备情况。
最后，他还是妥协了，在美国的演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日本要继续竭力为西方更加坚强的团结做出贡献”“同美国的合作是日本的根本政策”“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不能离开强大而兴盛的美国”。
中曾根康弘确实是不遗余力的拉动美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份额， 但效果并不显著。1989年，美国加码，迫使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开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专利。1991年，日本的统计口径美国已经占到22%，但是美国仍旧认为是20%以下，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了第二次半导体协议。
1996年7月31日，第二次协议到期，尽管当时的美国已经在日本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占到了30%左右，在全球市场份额也在30%以上，而日本已经不足30%。但是当年半导体产业萎缩，增速从前一年的41.7%下降到6.7% ，所以美国还是希望能从日本嘴里再咬一块肉。
6月左右，协议到期之前，美日在华盛顿激战4天，日本还是没有松口，不过这回负责谈判的通产省的次长坂本吉弘可学聪明了，表示谈判破裂后，要单独和欧盟接触成立“全球半导体工业政府论坛”，推动半导体贸易自由化，当时的欧盟也在舆论上响应了日本。
30%的市场份额，正确的谈判策略，加上由于半导体市场向亚洲转移，韩国台湾的崛起，美放过了日本， 这次没有续签第三次半导体协议。
日本半导体の进化物语
美日半导体的故事最早应该是从1950年代讲起。
当时，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开始扶植日本，大规模的向日本转移先进技术，从1950年转移的项目不过22个，短短两年时间，转移的项目就已经翻了接近6倍，到了133项目。
引进与模仿
1953年，日本东京通信工业公司（Sony 的前身）副社长的盛田绍夫从美国的西屋电气引进了晶体管技术，开始生产索尼的第一爆款产品收音机。看到索尼的成功之后，日本公司纷纷开始引入晶体管技术，生产收音机出口美国。 虽然日本跟美国在半导体在技术上有差距，但是日本凭借市场需求的创新，还是打开了美国的大门。 1959年，日本生产向美国出口半导体收音机达到了400万台，获得5700万美元。
这也是日本半导体工业闯入美国的开始，到1965年，六年之后， 日本的收音机输出量翻了6倍之多，竟然高到2421万台。除了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子计算器也凭借产品创新和物美价廉，成为日本企业撬开美国市场大门的利器。
不过日本也并没有落下紧跟美国的技术升级。1959年，美国德州仪器的工程师Jack Kilby 发明了集成电路，紧盯着美国的通产省也不甘落后，其下所属的电气实业所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也就是1961年12月研究出了日本第一块集成电路。
保护与进攻
在1960年代，美日处于竞争早期，虽然日本紧跟美国，但是技术上差距巨大，根本不能同等竞争，所以通产省以保护幼稚产业的名义，采取严格的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政策，在通产省的精心呵护下，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开始起步。
当时，美国半导体产业对日本的进攻其实毫不在意，反应更是迟钝，认为日本只是依靠成本优势，生产一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廉价收音机。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精力重心是在满足军方的订单。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对半导体工业产品的需求占全部半导体需求的一半，1965年，美国军方的订单就是当时整个美国半导体的28%，更是集成电路的72%。
日本利用美国的轻视，一边引进技术，一边提升效率。当时日本虽然能过研制出晶体管集成电路，但是量产技术还是一个大问题。1962年，仙童公司为了能够给 IBM提供稳定的货源，发明了平面光刻的技术，建立了第一家晶体管生产、测设以及封装的工厂。敏感的日本公司NEC立刻通过向仙童公司掌握这个核心技术，解决了晶体管的生产问题，当年的产量从前一年的50块到1.18万块。
1964年，美国德州仪器开始希望进入日本市场。由于贸易保护在，通产省在4年的拉锯谈判之后，1968年，同意德州仪器公司通过和索尼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日本市场，并附有苛刻的IC集成电路制造技术转移条款和市场份额限制。
