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山水画

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以上这些措施都为北宋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由于宋代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入世思想成为主导宋代社会心理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绘画艺术创作和欣赏。艺术创作者大都遵循“依于仁，游于艺”的创作观念。

这一时期，包括八卦象数、星相、宇宙图式、宇宙论、天理、人论与物性以及政治哲学的研究汇集成为新儒学的“系”——即圣完美的人是顺应天、地、人伦之理的。用李翱的话来说，就是“贤者可为自身人性之圣；人性之毁于其思其感。当情思至蔽，人性故坠。此非人性之罪而七情掺杂之故，其阻碍人之本性自显也。”道与禅的观念都融化在儒家的“正统”之中。基于此，社会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都追求文化享乐的妙趣，将绘画艺术视为高雅的精神产品，因此绘画风格、技法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绘画的普遍特点是：内容严肃、技法写实、贴近现实，强调直观效果，艺术普遍追求美感、亲切感、愉悦感、平易感，作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北宋时期的上层社会及知识分子普遍喜爱从山水画中寻找山水之乐，这种强烈的心理追求，直接影响了北宋山水画创作的发展与革新。“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士族阶层的官僚及文人，在物质享受之外同样向往着投身于自然，追求精神世界的超脱，在身体无法脱离庙堂的束缚时，山水画便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精神追求的媒介与手段。因此，山水画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成为人们居家装饰和品评赏玩的时尚标签。

李成 读碑窠石图

宋代山水画的发展体现在技法方面的最重要变革便是笔墨的高度成熟。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笔墨技巧不断丰富，从唐五代时期以线条勾勒再施以颜色填充的单纯表现方式，逐渐增加了表现山石质感以及明暗体面的“皴法”。皴法曰趋完善，让画家在表达上有了更丰富的形式，从形式的丰富到精神境界的追求，北宋画家创作出大量神完意足、风格各异、精深博大、技法成熟的山水画典范，将传统山水画艺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代宋初山水画形式技法产生巨大变革，其根源在于画家对山水画精神意境的追求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郭若虚曾指出李成和范宽的山水画风格具有“烟林清旷”和“势壮雄强”的区别，这便是画家以不同的审美体验表达了自己对自然山川的主观感受，即对精神意境追求的区别。“清旷”与“雄强”实质上是画家对社会生活中的“壮美”与“秀美”的审美意趣的艺术表述。朱光潜曾指出：“自然中无所谓美，在觉自然为美时，自然就已告成表现情趣的意象。”宋初山水画家从自然山川中传达出的精神意趣是朱先生这段话的最佳实践例证。

郭熙 窠石平远图

由于李成、范宽二人的画风受到北宋初期上层社会包括皇帝的偏爱，致使两家画风一直支配着北宋前期的山水画坛。这种状况直到熙宁、元丰年间，郭熙的出现才彻底扭转。郭熙是北宋中期最具突出贡献的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他虽也学习李成画法，但并不一味模仿，而是在李成的基础上配合实景写生并能进一步进行创造。郭熙善于绘画理论的总结，在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当时“独步一时”的山水画大师。郭熙的山水画理论经其子郭恩整理完善，最终集为《林泉高致集》，此书将郭熙在山水画方面的实践加以总结，内容丰富翔实，论述精辟，是我国山水画史上重要的理论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