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嘉映｜原载《无法还原的象》，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六
嘉曜当时在清河的一家工厂当下料工，于洋在一家房管所当运货工，我待业，二十五岁了，成天白吃父母的不是事儿，打算接受招工安排，到一家印刷厂去当排字工。就在这时，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但并不是指望上大学学到什么东西，大学只是比印刷厂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我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琢磨会德语的人少，没什么竞争。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考生中有一帮外语专科学校的德语毕业生，人家受过正正经经的训练，年龄又小。在外语专业，尤其是德语这样的小语种，我算大龄。更糟糕的是面试，召进考场，回答完Wie geht es Ihnen 就张口结舌说不出整话来。我被要求出门等着。后来听说几位考官评议，这个学生笔试考了第一，却一句整话说不出来，笔试八成是请人代考的。幸亏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让我继续面试，改用汉语盘问了一番，听了我自学德语的经历，代考的怀疑打消了，但还是犹豫要不要录取：老大不小的，口语还能不能学起来?一位韩姓教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能够考成这样怪不容易的，将来说不定是咱们德语专业最好的学生呢。我就这样混入了北大。韩老师的期待没有实现，我的德语口语始终没有过关；不过我倒也不是成绩最差的学生。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就传出恢复研究生的消息。我报考研究生，出于与学业全无关系的考虑：插队八年，我一直自己养活自己，如今一把年纪，不宜回过头来寄生于父母，研究生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够自己糊口了。
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再次出了麻烦。原说面试的内容是现代西方哲学，我自以为在这个领域，考生中没有哪个会比我知道得更多。谁知考官们一上来先问的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等文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这些劳什子，多年前也读过，这时候却糊里糊涂记不起什么了。后来听说考官们对我白痴般的样子颇感恼怒，根本没心思再提问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次是素未谋面的熊伟力主留我：学习外国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毕竟，矛盾、实践之类一两年就可以补上，几门外语却不是一两年就能学好的。
于是成了研究生。我已经混进大学了，考上考不上研究生无所谓，跟谁学更无所谓。我本来报考的是王永江的研究生，以苏联哲学为中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方向。入学未久，王永江找我谈话。外哲所有几位老先生，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现在垂垂老矣，学问就要失传，他们学到的哲学，什么存在主义，什么逻辑实证主义，当然是些错误的哲学，但为了建设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些哲学我们还是应当了解的，失传了很可惜，为此，所里决定把你转到熊伟名下，跟他学存在主义。你不要有情绪，多学一点儿反面教材，同样是为建设马列主义做工作。我没情绪，也没觉得高兴。我对老先生并不比对中年先生更敬重，我读过一两篇熊伟批判存在主义的文章，同样是一套官家哲学的腔调。在谁名下，分配在哪个方向，对我毫无差别，我不是来跟谁学哲学的，大学提供的不是学问，而是容我继续自学的闲暇，再加个图书馆。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我从来不大在意外部际遇的变化。