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是幸运的——走在泰晤士河边时，时常感慨于岛国得天独厚的天然防御屏障。伦敦塔里完完整整地陈列着的历任君主的袍服和甲胄，博物馆的遍地开花，使人太羡慕他们抓住了大航海时代的机遇，作为鲜有的未曾经历外来入侵的国度存活至今，从而何其完整地保留了盎格鲁-萨克逊文化。
而欧陆难说幸或不幸。欧洲是开源的，因而也是复杂的。自欧洲祖先踏入这片土地起，四面各族的缠斗，频仍的宗教战争，尼禄和波拿巴们的野心与毁灭，终于在二十世纪初这个人类难以想象的野蛮时代攀上巅峰。而后铁幕之下的欧洲，俨然成了两股势力暗中博弈的主场。
是以我总想，大概能在欧洲尤其东欧，见到更多烽火的痕迹。我从昆德拉笔下认识布拉格，那个为极权而颤栗屏息的布拉格，那个敢于吼出“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乃至触及苏俄虎须的布拉格。我来这里，来寻找那些曾经的压迫与反抗、鲜血与变革，却惊讶地发现，这座我曾指望窥见冷战两极势力交锋影子的城市，自顾自地把历史切成两半：一半留下了维也纳治下的精致文化，另一半从九十年代一路走到今天，带着现代文明一脉自有的进步与平和。他们骄傲地展示着二十世纪前每个时代的市政厅与教堂，或巴洛克或哥特的古建筑、古王宫。市内唯一的不同风景，被冠以“社会主义博物馆”的，是一间集了几幅列宁斯大林画像的小小展厅，以此敷衍外国游客对不复存在的冷战那头的猎奇心态。钢铁洪流长达四十年的统治，好像是随二十六年前那个圣诞夜一起，在这片土地上，乃至在整个欧陆，不着痕迹地消失了。
我去了德雷斯顿，东德曾经的第二大城。他们极阔气地把茨温格宫作为城市花园开放，一边安静站着圣母教堂和剧院，历历数着这座城市中古时代的地位与文化的辉煌——半点不像现任沙皇曾为克格勃工作过的地方。它比布拉格坦荡，但同样选择了淡忘。
沉默和遗忘，都是人们面对历史时手里的选项，已死亡的苏俄政权也不需留下什么来证明存在过。面对一段不愉快的、连债主都不复存在的历史，刻意抹杀和无意遗忘都是皆大欢喜的选择。诚然有我这样的好事者，妄图从当代国民的静好生活中窥出一丝曾经的血痕，可毕竟游人喜欢的是漂亮古建筑与诗酒佳肴，让该留下的留下岂非最好的结果。
“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这样的话，大概只有德法两个欧陆上的庞然大物才有底气说。因其民族性而成为小国的小国们，其生存历史无异于一部夹于大国间的浮沉史。小国的生存困境，在政在文催生了一批或具“民族性”或重“世界性”的璀璨明星，在看客成就了取笑联合国的机灵段子。它们的存在，往往是作为大国地缘政治棋盘上黑白分明的棋子，或曰战略缓冲，或扶傀儡摄政。关于东欧历史的假设成为一种臆想——向西是马歇尔余毒未尽，向北是同源的苦寒孕育的斯拉夫红色军团，小邦的历史没有选择权，容不下这样的假设。昆德拉要唏嘘“一个小邦的作家，要么是民族的，要么选择成为世界的”,对历史和仇恨的宽容，或许正像这种世界性一样，是无奈的、无选择的选择。这就解释了何以他们毅然放弃被东亚各国用来团结国民运用到巅峰的手段——仇恨。仇恨在有价值时方始成其为仇恨，这实际无非是散逸到绝望反而显得玩世不恭的、小国的生存哲学。
这一浅显的遗忘，反而显得背后那个“生于不义，死于耻辱”的霸权虽然覆灭，却幸运得多。它死时有歌唱，死后有人凭吊，带着滚滚血色和钢铁洪流，作为这批人类在政治上走得最远也最匪夷所思的社会实践，和柏林墙一样永远地横亘在了欧陆中央。世界到底要不要感谢曼哈顿计划带来的这种危险和平？面对历史，遗忘和诉诸民族主义哪个更好？没有答案。一个更大的疑问是：灿烂的文化城邦布拉格，和死亡却终究无法被遗忘的苏联，究竟哪个会更快地消逝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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