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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的我,不想成任何人的负担

轮椅上的我,不想成任何人的负担

作者: 全民故事计划 | 来源:发表于2018-11-29 11:10 被阅读64次

    刘军看到我,诧异得很,“你怎么还过来,不应该带着钱跑路吗?”我没好气地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他笑了起来,说,“像。”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20个故事  

    我是在采访时认识刘军的。他是一个年轻的残疾人。

    当天是512助残日,小组同学约好在火车站拍作业。到火车站时,上午十点。同组的几个成员对这个题材的作业显然提不起劲。五月的太阳晒得人都酥了。我们转了一圈,拍一些画面,准备回去交差。

    到集合地点时,我注意到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他坐在轮椅上,尝试几次想上一个台阶,临到最终,都从半截上跌下去。像卡住的齿轮。

    我走过去帮他推上台阶,年轻人连声跟我道谢。刚答谢完,他又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地下台阶。我以为他是在跟来往的陌生人开玩笑。

    他却说,“别介意,这是,我每天的娱乐。”

    “所以,你,不想上去?”我不自觉地学他的口吻。

    “我说话,慢,但不傻。”我被他逗乐了,干脆坐在台阶上跟他闲扯。

    他说他叫刘军,在火车站逗留三个多月了。几乎每说一两个字,他就会停顿一下,头总是向左偏过去,眼球猛烈颤动,双手也止不住地抖动。

    很快,他发现了角落的镜头,不再说话。我解释说是学校的作业,不作商用,也不会外传。他依旧固执地用手指着它。较真的神情像个孩子。

    “关掉吧,之前的素材差不多够了。”我冲组员招手,他们走过来,目光聚集在我俩身上,有一个组员递给我两瓶饮料,我给了刘军一瓶。

    “我跟这个帅哥聊会儿天!”我朝他们招手,示意他们回去。当时我很想做一个救助所的报道专题,觉得刘军是一个突破口。至于是否能说服他,我心里也十分忐忑。

    等人走后,刘军让我帮他推到树荫底下,太阳立在头顶,南方的中午渐渐变得炎热。我脱下外套,披在身上倒不觉得热。刘军穿着看起来挺厚的运动套装,四季通用,脸上已经开始出汗。

    虽然刘军看起来很瘦弱,但我没想到轮椅推久了,还是很吃力。经过上坡时,我躬腰压低身子使劲,一股味道迎面扑来。我没忍住,咳嗽了两声。刘军尴尬笑了笑,说他快一年半没洗过澡。我本想揶揄他,想了想,忍住了。


    刘军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皮肤白皙,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不细看,察觉不到他是一个流浪汉。

    我们到树荫下后,我本就干瘪的肚子,使完劲后更加饿了。正好碰到吆喝卖盒饭的。我买了两份,问刘军想吃什么,他说他不挑。吃饭时,刘军吃得很慢,手一直在抖,好几次筷子都掉在裤腿上。

    饭还剩一大半,他就没再吃了,默默看着我吃。我以为是盒饭不合他胃口,又觉得他实在有些挑,心底嘀咕,有的吃就不错了。

    等我吃完后,我伸手准备将他的饭盒一起扔掉,刘军把手压在上面,冲我摇头,“晚上还可以吃的。”说完他有些难为情。坐在轮椅上的他,没人帮助就很难上厕所。所以他每天进食很少,基本只喝点水。

    为了感谢我的午餐,刘军提议请我吃冰淇淋。我推却不过,嬉皮笑脸地伸手向他索钱。刘军戏谑地看着我,“钱都在我裤裆里,你不嫌脏?”

    我的脸瞬间涨红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外面流浪一年多,他的手机、钱包、换洗衣服,甚至脚上的袜子都被偷了,只能想出这么个藏钱的方法。

    他慢吞吞地伸手掏裤裆,我避开眼神,他一边掏一边说,“后来我不睡觉了,只要一睡着,身上的东西就会被摸走。有一次,我熬了两天,实在顶不住,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扒我裤子。我冲他破口大骂,那个人也被我吓到了,推了我一把就跑了。明明轮椅就在我边上,费了四五个小时我才爬上去……”

    听他说完,吃冰激凌的心情也没了,虽然我算是一个自来熟的人,但面对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我不知道该不该在听到他的遭遇时,假装熟识地安慰他。