其实，外部际遇在某种意义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没考上大学，如果我没转到哲学专业，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重心就可能有很大不同。在读研究生之前，我的兴趣是分散的，哲学、文学、科学、历史、社会一政治，那时候再不会想到，今后二十几年，哲学将成为几乎惟一的学业。我那时对上辈知识分子整体上没有什么好感。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贺麟的黑格尔译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我读着这些书进入哲学，但他们后来写的文章，和大批判稿没什么两样，无论歌颂还是批判，或言不由衷，或愚蠢浅薄；像冯友兰那样依附四人帮，更让人不齿。至于长我们一辈的，更乏善可陈。
这种态度，虽不是全无来由，毕竟偏狭。当时的中年教师，五十年代进大学，一场反右运动，把已经奄奄一息的学脉彻底割断，此后考上研究生的，人数极少，其中自有精英中的精英，可六十年代，四清、社教及其他种种运动，倒比读书的时间更多，更不说大学课程里，学问早被淹没在意识形态汪洋之中。十年文革之后重新来当教师，都已过青春好学之岁，各有家室之累，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面对旧学问新思想，理会起来不那么贴切了。当年的一位中年教师，多年后就这样向我说起他那一代的学历。再早一代的学者，年轻时中学西学多有扎实的功底，但鼎革之后，真学问无用武之地；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绝大多数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被洗脑。我当时只恨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思想这一立身之本，不知道同情地了解这一辈学人在这一运动中的复杂心路，不知道尊重他们在压迫和困惑中承传学术的努力。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可怜可惜之处，今天来反省我们自己这一代，还不知该得出个什么结论来呢。当然，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理解某一代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前人的批判，更不是要找些借口为自己这一代人的缺陷开脱。无论环境如何，总能做得更好些，也总有人实际上做得更好些。
我入熊伟先生门下，本非自己的选择，也不十分在意。但先生宽大的性情和通透的见识很快赢得了我的敬重。王炜和我曾写过一篇纪念熊伟先生的短文，发在1995年第一期的《东方》杂志上，其中谈到几件小事，多多少少可以从中看到熊先生的为人为学。在我，则可以用上“恩情”这个词。我不大讨上一辈人的喜欢，但先后还是得到过几个长辈的提掖，其中，熊伟先生的恩情最深。熊先生与世无争，几十年从不曾依仗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去找学校领导，后来却为我出国留学的批准破了例。除了他提供的种种实际帮助，我尤为感激的是他对我的鼓励。文革以后十几年里，有不少年轻人就学就教于熊伟，他们常从熊先生口中听到我，把我当作后学中努力用功的榜样来鼓励这些青年。我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过先生的夸奖，从别人的转述听来，我是远远当不上的，但这些夸赞，还是一段佳话，体现的是先生引后生就正道的拳拳苦心。我认识先生的时候，先生已近耳顺之年，早超出了学问大小、论理精粗之辨，但他始终鼓励青年勤学。就我所能理解，先生那样的境界，不是年轻人一蹴可就的，既在求学路上，就只有经年的勤学苦思，才有望超越学问论理。学，正心诚意；忘学，正心诚意；学与忘学，皆自若也。先生离形去知虚怀若谷，与不学无术的油滑自是，其别霄壤。
我在熊伟的指引下开始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后来写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自序里．我这样说的：
熊伟先生让我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我正怕读艰深的大部头；其中固可能颇多奥妙，但往往也弄了很多玄虚，纵费力弄懂了，仍可能得不偿失。熊先生于是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凭先生这句话，我开始攻读起这位晦涩透顶的哲人。
