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时，我办理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
在此之前，国籍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身为中国人，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
在此后的异国生涯中，我逐渐领悟到了国籍是什么：它让我在入境的时候可以走本国人通道，它允许我在中国长时间工作生活而无需担忧签证问题，它让我在异国他乡受中国大使馆的庇护……
当然，它也让我无论人在哪里，在某些关键时刻都必须回国办理各种繁杂的手续，也让有些国家欢迎我，让有些国家怀疑我。
国籍，这个依附在一本护照之上的无形之物，似乎拥有神奇的力量。每个人生来就有，而且无法选择。它像是空气，当你在本国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尽管你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它。而当你搬到另一个国家时，可以明显感受到：空气不一样了。
但我可能说错了，这个东西，还真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也并非无法选择。
2010年，我在泰国北部的清莱府。这里地处金三角，泰国、缅甸和老挝在此交界。如果你熟悉我，就会知道我对“界线”非常敏感。但凡边界处，都是很多既有概念的消解、融合、重组之处，是这地球上最有趣迷人的地方。
彼时的金三角早已脱离国人心目中黑帮横行、毒品泛滥的状况，虽并未彻底杜绝，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生活是十分宁静安逸的。
和Nat一样的泰国孩子很多（UNHCR）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Nat的，一个文静美丽的女孩子，在她就读的慈善中学里，她年年名列前茅。因为她是华裔，我曾认真地问过她：你想去中国上大学吗？
事后我就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她无奈地微笑着，如同大部分逆来顺受的泰国人那样，说：“我不能出国。”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国籍。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坐飞机。”她顿了顿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没有翅膀的鸟。”
Nat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无国籍人士，当时的我震惊于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并不知道我以后还会遇到很多。
泰国在东南亚属于经济较好的国家，很多邻国的难民会逃到泰国。华裔在其中也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他们主要是当年国共战争中从云南一路败退至缅甸的国民党孤军。由于协助泰国政府击退了缅共，他们在泰北山区获得了栖身之所，但泰国政府每年只给他们少量的入籍限额，大部分人都处于无国籍状态。他们被称为“亚细亚的孤儿”。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见柏杨的《异域》，以及刘德华主演的同名电影。
据帮助无国籍人士的NGO组织The Thailand Project估计，泰国的无国籍人士达到了两三百万。他们无法通过正式途径上学、看医生、工作和结婚，他们以一种不被世界看见和记录的方式活在一个灰色地带中，即使他们走了，也不会有任何痕迹留在这地球上。
更可怕的是，因为没有记录，也没有任何国家会庇护他们，无国籍人也成为了人贩子最大的目标。
我离开泰国后还不时与Nat联系，知道她得到了一个专门帮助无国籍人士的NGO的支持，还申请到了他们的一笔奖学金。为了参加授奖仪式，她第一次离开清莱，前往曼谷。她不能乘坐飞机，于是坐了一晚上的大巴。再后来，她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被清莱皇太后大学录取，尽管她还是没有国籍。
我们都愿意，或者说不得不，去相信事情会越来越好。
我之所以一直记得Nat，就是因为，是她让我认识到，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真的赤条条，什么都没有带来过，身份、权利和义务，都是后天被赋予的。
既然是被赋予的，就有人拥有得少，有人拥有得多。
2014年，我在瑞士巴塞尔和这样一家人居住过，他们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和两姐妹。
这是一个跨国家庭，爸爸是瑞士人，妈妈是美国人，他们曾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某一天，妈妈意识到美国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实在是有些可怕，他们决定搬回瑞士。
他们一家四口都拥有双重国籍，可以自由选择在哪个国家工作生活。在他们出国的时候，会考虑哪一本护照，即哪一个身份，对自己更有利。
据传，世上拥有国籍最多的人同时拥有八个国家的有效护照，我没有找到确切的信息来源，但有三四个国籍的人生活中的确不少见。
如果Nat，那个还在中学没有出过远门的Nat，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不仅有她梦寐已久的国籍，还不止一个，可以自由选择，她会作何感想？
多重国籍的伦理
当然，多重国籍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更好，更多的权利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他可能需要交纳更多的税，可能需要服更多的兵役，更日常一点的选择是，他可能在两国交战的球赛中纠结自己到底要支持哪一只队伍。
而某些特定的工作，比如公职，是不允许多重国籍者担任的。2017年澳大利亚国会发生国籍风波，15位议员忽然发现自己还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被迫请辞。作为最大的移民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移民或生于移民家庭。很多人因为生于他国或者因为父母的身份而自动获取了他国国籍，但成长在澳大利亚的他们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此事引得国会人心惶惶，议员们纷纷回家核查自己的国籍状态，国会一度兵荒马乱。