1970年9月，IBM 宣布在其新推出的 system 370的大型机中将使用半导体存储器, 基于 IBM 的市场地位，半导体存储器开始替代磁芯，在半导体存储器中占据重要位置的DRAM内存芯片，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DRAM 最早是 IBM在1968年注册成为专利。但却是在英特尔推出1K DRAM 的 C1103芯片之后，才真正宣告了它的时代到来。
日本正是在DRAM行业中战胜了美国，才成为半导体行业的霸主。
美国的拒绝
1971年，日本NEC紧跟英特尔，也推出了自己的DRAM 芯片，不过技术一直落后。所以，当日本听说 IBM 开始着手开发第四代未来电脑，并将使用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日本仍在使用16K 的LSI 集成电路的技术，通产省立刻下决心进行技术研发。
当时，日本下决心集中精力突破进行技术赶超也可能和1972年的电子计算器的滑铁卢有关。1971年之前，日本卡西欧等的计算器风靡全美，占据市场差不多是全美市场的80%。1972年，美国拒绝提供给日本提供核心的 IC集成电路，逼得日本企业大规模退出市场，份额更是直接降到了50%，1974年更是降到27%。
日式“举国之力”科研
1976年3月，日本开始了“DRAM制法革新”国家项目，由政府牵头，联合日立、NEC、富士通、三菱、东芝筹集资金737亿日元，设立LSVI技术研究所，其中通产省补助291亿日元，占39.5%，这几乎是当时通产补贴支出的50% 。
VLSI 项目内的合作和赛马机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是有20% 的项目是通用性，需要各个大企业一共派出100人进行合作开发，当时，通产省官员等定期将竞争的人员组织到一起进行汇报，交流想法，相互促进，很多研究场地和设备都是相互开放公用的。以缩小投影型光刻装置为例，当时有三个研究室在内部竞争，分别采用来了三个路径进行研发，相互交流相互竞赛。
除此之外，日本开发银行为日本的半导体企业提供一定的低息贷款，而同期的美国的利率是4%~5%；对美国企业更加不利的是，1969年之后，税法改革，资本增益税从25%上调到49% ，整个硅谷的风险投资遭受重创，直到1978年，税率才下调至28%, 风险投资才开始再次兴起。
总体来说，VLSI项目还是很成功，持续了4年，取得专利1210项，商业机密347件，成果显著。
1980年后，日本半导体公司的份额还是在不断上升，超过美国，在64K时代，最大的厂商是日立，256K 时代是 NEC，1MB 时代则是东芝。1986年，日本厂商在 DRAM 领域的份额达到了80% 。
不过，合作 R&D 的角色被误解了，一般是认为政府补贴和企业间的研发合作通过分担研发的投入，避免了重复研发、降低了创新风险。但是，迈克尔·波特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挑战了这一点，他们收集67家公司的管理管理人员，调研了86个政府资助的R&D合作计划。得到了398份反馈，合作R&D并没有对于公司本身竞争地位的提高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分散R&D的固定成本和避免重复并不是日本大公司参与的主要动机，虽然客观上起到了类似的效果。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和分享知识，也就是说日本大公司体制缺乏有效的知识扩散体制，大公司之间的技术交流也只能通过类似的合作的项目得到解决。日本大学在基础产业研发和知识扩散的角色过于弱势，合作 R&D 成为了次优选择。而且，波特发现：
“与独立公司相比，企业联盟公司往往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另一个研究发现，在1971年到1982年之间，企业联盟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显著低于独立公司。”
其实整个 VLSL 四年间平均研发费用大概为180亿日元，而在1975年，项目成立的前一年，日本半导体企业在集成电路的研究费用是215亿日元，设备研究费用为114亿日元。 所以因此很难说日本VLSL 是一个简单的资金补贴行为。
“总体来看，日本年政府对于 R&D 的补贴其实非常有限，1959~1992年，整个政府的预算在34年间是75亿美元，或每年2.2亿美元及每个项目320万美元”。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今井贤一也同意迈克尔·波特：
“如果说日本的企业在以尖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新中创造了较好的成果，依靠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学习系统的效率和知识、信息转让的广度和深度”。
“挑选赢家”的悖论
更加糟糕的误解是，通产省的神话增加了大众对于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的盲目信心。