我虽然读过不少哲学书了，还是觉得这本书不好读，先读熊伟译出的文节，中德对照，熟悉了海德格尔的论述方式，再从头通读全书，每一节都作详细的摘要，重要的段落，尤其是那些语句错综、难以直接从德文明了其意思的段落，就翻译出来。二十年后，在那份摘要的基础上撰写了《存在与时间读本》。
阅一寒暑，读完全书，写出了硕士论文提纲，给熊伟看，说是可以，让我拿给王永江看看。王老师读后，说看得出我对海德格尔哲学有些体会，但这样写论文是行不通的。他教我写论文的方法，先用通行的语汇把《存在与时间》加以重述，然后经过分析，指出海德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加形而上学，但也含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结论部分则以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王老师言之谆谆，但他建议的那种写法让我觉得为难。论文的事就先放在了一边。
我们的生活随着年龄变化。我们，或我们的女朋友，已是大龄青年，1979年前后，朋友们纷纷结婚成家，嘉曜和韩虹领先，我和申晖殿后。和申晖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信誓旦旦的独身主义者，十多个年头以后，她的性情和想法已经大变。我迈进了我不愿迈进的生活。从农村回到京城，世俗生活似乎刚刚开始。韩虹怀孕了。晚上，阜城门外，我和于洋一道，对嘉曜软劝诫硬批判，几条街上走了半夜，劝乜黜要孩子。在这样的糊度下，我们，运气使然，保持了独立品格，但谁能保证我们的孩子有同样的运气?建立一个民主强大的中国，继往圣续绝学，重建中国文明，我们的毕生志业难道不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小生活吗?年轻时候，我们对世俗生活极端轻蔑，上班糊口、结婚生子、熬个一官半职或教授研究员，是无法想像的生活。嘉曜被我们说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不是辩论，更没有单一的结论。每个人追随着他命运的星辰，以他独特的方式领受神恩。
散伙了。只有于洋往来频繁。政治形势仍然是常说的话题，但现在愈发明显，我并没有很多现实政治方面的激情，更多是抱有一些看法而已。我们，芸芸北京青年人中的三两个，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毛江时期，我们清清楚楚反对当局，志在革命；新政之后，情势就变得相当复杂。那时对政治的看法，大致专注于专制和民主的消长，后来的中国，发展出多重的政治一社会矛盾，民主专制只是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个维度，这在当时是想像不出的。
我们上了大学，于洋不乐，大有天下英雄皆入彀中之叹。以于洋的超常聪明，考个大学生研究生不在话下，但他对这种秀才寒窗生涯嗤之以鼻。我曾在永长给他念我写的长诗《回到自然》，他听后半晌不语，最后说：小毛，你有志向，也有能力做一番事业，枉费心力去写诗干什么?我刻苦学习外语，被他讥为“一碗凉水十个单词”。于洋天生豪杰，少年时就在北京率大刀队参加武斗，在锡林格勒盟率马队围攻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如今年过而立，却在苦撑他最落魄最苦闷的几年。
我即使说不上苦闷，也够彷徨。从前人在农村，心怀大志，像学生一样刻苦学习，现在人在大学，却不知何去何从。说起来，僵冻的中国正在缓缓解冻，《今天》的青年诗人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得现代艺术风气之先的青年艺术家在美术馆旁边的空地上举办星星画展，我们的政治诉求相仿，我和其中个别参与者稍有往来，但没有投身于其间的热情，我更关注哲学思考，而在这里，我没有同道。从我开始理论学习以来，嘉曜一直是导师和益友，他恋爱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他在学业上渐渐松疏，回到北京以后，我对他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经常直言批评。嘉曜仍然在思考哲学问题，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全力以赴，不再是一个“全职”的思考者，也不再充当我的导师。我开始体会到独自探索的寂寞。智性精神生活注定了孤寂，那时不过刚刚开始体会而已。今后，除了短暂的间断，这种孤寂我还将一年一年体会下去。
