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法官
作者: [日] 中里成章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译者: 陈卫平
出版年: 2014-3
页数: 242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1855084
前不久看了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四集电视片《东京裁判》，以荷兰法官勒林的视角叙述东京审判。引起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兴趣，就买了几本书来读。NHK电视片中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印度法官帕尔，他认为所有甲级战犯无罪，写下的异议意见书比判决书还长。
由于其东京审判异议意见书以“日本无罪论”之名出版，帕尔法官在战后日本被神话化，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右翼复兴起了重要作用。本书介绍帕尔生平及政治观念，对他何以形成其异议意见做了分析，并对其意见书本身作出中肯批评。
东京审判既为一政治审判，帕尔的异议意见书也出于其政治立场。帕尔的出生地是东孟加拉，作为印巴分离独立的结果，东孟加拉成为了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对英国的愤怒，反映在帕尔意见书中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严厉批判。在殖民地社会，法律精英是高度西方化的特权阶层，显示出保守倾向并不足怪。帕尔可定位于拥有中间偏右政治倾向的法律界人士。
九一八事变之后，印度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民族主义者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对中国寄予同情。而在加尔各答的保守乡绅中，却有一种轻侮弱国中国，赞美强国日本的气氛。帕尔意见书写道，倾向于认为日本有出于“自卫的需要”，是“出于善意的决定”，断言满洲事变不属于侵略战争。
1941年，日本攻陷新加坡，俘虏了约6.5万名印度官兵。因印度未被列入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尚无入侵印度之计划。于是日军萌生一个构想，将被俘印军整编为印度民族军，配合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印度独立而战。日本还帮助寻求德日帮助对抗英国以实现印度独立的印度人士，成立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1943年10月）。虽然日本不过将印度民族军视为傀儡军队，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民族军受到欢迎是自然的。
帕尔在法官同事中的唯一朋友、荷兰法官勒林回忆说，帕尔的立场是，认为日本推进的战争是亚洲最初的解放战争，不能认为是侵略战争。帕尔还表达了对日本“八纮一宇”说法的赞赏。而现在日本的国语辞典对该词的解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证明海外侵略的正当性所用的口号。”
帕尔的主张是，盟国主张侵略战争是犯罪，谴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但是，自己不也是不断进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从而建立了殖民地帝国吗？在废除殖民地统治之前，被压迫民族拥有“以战争及其他武力自助”，就是诉诸独立战争的权利。先来的强盗无权审判后来的强盗，这就是帕尔的逻辑。
所以，帕尔与日本军国主义站在同一条线上，审判中帕尔的中心课题就是运用老牌律师的辩论技巧，为被告人作出无罪论证。在审理期间，帕尔对被告表现得极为恭谨，就座前一定先向被告行礼。帕尔后来说，“被告都是日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的领导开启了东亚解放的源头，从这一意义上我向他们表示敬意。”读过此书，我的感觉是，帕尔曲意为日本战犯辩护，已到了违背作为法官的良知的地步。
帕尔上任一个月，就迅速表示了赞同被告辩护人的鲜明态度；不到两个月，他就告诉法官同事，自己正在准备独立的异议意见书。
帕尔在律师生涯中主要办理所得税法业务，对国际法并无研究，他是从东京审判时期起真正开始学习国际法的。帕尔意见书与辩护人高柳贤三的最终辩论主张多有类似之处，有相当多的引用。帕尔承认辩护人的动议，即东京审判属于基于事后立法的不正当审判；无法证明存在全面的共同阴谋，因而，全体被告无罪。
帕尔提出，日本的表现不过是效颦西方列强近代以来的所作所为。对在有关法律程序制定完成以前，能否处罚“破坏和平罪”表示怀疑，认为为时尚早。同时，帕尔列举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及英军重新占领印尼的事实，严厉批判大国在引进“破坏和平罪”的同时，继续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实与自己标榜的理想背道而驰。
