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升米

很多年前，农民田少地薄，每年收入的粮食勉强糊口，但是再穷，遇到讨饭的叫花子，依然会慷慨地递上一碗稀饭，倒进叫花子肮脏的洋瓷碗里。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也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因为那个年代叫花子确实比农民还无助，除了遇到吃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没赶上饭点，就用一个木升，那种古老盛米的量器，四方有点斜坡的斗状，开口面积约成人两个巴掌并排的大小，约一个中指深，象征性地用木升的一角，铲一点米倒进叫花子肩上搭着的布口袋里。

那个时代，除了村长之外每个人都很穷，即使在80年代，每家每户依然每天早晚稀饭咸菜，中午米饭青菜，那些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菜里没肉少油，连鸡蛋也只有节日才能吃到，大家都饿的两腿无力，到了中午能吃上一顿硬实的饭菜，便是狂吃猛撑，小小年纪就把胃口硬给撑坏掉了。

一升米，是一家五口人两天的口粮，那时候的人胃都很大，平时都省吃俭用，原因是上辈子经历过三年XX灾害的长辈，对饥饿的极度恐惧感，迫使他们即使有粮食,也不敢放开大吃。

但是省下来的，慢慢积攒的那些血汗钱，也被全国土房改砖瓦房的热潮消耗殆尽，当然、这些农民刚刚用血肉换来的新房，不到十年后，便惨遭淘汰，全国兴起的进城购房热，又被他们的下一代再一次将他们的积蓄洗劫一空，三年小劫，十年大劫，年年、时时、处处遭劫，他们总是被洗劫的人。

某一天，秋收后农闲的时候，天气阴，微风，秋收后的粮食充足，地里的蔬菜长得很旺，吃过中午饭后的农民悠闲地在村里闲逛，只有少数勤快的人会匆忙地赶往田地，这种人总是很忙，就算冬天大雪三尺他也会冲进田地里去干活。

约莫下午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杂耍卖艺的班子，三五个人，他们是从北方来的，这里所说的北方只是靠北的方向，也许才距离三十公里，或更远一点。

一个男人微驼着背，满村打锣，一边打锣一边高声喊着“村门口来看把戏了，不收钱随便看，不收钱随便看了”，他一路打锣，反复重复着这句话，并拉长了话音。

很快，村里的妇女先围拢过来，然后是儿童，最后是那些慢悠悠提着烟袋的男人，他们背着手，把烟袋搭在屁股上。

男孩们很快占领了制高点，树叉上，墙头，爸爸或叔叔的肩上，还有蹲在围拢成一个大圆圈的最前面的那些小女孩，她们胆小不敢爬高，骑在爸爸的脖子上又很不雅。

妇女总是挤在前面打闹嬉笑着，难得的一次热闹，中年妇女们笑声很大，有些带着毫无生气的淫荡语调，她们互相讲着荤段子，来调戏或辱骂背后那些偷偷动手脚的同辈男人，那些矮矬子妇女会像王八一样使劲伸出头，从人缝里挤进去看看开始没有，也直勾勾看着这几个远道而来的把戏人。

打了一阵锣，一个小丑一样的人，带着破旧搞笑的破帽子，嬉皮笑脸地讲了一段带点黄色的顺口溜，把这些妇女逗得哈哈大笑，她们笑得从那短小绷紧的衣服里露出肚皮来，那些新娶过门的媳妇捂着脸，害羞的从手指缝里偷看，笑的时候一定很小声地低下头把嘴捂进她那两个高耸的奶子里。

然后一个年轻人叫嚷着“圈大点，围大点，围大点”，甩手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翻跟头，那个动作一点也不流畅，但至少比村里微大一点的小伙子在草地上翻的跟头要好的多。

他来回翻了几圈，一边翻旁边有个人跟着节奏打锣，妇女们都张大了嘴，眼睛珠子跟着他来回翻动的身子上下翻转，他翻完了，大家还在木呆地看着，把戏人其中的一个带头叫了一声“好”，大家才醒悟过来跟着喊了一声“好”，喊的很突然，也很齐，主要是把戏人头带的好，也有那些迟钝的老妇女想了半天才喊出来，那些晚她一辈的妇女就嬉笑地指着她取笑，她也跟着哄笑。

然后，大戏开始了，一个戏班子头头模样的中年微老的男人，其貌不扬，他站在中间，拉出一个约莫十几岁的男孩来，拱手对大家说“各位乡亲，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双亡，没人照顾，我看他可怜，就把他收留在身边，待他跟亲生的一样，学了一点把戏，今天献丑，给各位老少爷们露露脸”。