问学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我曾经打算遍学各个学科。也是，初学时眼界狭窄，读一部三卷本的世界史，就算是懂得世界历史了，读一本天文学教程，就算学过天文学了。由于无知，学点儿什么都觉得突飞猛进。到进大学的时候，在一些基础领域，如中外历史、中外文学史、中外思想史、科学史，我已经有了一点儿了解，在政治、人生、哲学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见解。读一本新书，不再像是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蹦出一个新想法，不再像是彻照整个心灵的令人狂喜的日出。一本书，是千千万万本书中的一本，不过增长一点点知识，一个想法，不过是融入思想海洋的涓滴。一叶小舟，在狭窄蜿蜒的河道里，感到自己疾行。河道渐宽，徐徐融入海洋。在这茫茫大海上，不再感觉到自己前行，甚至不再有前行的方向，四顾茫然，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我开始感到生之有涯知之无涯，开始感到一个人只能学到一点点东西，只能思考一点点问题，那种尽收世间学问、独立于天下至道之巅的期许，不知不觉中显露其虚妄，尽管还要很多年，这种感觉才逐渐变成默默的体会，还要很多年，这种体会才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克服青年时期的理性骄狂。随之而去的，Shade！还有青年时期对理性光明的无界激情。幸与不幸，思想的青春结束了。今后是为伊憔悴的工作。
七
在问学路上，我有的时候刻苦自律，勤奋用功，一不小心会说成儒家的忧患意识，有时候贪玩求乐，放心四骛，最好说成是庄生的放浪于形骸之外。北大上学期间，一半在用功，另一半是玩乐。老朋友还有一半没散，又有新认识的朋友，刘建、杨炳章、赵世坚。饮酒、出游，辅导尚未入学的朋友复习功课。迷上了桥牌，组了个队，到处参赛，结识了北京桥牌队的几个牌手，有一阵子自己也曾打算成为专业牌手，读牌谱、专项练习、自撰叫牌体系。
实际上，研究生三年，我一共听课不超过十堂，多数老师只在各门考试那天见到过我。头一年，我一直赖在德语专业听课，继续和我的本科朋友们厮混。后来，西语系不愿再让一个外系学生赖在那里了，我才离开德语课堂。
读完《存在与时间》，写了个论文提纲，自己满得意的，却被王永江否决了。他建议的写法，我又不愿接受，论文就拖下来了。这期间，硕士生每人发一点儿钱，算是访导师、找资料的经费。我借了这个机会，大江南北好转了一圈。但拖得过初一拖不过十五，临到最后的期限，用了两周时间，胡乱按流行的格式写了一篇八股交了上去。我读研究生，本来是混混的，没立志用我自己的思想和风格来矫正官家体制。我自己那篇提纲倒也没浪费，一年后交赵越胜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上。毕业分配，我留在外哲所。第一件事情，是到西安开一个外国哲学会议。火车上，我和朱正琳坐在一处。朱正琳从贵州考来，考分第一，可由于曾经判过刑住过牢，有些领导反对录取。另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尤其是我们外哲所的党总支书记沈绍周和朱所投考的导师张世英，为他奔走呼吁，青年报曾为此做了长篇报道，还发了这位老兄一篇长文。文章写得极好，当时在青年人中广为传诵，结果，朱正琳在进校之时，已经是个闻人。我很少主动与人交往，且那时已经搬到黑山沪去住，不常到学校来，所以直到毕业，也没和此君单独过过话。赴西安的旅途上，一路也没说什么。不知怎么，车厢里有些关心政治的，天南地北的人，围坐到我周边，上至中央下至中国人的素质，骂了个痛快淋漓，至夜不散。朱正琳坐在一边，没掺和。到西安，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搭起话来，话头一开就没收住。同房间还有另一个旅客，我们两个就走到院子里继续。问到我在哲学上的关切，我说，现而今大家关注的问题，实践检验真理、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中西文化比较，我都觉得游谈无根，我最关注的是本体论的深层问题。朱正琳立刻应和，说他关注的也正是本体论。我们两个的兴趣和见解，十分投合，从时局到本体论，聊了一夜，好像刚开了个头。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们在大东北，他们在大西南，我们的思想感情竟如此相似，有时直相似到细微末节，殊可惊奇。
报到时见到苏国勋，他张罗会务，待人谦和殷勤，完全一个老大哥。又见到赵越胜，也是会务组的，手里正忙着分类文件，“朱正琳啊，听说过”，扭身他去，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人说，赵家是当部长的，一向傲慢，能跟你打个招呼就是给脸了。再后来和他成了朋友，知道他有时的确不给人面子，但并非因为他爹是部长。