所谓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通过押注某个潜力的产业甚至是某项技术将成为未来的战略产业，提前下注，集中资金补贴进行研究突破，提前取得技术优势。
事实上，除了林毅夫等新结构经济学家企图挑选赢家之外，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敢提前下注。虽然，按照林毅夫的理论，韩国可能永远不该发展汽车、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只能做一个农业国。极力鼓吹产业政策的斯蒂格利茨也坦言，挑选赢家是不可能的。
一定程度上，通产省在R&D合作研究就犯过挑选赢家错误。迈克尔·波特的统计发现，在不具竞争力的部门，比如石油/化学制品和食品/饮料，R&D项目很多。相反，在高度具有竞争力的部门，比如娱乐/休闲及办公产品和服务，R&D公会很少，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
丧失的日本优势：创新窘境，路径依赖
在90年代后期，通产省发起了无数个官产学联合的项目或其他的产业政策助推半导体，押注无数个项目，SIRIJ，STARC，ASET，SLETE，尔必达等等，但是日本的半导体企业是在持续的衰退之中的。
日本半导体的成功其实是在关税保护下，在国内市场激烈竞争中，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改善经营能力取得的成功，而不是依靠单纯的财政补贴和合并卡特尔的产业政策。VLSI 项目的成功并没有代替日本半导体公司之间的竞争，而那才是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今井贤一认为，VLSI 开发的并不是集成电路本身，而是它所需的制造设备和必要的技术。其实，在1980年项目完成的6年内，日本各大公司还是根据自身的理解，持续投入了600亿日元，将这些技术组合起来，形成了竞争各自的竞争特点。
迈克尔·波特研究日本产业政策后发现，“国内的竞争程度也许是对国际竞争能力最有力的预言。它促进了创新，并推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如果缺乏国内竞争的话，公司不可能在国外具有竞争力。”
其实，这基本可以评价通产省的政策成果， 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其实是都是干涉较少，7个最失败的产业都是通产省一意孤行企图减少竞争，通过合并成为卡特尔来获得规模上的优势。
也就是说，凡是能够促进企业学习和竞争的政策，大多都有证明效果。但是如果简单依靠规模效应，强行合并企业，减少竞争，希望凭借卡特尔就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政策都失败了。最典型的莫过于汽车的产业政策，60年代的通产省希望能够建立两到三个的汽车卡特尔，减少竞争，竟然限制丰田进入汽车产业。
实际上，日本半导体公司在对美国的赶超之中，很难说是取得了明显的的技术优势，更多的是由于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形成独特的生产能力，在生产过程中精益求精，尽量不生产劣质产品，而不是在最后剔除，成本控制极强，可以说物美价廉。
1980年，美国惠普公司坦承，“在验收测试（16K DRAM）试中，日本产的 DRAM 的良品率确实是要高于美国的”。吃惯军方订单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在技术红利消失之后，生产制造能力惨不忍睹，三家美国公司，英特尔、德州仪器和莫斯泰克中不合格率最低的竟然要比日本的NEC、东芝、日立三家公司，高上6倍。
之后，日本公司的竞争力才慢慢地转化为技术，直到1985年，英特尔推出 DRAM 市场，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在 DREAM 份额占到了80%。
自那以后，日本在半导体的份额就在逐渐下降。不过，虽然日本半导体衰落是从1986年美日半导体谈判开始，但不能高估外贸摩擦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衰落的影响。在1991年，美日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议的时候，日本仍旧是 DRAM 市场的霸主，占有全球DRAM 市场60%，整体来看，半导体产品的占有率也在40%左右。
风起青萍之末，祸发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真正让日本在半导体产业丧失优势乃是他们自己陷入了创新的窘境之中，路径依赖，没能适应市场的两大变化：PC 代替大型机所带来的市场变化和半导体产业的 Fabless的经营模式的转变。
之后，把握住机会的是韩国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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