    现在刘军知道其中的门道。哪怕流浪汉、乞丐,这些看起来流动性很大的人群,也有自己的小团体。在火车站的这段时间,刘军学会跟人结伴,每天晚上轮流睡觉,就算遇到人欺生,找墙角的老头说一声,也能把东西找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去救助站?”我表露出自己的目的,终于顺台阶地说出口。

    刘军又缩回礼貌而抗拒的姿态,没有回话。


    跟刘军道别时,他已进入半瞌睡状态,压根没搭理我。我想着拍救助站的纪录片估计得黄,有些不舍,步子也慢了一些。

    “你明天,还来不来?”刘军突然在我身后发问。

    我回头看他,他继续说,“你来,我们做个交易。”

    我几乎是飞快地奔向去公交站的,内心一片雀跃。等我快跑到公交站时,我突然刹住了,刘军应该在我身后看着我,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你不能在一个不能走路的人面前奔跑。”

    第二天,我下午没课,按照约定时间来到火车站。刘军又在做他的“游戏”。

    我们达成一致,他帮我去救助站走一趟,偷拍点素材。之后我再接他出来,帮他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这就是他说的交易。

    “只一点,”刘军告诫我,“你不能拍我,我不想,出现在镜头里。”

    我向他保证,他想了很久,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拨过去时,对面的声音有些疑惑,提到刘军,那头惊诧地叫出声来。随即电话被一个男人夺过去,对方有些语无伦次,“小军?小军在哪!”

    我开着免提,刘军的反应异常淡漠。他让他父亲打一万块钱到我卡上,帮他添置新手机,再买一些换洗衣服。

    钱很快就收到了,我让他在火车站等着,我去取钱。

    作为一个穷学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现金。我胡乱装进书包,两手紧紧抱着,一路跑回去,生怕被人抢劫。

    刘军看到我,诧异得很,“你怎么还过来,不应该带着钱跑路吗?”我没好气地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他笑了起来,说,“像。”

    我选了火车站附近一家不小的商场,进了商场,我推着刘军在行人中穿梭。他左看看右看看,眼睛都不够用了。我只好尽量推得慢些。

    买衣服前,我问刘军,多高的尺码适合他。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回道,“高三那年我178,现在应该长高了吧。”我不置可否。

    为了减少排队换衣服的时间,我们进了一家人少的男装店。营业员误以为我俩是情侣,看我们的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怪异。年长一点的店长过来招待我们,口口声声地称你男朋友适合这件,适合那件。我懒得解释,刘军听到不再看我,也不回应店长的询问,脸上烧得绯红。

    我没有选店长推荐的那几款,挑了几件价格实惠的,店长看起来有些不高兴,撇下我们,假装要去招待其他顾客。

    我推着刘军准备去试衣间,心里开始犯难,寻思着店里除了店长其他都是女生,到底要不要开口让店长帮忙。刘军似乎察觉到我的窘迫,按住了轮椅,说,“不试了,买了直接走吧。”

    从店里出来后,刘军的脸色恢复平静,我也松了一口气。出了商场,刘军说,“你帮我开个房间,有浴缸的那种,我要洗澡。”

    酒店的一次性牙刷质量很差,刘军抖着手使劲捉住牙刷柄,笨拙地往嘴里捅,只听到牙刷柄“咔”的一声断了,殷红的血从嘴里流出来。这一幕被刚从楼下买完毛巾回来的我撞见。

    他旁若无人地缓缓放下剩的半截牙刷,仿佛它的重量足够压垮梳妆台,吞了一口水,又缓缓吐出来。我走过去帮他脱掉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内裤,我半抱半扶着他到浴缸里。他脸上带着愧疚,嘴里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

    当热水浸泡他的整个身子后,刘军忽然垂下头,佝着背,双手环住膝盖,身体微微在颤抖。他很瘦,裸露的脊椎骨看起来像一排珠子。

    “你出去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喉腔里已经带着哭腔。

    我把水龙头打开,走出卫生间掩上门,又走到房间的另一角,离卫生间最远的位置,打开窗户。楼下的街道在堵车,汽车发出一连串鸣笛声。即使这样,我还是听到了刘军在卫生间里极力掩饰的恸哭声。

    刘军以前是不坐轮椅的。

    他说他喜欢打篮球,会玩滑板,上课总偷看金庸的小说,父母从不苛责他,家里还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这种快活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三那年,他摔了一跤。