我和朱正琳在简报组服务。会议上念的那些论文，自然没有一篇提得起精神，只是为了编简报，不得不把这些论文读上一遍，顺手写个摘要，再时不时到会场转上一圈，此外，就是缩在宿舍里说话。认识朱正琳一年，他一直沉默寡言，话匣子一打开，无比健谈，从恋爱到入狱，从小说到哲学，感受和思考裹着传奇的经历奔腾而来。又一个传奇人物。和那个时代最富传奇的人物比，他的经历未见得惊人，但这些经历所引发的感受和思考，让我深为感佩。从我这方面说，几年来，在深刻的问题上几乎无从与人交流。这几天开始，很多年里，和朱正琳最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处交流。
苏国勋、赵越胜就算认识了。他们带了另一个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徐友渔，要会会朱正琳。徐友渔也是个心高气傲的，只因对朱正琳格外钦佩，才会屈尊前来。赵越胜和我们第一次见他全不一样，热情周到。原来，在赵越胜的世界里，人只分成两种，一种是他认的，一种是他不认的：不认你，你就是天皇老子，他也一副傲慢无礼的模样；认你，他就心扉洞开，不存半点儿世面上的矜持。朱正琳一开始没表现出多少热情，对高于子弟、对大都市人、对知识精英，他有所保留。但在赵越胜、苏国勋煽呼之下，年轻人寻求共鸣的火种很快被点燃了。我们所经的时代，是那么黑暗；我们面对的中国，千疮百孔，让人愤怒，让人忧虑，让人急于改变；我们读过相同的书，有过相同的激动和感受；我们思考着相同的问题，唱着相同的歌，抱持着相近的理想；我们都是年轻人，中国，中华文明，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重建。火花碰撞，大火燃起，我们共度了几个异常热烈的日日夜夜，不过几天，差不多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另一些年轻人也来掺和，其中有赵越胜的一个好友，社科院科研处的魏北凌，聆听我阔论自己的哲学和理想，微笑着提出一两个疑问，我只当是在启蒙一个外行，后来成了好友，对此君了解深了，才知道这个马上要在官场上腾飞的大个子的小干部是在冷眼旁观这群狂热的书生。
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一位上一辈学者发言，开场白说，存在主义他没读过多少，接下来滔滔不绝把存在主义大批了一通。朋友们撺掇，我做了即席发言：既然没读过多少，那就先回家去多读点儿，读懂之后再决定怎么批判不迟。做了这个开场白，接着大讲了一通海德格尔哲学。这一代人大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登上学术舞台”的。我们是人微言轻的后学，但自视不凡。在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领域，我们确有优势，这一领域多年来一直是禁区，年纪大的学者不一定比我们知道得多，而且在接受、领会方面多半不如我们。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几个仍在热烈交流，眼看曲终人散，众人商量着今后的聚会。除了在场的几个将是基本的聚会者，我提出邀请胡平。北大哲学系和我哲所本来是极近的亲戚，但那里的研究生我不认识几个，唯对胡平钦佩有加，时有往来。徐友渔极表赞成，原来，早在四年的时候，他和胡平已是相知多年。
聚会的地点落在我家。朋友中，惟我有个独立的窝，二十几平米，算不上豪宅，但比宿舍宽敞多了。就是远点儿，在颐和园北三公里的黑山沪，远点儿也好，省得惹人耳目。
从那时起到我出国的两年里，大约每个月我们就聚会一次。常来的还有嘉曜、洪汉鼎、何光沪。后来王庆节、甘阳也成为主要的参加者。我的另一些朋友，刘建、阿坚、于洋，不是学术中人，来黑山沪玩，碰上了也混在一起。朱正琳带来王蓉蓉、孙肖斌，庆节带来刘全华和王炜，胡平带来张隆熙，越胜带来郭建英，或者哪个“爱思想”的妙龄女郎。于洋的哥哥于基也来过两次，他话说，一帮年轻才子，黑山沪运河边上，东倒西歪，有的在79JL存在什么主义，有的在什么救国什么自由，有谁往河里扔了个石子儿，都起来了，赛着谁水漂打得多，比谈存在什么主义起劲多了。话一正经于基就不好意思说出口，偶尔正经一回．说，那时候看到这帮年轻人，觉得眼前一亮。
有的聚会有个专题，越胜讲马尔库塞，友渔讲当代分析哲学，我讲存在主义。但更多的时候，没什么专题，大家关心什么就谈什么，而天下没有什么是这些年轻学人不关心的。满堂才俊，常常妙语叠出。友渔这样说到官方的宣传品：多不人道呀，老百姓本来就傻，还这么骗人家。胡平分析中西自由观的异同，越胜插话道：四IULN么多哕嗦，就一句话，西方人讲自由，中国人讲自在。可惜我记性不好，听过什么，几天就忘了。