想想如果是你，一直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为这个国家奋斗半生，进入国会成为了议员，却忽然因为一个自己从未意识到的国籍身份而不得不辞职，这真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人生悲剧。
陈天玺
如果说大部分无国籍人士都悄无声息地在生活的话，陈天玺绝对是个涅槃式的人物了。
她的故事要从父辈讲起：父亲祖籍黑龙江，母亲祖籍湖南，于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迁居日本。1971年，陈天玺降生，成为家中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出生在日本的孩子。
1972年，陈天玺1岁，中日邦交正常化，相当于日本间接否认了中华民国，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陈氏一家面临着必须在中日两国中二选一的局面。父亲因为当时中国情况不佳不同意加入中国国籍，母亲因为敌视日本不同意加入日本国籍，最后全家人索性登记成为无国籍人士，陈天玺开始了她长达31年的无国籍生涯。
当年，有超过两万在日华侨面临同样境遇，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归化日本，只有少数人做出了陈家人这样的选择。
惊闻自己无家可归的绝望
在电影《幸福终点站》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男主从祖国飞往纽约途中，祖国发生政变被推翻，他的护照因此失效，无法入境美国，也无法回国，被迫滞留机场生活了9个月。这个故事或许荒谬，但对于陈天玺而言却并不陌生。
21岁那年，陈天玺跟父母从日本出境去菲律宾参加华侨聚会，回程临时决定入境台湾，原本就是台湾人的父母可以入关，但出生在日本的陈天玺则被告知，由于她没有事先在日本申请“回台加签”，必须立即遣返日本。然而，遣返日本后，因为她也没有日本国籍，即使她在日本横滨住了21年，仍然被拒绝入境。
“海关说我的‘再入国许可’逾期了还跑出境，所以无法再入境。我傻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台湾进不去，日本也回不去，刹那间感觉自己像是灰尘似的。”
海关也很无奈，之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最后让陈天玺花了3000日元，当场申请了“单次再入国许可”才放行。
这件事给陈天玺带来的触动是巨大的：“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到底是谁？”
自愿选择成为无国籍人士的陈氏一家不是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陈天玺自幼就被送去读美国学校、日本学校、横滨中华学校，让她熟悉三种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辗转于不同的文化之间，难以想象陈天玺从小经历了多少次对自己身份的质疑。有一次当她在图书馆翻到中日战争史料集，看到日军残害中国人的照片，哭着跑回家质问父亲：“为什么把我生在跟中国人为敌的国家？”
爸爸却抱着她说：“生活在这里，是为了要超越历史。”
这是陈天玺第一次意识到国家与身份之间的矛盾。而在往后的岁月里，对身份的考验无处不在。
在日本高中，她因为中英文太流利而成为异类；大学毕业去香港留学，大家又当她是日本人，夸她“中文真好”；之后去美国留学，本以为在开放的移民国家会自由自在，放下包袱，没想到更容易被人问where are you from，这是一个本来就困扰着她的问题，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身份特殊，成绩优异的她数度失去拿奖学金的机会，甚至在纽约申请联合国总部职位的时候也因此被拒绝，“联合国不是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吗？竟然包容不了无国籍者。”
从1岁起就困扰自己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勇敢面对吧。陈天玺决定索性将“无国籍”作为自己一生的研究课题。
1999年，她成为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正式把“无国籍”纳入研究重心。2001年她进入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完成了自己的处女座纪录片《无国籍：我的祖国在哪里？》。现在她已是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教授，仍旧在以”无国籍“为主题进行研究和创作。
尽管已经看开“无国籍”这件事，作为一个经常往返世界各地的学者，无国籍的身份给她的工作造成了非常多的麻烦。为了方便，她在2003年选择归化日本。
母亲却看不开，跟她冷战了一年多。
陈天玺的先生是日本人，但她坚持让儿子陈天启保留自己的中文名，并且希望他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谁。“我想让更多日本人知道，拥有日本籍未必就是所谓的大和民族。国籍定义过时了，应该刷新思考，不应该再拿国籍来框限人，我就是我，不管如何框限，我可以fit in，也可以不要fit in。”
2009年，陈天玺成立了NGO组织“无国籍网络”，以让有着相同处境之人，有途径求援和互助。她帮助了很多无国籍人士入学、结婚、甚至取得国籍。她希望让大家明白，没有必要因为无国籍就感到自卑，即使无国籍也同样可以抬头挺胸活下去。
在边界间游走，与不近人情的制度博弈，陈天玺却始终记得生命中那些珍贵的片段：跟爷爷奶奶的请安，家人对自己的关爱，那些在自己帮助下得以追寻自己的梦想、与心爱之人结婚的人的喜悦……她说：“人的寄托不在充满矛盾的国家和制度，而在于满满的爱。”
参考阅读：
陈天玺纪录片《无国籍：我的祖国在哪里？》
陈天玺一席演讲《无国籍生存》
WIKIPEDIA词条：Statelessness，陈天玺，2017–18 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eligibility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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