    那天下午跟任何一个下午般稀疏平常。下课后,刘军抱着球往操场跑,招呼球友们“来一场”。在路上,他摔了一跤,球跌出去老远,球友们当时还朝他哈哈大笑。他双手撑地,来了个漂亮的鲤鱼打挺,大家来不及喝彩,他又摔倒了。

    他的身体一贯不错,平时连感冒都很少,他以为是没休息好,毕竟头天晚上还熬夜看小说。为此,晚餐时他还特意给自己加了鸡腿。

    但刘军摔跤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他一脚踏空从楼梯滚下来,摔折了胳膊。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脊髓小脑萎缩症。”

    这是一种家族显性遗传神经系统疾病。刘军的父母坚信两个人的家庭都没出现过这种病例,一定是误诊。后来,去医院检查的次数越多,获知的信息越糟糕。等他们彻底接受这个结果时,刘军已经无法站立走路。

    刘军对身体的主控权,是一点点失去的。从一开始走路摔跤,到摇摇摆摆,最后完全无法站立,只能靠轮椅代步。他没办法清晰地发音,控制不了自己的音调,手也抖得厉害,失去了书写能力。连自己最喜爱的小说,他也没法读,只要一看到字,就头晕得厉害。

    病后的他,性情大变,有时候无缘无故地暴怒,冲着空气大吼大叫,扔东西,用头撞墙。母亲死死抱住他的头,手背全蹭破了。等事后情绪平稳了,刘军又会愧疚不已。

    父母为了避免他看到自己病后的样子,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砸掉了。家里的自行车、滑板和篮球也都被藏起来。餐桌、洗手台、书桌全都换成低矮款,楼道改成斜坡,每一面墙壁都装上扶手。一切生活都以他为主。

    学校也不能去了,刘军每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一开始还有朋友跟同学来探望他,后来只剩下他自己和坐在客厅里随时待命的母亲。

    家中开始频繁出没各种做理疗、针灸的中医,刘军大把大把地吃药,同时吃下父母从全国各地搜集的各种偏方。最绝望的时候,父母到找各个地方的寺庙,一家一家地捐钱。。

    “病久了,再科学的人,也会变迷信。我爸妈听信童子尿做药引的方子,让我喝了整整一年。妈的。”骂完他又不好意思地笑笑。

    洗完澡,我帮刘军换上新买的衣服,他看起来清爽许多。看向镜中的自己,他收了笑意,喃喃自语,“要是喝尿吃屎能好,再恶心我也会吃下去的。”

    “等我病好了,到时每天骑自行车,脚上绑两个沙包,跑步,练成钢铁飞人,哈哈哈……”刘军的神情满怀憧憬。

    说了很多,刘军也没有告诉我他流浪的原因。也许是受不了和家人互相折磨的生活。他悄悄离家出走。从他的家到S市的距离是318公里,他花一年半才到这里。

    从旅馆出来后,我帮他买新手机。楼下的街道又恢复平静。我们互存电话号码,刘军忽然抬头问,“你存的什么?我想想,残疾人?”

    我把手机递给他看,他看到“轮椅哥”三个字时,脸上的神情有些模糊不清,欣慰中又带有一丝失落。

    一个星期后,刘军决定履行合约。

    我送他到城市的救助站附近和他告别,刘军推着轮椅费力朝大厅挪。看到有工作人员过来帮他,我才离开。他的身上只带一部手机,依旧藏在裤裆里。我们约好每天晚上十二点发信息。

    第一天,他告诉我,里边的饭太难吃了,每天两餐,全是清汤寡水的白菜、土豆。

    第二天,他告诉我,里边的人每天早上起来还要跑步,他只需在旁边看着。

    第三天,他告诉我,里边的一个女孩脑子有问题,来生理期也不知道,工作人员就让她穿着脏裤子。

    第四天,没有信息。

    我按捺住给刘军打电话的冲动,又等了一天。到晚上十二点,依旧毫无音讯。我打电话给他,关机了。

    第二天,我一早跑到救助站大厅找工作人员要人。对方表示,除非能提供户籍信息,让直系亲属跟他们通话,获得许可,并签署自愿放弃救助的协议书才行。我急了,说自己是他的妹妹,就是过来接人的。这时,刘军推着轮椅缓缓地出来了。

    我们离开时,大厅的接待员怒气冲冲地追上来,冲我们吼,“真把这当宾馆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我跟刘军对视一眼,忍不住笑出声。他拉我的衣角,可怜巴巴地说,“妹妹,我要吃泡面。”

    “好,给你加肠!”