盘道之余，也有几次商议着做点儿着形迹的事儿。当时有一套丛书，叫作“走向未来”，是年轻一代第一拨挑头主编的丛书，眼界新，影响大。越胜建议我们加入。有热心的，有不热心的，没弄成。越胜为《国内哲学动态》组稿，在他眼里，懂哲学的都在黑山沪了，我们几个发表一个系列的论文，中国就开始有哲学了。我把被毙掉的硕士论文提纲改了改，题名《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发表。此后有朱正琳写的布拉德雷，徐友渔写的罗素什么的。新启蒙方兴未艾，我们也贡献了几块砖头瓦片。我们商量着组织翻译一套西方现代哲学名著，商量着每人写一部专著，都没下文。直到后来在甘阳的组织下，谈论不再总是谈论，成就了一番事业。
这些快乐而有益的聚会!在青春已悄然辞别的时候，仍像年轻人那样热情洋溢，契阔谈燕，本来已是乐事；何况黑山沪座上客尽是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在这里找到了情趣相投的伙伴，更是难得。这些人之间，有亲疏之别，但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子，这几个那几个，很多年后，仍是最近的朋友。我们将很快没入成年，在那里，友谊的机缘要稀少得多，友谊的浓度也往往浅淡不少。
阿坚在世民那里认识竞马，介绍给他当时走动最勤的一圈朋友。
这圈朋友到京郊一个水库去玩。那时候三十啷当岁的人，都和大孩子差不多，一个个意气风发。夏夜在水里游上一两个钟头上岸，兴致更加高昂，也不管竞马是个客人，不管他推辞，硬要他唱。本来在水边，三三两两有说有笑，歌声一起，湖山一下子静下来。朋友中并非每个都是美声鉴赏家，我自己更是外行里靠外的，但两三曲后，竞马那内涵丰富的歌声让每一个都入迷了，越胜更是舞之蹈之，当下断称竞马是世不二出的天才。按说，野外，没有乐队伴奏，美声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我当然得承认，在声学专家设计的音乐厅里，由高水平的乐队伴奏，面对锦衣宝饰的淑女雅士，专业歌唱家才能极尽其一声一顿之妙。但我常会觉得，在七八友人间，应兴而起的歌声，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知音去领略声乐本身的精微曼妙，我们闲坐一边的人，把歌声混在夜空的深远，混在友谊的酣畅，混在波影风色里一道听了。
竞马成了大家的好朋友。我回美国去吭哧功课，只能从朋友们的来信中遥聆那些始终响着歌声的欢乐聚会。与竞马走近，是几年后在纽约。纽约人来人往，闹闹哄哄，但没有二三从相近情趣中长出来的老朋友。竞马初到美国，朋友也不多，于是我们自然走动得多些。那时我和S女士同住，她待人厚道，却不是主动热情的那一类，惟对竞马格外，愿意烧几个菜，把竞马请来，看他狼吞虎咽吃干净。愿意绕个大弯子，接了竞马一同到长岛的海滨。绵延无尽头的沙滩上，入夜几无游人，我们分散了各自走，各自想天南地北的事情，一会儿聚到一处，竞马讲他的童年和少年，讲我们共同的朋友，讲他们好玩的事情。他的摹仿才能是超一流的，把老朋友在酒桌上的情态谈吐一个个学出来，生活的场景就变得没有一个不可笑可喜。也有忧伤的话题：眼下的不得志，未来的渺茫。
那一段听过几次竞马唱歌，场合都不对，他唱得也敷衍。只有一次比较正式。住在新泽西的一些豪族轮流在宅第举办小型的音乐会，这一次邀请竞马，竞马邀请了我和S女士。
三五十听众，规模不大，听得很真切，听到了不少细节，感觉到一点竞马对几支名曲的深厚理解。演唱结束后都走到庭院里，贵妇名绅领着干干净净的少男少女逐一上前，热情洋溢，赞不绝口。得闲之后，竞马问我的感觉。我哪敢说什么，胡乱应说前两首歌好像声带没有完全打开。竞马竞感叹起来，说他其实投错了行，因为生的不是表演型的性格。演艺人士一站到台上，就会涌上表演的冲动。他不是，虽然他对自己的才分有十足的自信，从不感到紧张，但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听众，会感到迷惑，他似乎是来思索的，不是来表演的。多半要到两三曲后，自己完全被音乐带走了，眼前的听众消失了，声音才会完全自如。
我不知道这对竞马的演出有没有负面影响，但我的确觉得，竞马不是一个典型的演艺界人，他的歌声，即使在最高亢的音节上，也带着思索，我甚至想说，也带着沉思。后来有机会听到另一些男高音，在最高音部，有的声音比竞马更强壮坚挺，但没有再听到竞马那样浸透着所思所感的声音。
好多年没见到竞马了，也无缘听到他唱。听朋友说，他的艺术境界已更臻完美。由几个新老朋友张罗，由几个新老朋友赞助，国内近将为竞马举办几场个人演唱会。那当是一件盛事。盛会之外，不知竞马是否还愿意在几个友人中间，随意唱唱，不在意其中有我这样的牛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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