说完拍了那孩子一把，然后过来一个黝黑壮实的男人，他一把把那个孩子揪着，对大家说“给大家表演一个大卸活人”，还解释“大卸”就是活生生把这孩子胳膊卸下来，然后装上去。

那个孩子从被他抓住后就开始叫喊“我不要卸胳膊，我怕痛”，那个男人像屠夫一样摁着他，那个孩子就越发挣扎，喊的声音更大了。

把戏人里面出来一个帮忙摁住他，他就拼了命的哭喊挣扎，围观的农民都傻眼了，不知道这是玩的那一曲子戏，大家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然后就是一声惨叫，那个壮实的男人把那孩子的胳膊生生给卸了下来，胳膊脱离了臼窝，瞬间就变型了，看起来胳膊像要掉下来一样，耷拉在那个疯狂哭喊的孩子肩上。

那个孩子痛的满地打滚，刺耳的嚎叫声把大家都镇住了，很快就有男人出来指责，那几个领头的男人先是对把戏班的那个头头好声地说“算了，算了，还是个孩子”，慢慢地有些妇女也牢骚起来，说太残忍，看不下去了。

那个孩子打了几圈滚之后，站起来给围观的那些妇女下跪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哀求，同时甩动他那快要掉下来的胳膊，妇女们又害怕又可怜他。

那个壮实的男人拿出鞭子，一边抽打那个孩子一边讲着道理臭骂他“那个学把戏的不是从苦里走过来的，我们像你这个年龄，比你吃到的苦还要多”他的鞭子雨点一样抽打在那个孩子身上，那些围观的农民似乎感觉自己也在被抽打一般。

那个把戏班子头头站在中间，掏出一张旧纸，打开给大家看，并解释说“这个孩子父母双亡，他家里亲戚村人都为他签字画押担保，以后跟随我学本事，死伤都由我”，大家似乎被这祖上传下来的行规给说服了。

但是这个戏班子头头长的没有生气，也不高大威武，说话的时候毫无震慑力，很快几个硬气点男村民就说话了“这样下去，恐怕胳膊要废了”，有的说“你也不能这样对他，毕竟他还是个孩子”，那个头头也不搭话，低头回避着，看起来就很怂。

妇女们一看，遇到一个怂的老男人，马上胆子大了起来，开始骂骂咧咧“妈的逼的，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怎么不把胳膊拧下来，看不痛的你满地打滚”，“狗种养的东西”，最后更多的妇女开始起哄，骂声一片。

那个孩子依旧嚎哭着满地磕头，他的哀求声感动了每一个善良的妇女，最后连那些木纳的农民也被感动了，他们一起声讨那个头头。

戏班子头头越来越怂的样子，最后无奈地说“那算了，你不愿受罪，我也不为难你，今天看在乡亲们的面子上，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是你要签字画押，说明是你不愿受苦自愿离开，以后饿死了我没有责任”。

那孩子跪在他的面前哭喊着发毒誓“我肯定不怨你，我去讨饭吃，饿死我跟你没关系，这些比我爹妈还要亲的大叔大妈都为我作证”，他这样拉近关系，瞬间让村民觉得这个可怜的孩子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亲。

村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多的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屈服权贵的血液，即使一个小小的村长，也让更多的村民吓得在他面前不敢大声喘气。

每年高额的农业税收，镇上或县里派来的干部，像土匪一样恐吓这些老实的农民，现金被搜刮殆尽，不够的就牵牛赶猪，连粮食也不放过，那些从他们手中抢夺将被赶走猪牛的农民，会被村长一脚一脚地狠命猛踹。

这些干部都会有着高大的身材，严肃的表情，一脸滚刀肉，眼神里带着凶狠和残忍，语气坚定有力，咄咄逼人，村民们见了他们，瞬间被他们的气场所征服，变成待宰的鱼肉。

一旦遇到一个没有威慑力的人，甚至有点怂，看起来也没有背景，又从远道而来，村民们马上就觉得，自己是比这些把戏人高出一等的人类，因为那些外乡人不可能欺负自己，只会被自己欺负。

鞭子抽打了农民几千年，他们习惯了承受，一旦发现持鞭子的人失去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奋起反抗了。

