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在他的《随想录》总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纪律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也不高明。但他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久让他们留下了，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这本小册子，巴金老人重新来审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对中国文化有了很多新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学识才华和饱受的摧残一起，酝酿出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舒生读《论语》之二十七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这句话太熟悉了，熟悉得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了。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熟悉到连他们的生日都懒得记住。但这句话真的太重要了。华杉老师在写这句话的时候，连用了两个“太深刻了！”对于这句“熟悉而陌生”的“子曰”，舒生认为华杉老师的话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论语》的解读，舒生以为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大而化之，比如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个是小而化之，学问止于修身养性。
先看小而化之。这句话说的是为师之道。
朱熹注解说，“故”是旧所闻；“新”是今所得。能温故而知新，经历过、学过的东西，而不断有新的心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无穷”，就真正学到了，而且能变化，能运用，这就可以当老师了。张居正说，天下之义理无穷，你仅仅靠背诵记得，那真正学到懂得的又有多少？读过的书，听过的讲论，都要时时回过头去温习，反复玩味，这样既不至于遗忘，又能不断有新的体会。义理日益贯通，学问日益充足。别人问到，便能与之应答而不竭。
教育重在启迪。“温故”不是在故纸堆中找学问，而是重温前人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智慧点亮学生的心灵。有人把老师戏称为“教书匠”，这是古时为师者自嘲的说法。“匠人”也是手艺人，一门手艺熟能生巧。但如果把老师当成了“匠”，一门课程、一本教材滚瓜烂熟，顶多是个知识的搬运工，守故卫古、食古不化，离一个好老师还有十万八千里。
人类的发展进步贵在“接着走”，而非“跟着走”。温故目的要能知新。古今时不同，人要能知新，才能新民，才能为人师。什么叫新东西？新东西不是你没听说过的，而是你听过很多遍，却从来没体会到的，不断回过头去温习，不断地在实践中观照，反之于心，这才叫温故而知新。同样的内容，自己看、自己琢磨可能收获不大，如果有人给你一讲，有高屋建瓴、醍醐灌顶之感，那这个人在这个点上就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同样的道理，如果要做个好老师，也要时时能够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给学生以新的启发。
再看大而化之。这句话是以史为鉴。
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也有人说我们信仰历史。不管怎么说，我们重视历史经验的积累却是事实。在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最系统、最完备的，有以“二十四”史为主体，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历史资料为补充。每个朝代在政权刚刚稳定之时，做的第一件事是制礼作乐，第二件事就是修前朝的历史。
这个以史为鉴的过程，就是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中国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美国是一块一块拼出来的，中美之别可见一斑。
但历史既是财富，也是负担。这种以史为鉴的思维，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前进过程中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第一反映往往是往后看，在故纸堆里找对策。这样的故事在历朝历代反复上演，几乎每个朝代的改革过程中，都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这些保守派大都主张用古人的办法解决今天的问题。比如拓跋宏改革中的草原贵族、王安石变法中的司马光集团、张居正改革中的守旧派，再到康乾盛世后的嘉庆“法祖制”等等。
1875年11月，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保定，拜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人的谈话有一段涉及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问题，颇为有趣。
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指明治维新），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到的，宽阔爽快，适用于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对于今日，甚感不便，今改旧制，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有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
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改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也该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装。
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使用欧俗。
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当贵国强迫做出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和反感。
从李鸿章谈话可以看出，当国权臣对服装改革，至为反感，甚至有不共戴天之势。一个服装改革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只“温故”而不“知新”，眼睛向后看，步子往前迈，跌跟头就难免了。
后来者当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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