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裘示俭，羊车望幸
文/石岩磊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是啊，勤俭能够兴业，奢靡可以败家，晋武帝司马炎便是集二者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公元265年，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建立起晋朝统治。他在位初期，勤于政务，厉行节俭，推行法治，振兴经济。“焚裘示俭”便是当时晋武帝崇尚简朴的例证：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锦衣，司马炎令人把这件贵重的衣服在殿前烧毁，并昭示天下：从今以后不许再进献奇珍异宝。
公元280年司马炎灭掉东吴，从而彻底打破三国鼎立的格局，实现了大一统的夙愿。然而自此以后，他便开始耽于享乐，充实后宫即是突出表现。《晋书》中记载：晋武帝的嫔妃众多，有近万名粉黛，每天晚上到底要临幸哪个妃子，成了让司马炎十分头疼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妙招，就是晚上乘坐羊拉的车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车所停之处便是他临幸之地。有个聪明的妃子将羊喜欢闻的盐水洒在自家门前，因此她常常得到皇帝的宠幸。成语“羊车望幸”由此而来，用以表示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宠爱。
上有行，下必效，当时社会上奢华之风盛行，摆阔斗富成为豪门大户间的游戏，其中“石崇斗奢”最负盛名。石崇原是荆州刺史，靠抢劫外地商人积累了万贯家财，后来调到京城做卫尉时大肆挥霍，晋武帝的舅舅王恺也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两人彼此攀比互不相让。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屏障，石崇就做五十里的锦缎步障。一次王恺借来皇宫里高二尺的珊瑚炫耀，石崇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将其砸碎，扬言自己家里有的是，果然搬来六七株高过三尺的珊瑚作为赔偿，王恺这才自叹弗如。
司马炎对舅舅这种不端行径非但没有干预，反而如看大戏般听之任之，甚至暗中予以支持。这也集中反映出晋武帝已从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拓者，蜕变为一个纸醉金迷的守成人。与其极为相似的便是唐玄宗李隆基，他在创建“开元盛世”之后，也是纵情声色萎靡颓废，最终引发“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走向了下坡路。二人起先的自强不息是真，后来的自甘堕落也不假，“焚裘示俭”不是作秀，“羊车望幸”也非杜撰，两个人并不是戴着阴阳脸面具的伪君子，而是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的缘故。
在创业过程中，人们会打起精神戮力前行，心无旁骛地专注于目标的实现，从而身正影端鲜有不良嗜好，可一旦大获成功抵达胜利的巅峰，就会有种全身放松的懈怠感，甚而想加倍地弥补前期付出的辛劳，出现怠惰散漫的状况在所难免。可作为一国之君，也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放任自流，势必会造成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不良风气，最终凝结为戕害天下的毒瘤。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应该始于君主，否则会帝难为帝、国将不国。
西晋一浪高过一浪的炫富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因为上层氏族的资财都是从老百姓身上盘剥去的，他们极尽奢华便意味着，底层人民将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骄奢淫逸招来贪腐成风，而民不聊生必然使得国家根基不能稳固，西晋四世而亡与司马炎的前明后暗有着直接关系。他没有给子孙打好样，也为后来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使得汉民族走入至暗时刻。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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