那个壮实的男人给孩子的胳膊接上去，胳膊恢复了正常，但是那个孩子依旧不停的哭，他拿过来那个头头递过来笔，在众人眼前签字画押，他甚至需要用左手很别扭的歪歪扭扭地慢慢签下名字，因为右手刚刚被卸下过，他还依旧痛苦地护着那只受伤的胳膊不停地嚎哭。

把戏人丢给他一个大大的布口袋说“去讨饭去吧”，然后那几个把戏人就收拾了行头慢悠悠的离开了，留下继续嚎哭的那个孩子。

村民也慢慢散去，只留下少许妇女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指手画脚地说着闲话，她们都说着刚才的话题，离不开咒骂声讨那几个把戏人，更不忘同情这个讨饭的孩子。

孩子开始在村里每家每户讨饭，他的口袋很大，每家每户都深深地同情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的哭声激起了这些村民保护弱小的欲望，他们甚至觉得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会像他这样去讨饭，虽然很多村民的孩子比这个孩子的年龄要大很多。

刚开始的几家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心里激动不已，足足给这个靠在门边上嚎哭的孩子满满两升大米，白花花的大米，是不久前新收的稻子，饱满圆润。

这个孩子依旧嚎哭着，慢慢地他实在哭不动了，声音渐渐变小了，走到十几家之后，村民的情绪也慢慢冷落下来，更多的村民还是慷慨地铲了满满一大升米倒进他那大大的布口袋里，因为他们还是会为刚才的一幕而感动不已，特别那个孩子的哭喊声深深地刺激并唤醒了他们沉睡了千年的灵魂，或者是他给每一个人的磕头，让他们备受尊重，也更是对那个手持鞭子的愤怒，以及对那个怂包头头的反抗。

村里的小孩都跟在那个讨饭的孩子身后看热闹，那个讨饭的孩子每走一家，他们都围过去，看一看主家倒进他那大大口袋里白花花的大米，也好像在监督这些大人是否有吝啬的行为，他们只是孩子，只看热闹，不懂得同情。

孩子的眼尖，发现一个刚才出现在把戏人中间的一个男人偷偷老远地跟在那个孩子身后，躲在屋后房檐滴水的阴沟里，眼看着那个孩子的口袋装进了很多大米，快要背不动的时候，乘着大家不注意，就把那个孩子口袋里的大米，大量地倒进自己一个巨大的蛇皮口袋里，只给那个孩子的口袋里留很少一部分米。

然后那个孩子继续背着他的口袋去每家每户讨要大米，他实在哭不起来了，他的眼泪干了，只留下脸上两道脏兮兮的泪痕，他只在快到下一家人门前的那一刻，咬着嗓子牵强地假哭，哭得有气无力。

村民们依旧给他满满一升大米，他的口袋装满，又憋了，又装满，又憋下去。

这是一个有一百多户的村子，孩子们跟在后面，慢慢地跑累了，有些孩子被妈妈或姐姐喊回家去，慢慢地孩子们也散去了。

谁也不知道那个讨饭的孩子是什么时候离开村子的，但是村里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谈论这个话题，同情，咒骂，痛恨，持续到冬天。

一场大雪覆盖了大地，那些地里的青菜萝卜被深深地掩埋在厚厚的雪底，村民们为了节约粮食，每天会下午很早就睡觉，早上很晚才起床，他们开始了每年特殊的日子，每天吃两顿饭，一干一稀，干饭是在睡觉前吃，免得晚上起来撒尿冻坏了裤裆。

过了几天，雪一直下着，躺在床上的妇女就开始怀念她那一升白花花的大米，便会说“要是有那一升大米，煮一大锅米饭，好好吃一顿该有多好”她更喜欢锅底那厚厚的锅巴，放在灶下的炭火上烤得金黄，吃起来嘎嘣嘎嘣的，香脆可口。

临近了春节，家家户户准备着年货，那些妇女也会想起她那满满的一升大米说“要是现在有那一升大米，再添上一升，做一坛子米酒多好”，那米酒用酒曲调和，塞进坛子里，用稻草和棉被捂着，几天后除去稻草棉被，放置上一阵子，便成了一坛上好的米酒，清香细腻，兑水烧开，加上糯米汤圆，美不胜收。

几年后，村民慢慢淡忘了她们的一升大米，没有人记得起那个嚎哭的讨饭孩子。

时代巨变，食物短缺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却永远记得曾经的饥饿，便报复性地糟蹋着食物，但曾经的屈辱，他们毫无反抗，以至于现在还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