    在救护站的几天,刘军几乎没吃什么。手机平时也不敢拿出来。寻求救助进去的人,私人物品都会被收起来,走的时候才给他们。他拍的东西要么晃得人眼花缭乱,要不就黑糊糊成一团。没有任何素材可以用。

    吃泡面时,刘军让我喂他,泡面实在太难夹了。他辣得吸鼻涕,额头上浸出细密的汗,吃着吃着突然说,“啊,这时候,再加一个我妈做的咸鸭蛋就好了。”

    “有的吃,有人喂,你还不知足!”我朝他嬉笑怒骂道。

    “那个蛋,双黄的,直冒油!”他陷入畅想,开始意淫,我也跟着咽了一下口水。

    刘军履行了他的承诺,我也要履行我的,接下来要做的,是帮他去北京。我本打算给刘军买机票,他执意要坐火车,说靠窗能看看风景。

    临行前,我买了控制癫痫的药和一些吃的。药他接了,面包和水,他说不要,上厕所麻烦。我执意给他,“总会有帮你的人。”他接受了,说想要再去洗一个澡。

    从酒店出来坐电梯时,我们遇到一个老奶奶,她笑着连连点头,冲我说,“姑娘,真不容易啊。”刘军乐得大笑。老奶奶转头又问刘军,“什么时候出的事,就算站不起来了也别放弃,这么好的女孩。”

    我百口莫辩,从酒店到火车站的一路上,我们都没再说话。

    进站后,我没法陪同他上车,联系站台的志愿者,请他帮忙推轮椅。刘军把轮椅转过来,面对我,说了很多次再见。每一次我转身,他都朝我挥手。我决意不再回头看他,再多的担心,路也是他自己的。

    “喂,你看!”刘军突然在后面大声喊。

    我转过身,他张开两只胳膊,按住轮椅两边的扶手,半弓着腰努力控制平衡,试图站直。尝试很多次,他终于摇摇晃晃地松开扶手,站了起来。

    忽然,他的身体猛然往前,志愿者惊叫起来,连忙夹着胳膊想扶住他,旁边的人纷纷看了过去。刘军摆摆手,推开志愿者,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好平衡,又一次站直身子看向我。

    “喂,你看我,是不是,挺高挺帅的?”刘军一脸认真地问。

    我点头,“嗯,现在应该有一米八了。”

    刘军走后,我把片子剪出来,来来回回看很多遍,一直保存在电脑里。

    有一次,他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他跟公园里的保安说有个当记者的妹妹,人家不信,非得证实一下。我让保安帮忙拍一张照片发过来。对着镜头,刘军一脸灿烂地笑。

    不久,刘军的病情加重,吞咽都困难,被家人接了回去,是保安帮他联系父母。他没法编信息,也说不了话。我打电话过去,只能听到话筒里粗犷的呼吸声。

    我自顾自地说话,跟他说今天去拍了一个地沟油的新闻,机器被人弄坏了,前几天兼职改做家教,比发传单赚钱……

    后来,刘军的父母经常在他的要求下给我打电话。病情缓和期,他口齿含糊地叫我妹妹,说一些简单的事,告诉我今天开心或者生气。我从图书馆里借各种名人传记,当做故事念给他听。

    有时候,我以为他睡着了,停顿一会,他又在电话那头催促我。我劝他乐观,劝他看书,以后医术发达可能会好起来,说到最后,我们都沉默了。

    后来我去电视台实习,工作渐渐忙碌起来,白天采访,晚上要赶稿。有一次晚上开会,我连续挂了他三个电话。临睡前看着手机,最终没有回复。

    那次挂电话,似乎成了一种无声的绝交申明。

    第二学期开学,我成了一名采访经验丰富的一线记者。有一天上课,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找我,看样子是刘军的姐姐。她打扮时尚,化着淡妆。我们在走廊聊天,她告诉我,刘军恢复得不错,问我有没可能毕业后去他们的城市工作,他们家里可以给我安排,这样方便照顾他。

    外面是露天花园,开满了金色的迎春花。我用沉默做了代答。

    她走的时候说的什么,我记不太清,当时塞给了我一个包裹。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咸鸭蛋。敲开蛋壳,双黄的,浸透了油花。

    没多久,刘军给我打电话,他含糊不清地一遍遍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跟他说,“咸鸭蛋真好吃,每一个都是双黄的,跟你说的一样。”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者欧阳十三,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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