关于破坏和平罪，帕尔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时，通行的国际法不认为侵略战争属于被处罚的犯罪。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保留了自卫权。在帕尔看来，自卫战争的解释权完全在当事国自己手里，只要是主观上感觉受到威胁，就可以发动自卫战争。如此一来，区分自卫战争与侵略战争的客观标准将不复存在。
帕尔对“反人道罪”持有非常消极的见解。帕尔对体现虐待或屠杀事实的证言或证据，持极为怀疑的态度。他似乎认为多数的残忍事件都不过是政治宣传的结果。在意见书论及“南京大屠杀”时，对证词和证据的价值提出怀疑的部分，帕尔插进了一个“奇怪故事”：一战中英国散布谣言说，德军士兵将敌军士兵煮熟当作猪饲料。
纽伦堡判决认定犯下国际罪行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具体的个人，国际法如不处罚个人将无法获得执行。确立领导人个人责任的原则，显然可以成为反战和平运动的武器。这种个人责任原则，不仅在现代社会拥有重要意义，也可以找到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接合点，然而帕尔坚持领导人在国际法问题上不负有任何责任。
即使是战争犯罪的事件已被事实证明，对于指挥官责任，帕尔仍以没有发现可以问罪指挥官责任或不作为责任的证据为由，作出无罪的结论。南京大屠杀的指挥官松井石根在得知发生屠杀后，曾两次指令部队换防，大屠杀长达六周，仅仅这种所谓“措施”，就让帕尔作出“没有任何线索说明这一手段是非诚意的”判断，认为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帕尔对南京事件的言说，其中心内容是攻击重要证词的可信性，包含了日后为南京事件争论开启历史修正主义之路的萌芽。
与一般印度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同情不同，帕尔对中国的态度是轻蔑的。在帕尔看来，日本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的民主国家，而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绝望的破产国家，所以，能否适用于国际法的保护，是极为可疑的。而正是国共合作，诱发了日本以华战争。帕尔还将中国的抑制日货一概斥责为“国际社会的非法行为”。帕尔反共，他认为存在与共产主义作战的“干涉权”。只要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作战，中国就是既无主权也无自卫权的存在。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也没有问题。
帕尔是殖民地政府指派的，实际上，帕尔并不符合总督府挑选法官的条件，阴差阳错之下成了法官。审判拖延了很长时间，原计划半年，实际拖了两年半。期间帕尔法官曾请假回国，也曾萌生去意，但最终留了下来。东京审判开庭466次，帕尔缺席高达109次，几近四分之一。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强调他的意见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印度政府的态度，表明了急于与帕尔撇清关系的态度。
也许可以把帕尔视为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观照下对西方批判的先驱者？其实不然，因为帕尔仍固守19世纪西方法学思想，在这一点上，他比西方学者更西方。
由于其东京审判异议意见书以“日本无罪论”之名出版，帕尔法官在战后日本被神话化，对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右翼复兴起了重要作用。
东京审判之后，帕尔共三次访日。第一次是在1952年10月，此行帕尔会见了许多战犯以及他们的家属，这表明访日目的之一是慰问战犯和推动释放战犯活动。1953年9月至11月，帕尔第二次访日，主要活动是讲学，比较冷清。1966年10月，帕尔第三次访日，回国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此次访问的意义有两点：第一，对报纸、电视、杂志、学者、大学教师、政治家、官员、战犯遗属、原军人、右翼进行总动员，将帕尔的形象，即为了真理和正义，不屈服于美国强权的硬骨头形象，深植于日本民众的意识之中。第二，帕尔接受了天皇颁发的勋章。这实际上是为天皇免去战争责任正名。这样，可以认为帕尔就此被日本的保守体制完全收编。
帕尔意见书直击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伪善。战后，日本以岸信介为代表的右翼势力重上舞台，但不能不选择亲美之路，已经无法再以反美民族主义的面目公然出现。他们借助帕尔，曲折吐露反美的感情，由此获得一部分民众的共鸣。
在日本，帕尔的纪念设施有五处之多。其中，靖国神社的帕尔雕像是那里独一无二的外国人像，立于游就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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