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探讨了现代社会内部结构断裂的问题。贝尔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的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在贝尔看来，这三个互相矛盾的领域分别是：经济-技术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经济-技术领域精于理性算计，遵照效益原则运转；政治领域的轴心原是自由平等观念；文化领域则遵从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的原则。在剖析现代主义文化之后，贝尔指出了现代性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冲突：“前者受制于一种由效益、功能理性和生产组织（它强调秩序，把人当作物件） 之类术语表达的经济原则。后者则趋于靡费和混杂，深受反理性和反智情绪影响，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目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从批判性的角度看，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紧张既是现代性自身的悖论，也是信奉和遵从现代性价值观的社会必然要遭遇的困境。这对个体而言，必然遭遇比制度和体制层面更为深刻更为严重的内在紧张。
S. N. 艾森斯塔特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时，指出了现代性方案内在的悖论和紧张。他认为：“现代性应当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
然而，现代性的理论设计是一回事，现代性的实施又是另一回事。像任何理论设计都基于某些理想化的想象和幻想一样，现代性最终不过理论家们理想化的社会建构。实际的情况是，现代性确实带来了物质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政治承诺和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造成了社会成员自身的内在紧张。由于现代性在文化上的上述设定，使个体化主体、个人欲望和权利成为当代社会的关键词。在现代性的价值设定中，欲望权利化的倾向使个体更关注某种虚幻的自我，从而将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抛却。于是，在选择构成个体基本生活路线图的当下，青年男女往往以延迟选择、不选择或拒绝选择来抗拒对他人的责任，减少未来生活的风险，这就是剩男剩女应对体制矛盾的文化策略。
确实，社会结构的内在裂隙并非青年男女本身造成的，但置身现代性情境中的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现代性的挑战。相对于“刚性”的经济发展要求而言，观念层面的价值信仰等就成为某种“软性”社会存在。当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不可撼动时，社会不得不改变甚至颠覆原有的价值信仰体系。在这些遭质疑和颠覆的价值中，传统的婚恋观念不可避免地根本改变了。当爱情失去了婚姻的外壳和保障，爱情就沦为单纯的欲望满足，于是，性爱就与爱情和家庭割裂。拉葛雷剖析了这种割裂的具体状况，并忧心忡忡地指出：“许多年轻人把爱放在首位，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不在乎与所爱的人结婚与否。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愉悦，在恋爱关系当中寻找肉体和心理上的满足。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性欲独立出来，从不否认生活中性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通常会把爱与性混淆。浪漫的感觉可以瞬间闪现，同时也快速消失。承诺和义务几乎无法在亲密的关系中得到检验。性自由的观念促使大量婚前性行为的发生，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剩男剩女就是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之一：性沦为单纯的欲望满足，感情被感觉置换，爱情成为渴望的神话。然而，延迟或拒绝选择并非剩男剩女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表征和反映。只不过，作为个体，其生命周期恰好与社会转型期的节律共振，使他们不得不在生命起始阶段遭遇自我同一性的需要与社会价值系统剧烈变动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现代性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追求。对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和快速现代化往往成为宗教式的绝对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说，剩男剩女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某种神经过敏的虚幻的文化问题。相反，它隐讳地表达了现代性文明的内在冲突。
作为现代性的预言家，鲍曼敏锐地注意到，基于克服人类有限性的爱情婚姻是与现代性的时代精神根本抵触的。现代性强调速度和变化，爱情却要维持人类的不朽。但问题是，现代性早已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速度与变化，已使人们放弃了对永恒的信仰，特别是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人类终于卸下对他人和未来的沉重包袱，以欲望代替责任，以“在路上”的当下状态实现人的主体性。由此，鲍曼剖析道：“一旦人类清除了上帝和永恒，所将会发生的则是（这必然会发生，这是如同层层积累的地质岩层般无情地逻辑） 人类关注于‘为了开心和乐子，把生活所能给的一切都尽数取走，但只是在此世，在这里，在现在’…….这种认识将会改变爱的本质。爱再也不会停留。人类失之于持久性，便收之于强烈性。”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促使爱情变质腐烂，欲望满足的强度和烈度置换了传统婚姻关系的深度和广度。因为现代性给予人类的教训是：“日子意义的大小恰恰等于你能从中得到多少满足感……你在现实意义上所能期盼和为之努力的是一个不同的今天，而不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不管你做什么，不要做确定的选择”。在现代性条件下，责任和承诺不过是用来背叛和推翻的。“当目的地在移动，又或者当目的地失去其魅力的速度比我们双脚走的速度、汽车奔驰的速度或是飞机飞行的速度更快的时候，一直走下去比目的地本身更重要。”像现代性条件下，任何东西的旋生即灭一样，爱情与婚姻也成为速朽变质：在英国，青年男女“一起生活”平均持续两年时间，40%的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在美国，离婚率是50%，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长；在中国等“后发”国家，离婚率、不婚率和不育率似乎正与社会现代化程度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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