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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又至。见有同学把他几十年前的“教师梦”拿出来晒，看得我也因时生事，对景生情，便想回顾一下自己记忆中的那些“师长”们。不知能拉回多少思绪，这心里对键盘上的手指也多了几分彷徨与期待。
我上一年级时是八岁，我姐姐上一年级是九岁，姐姐比我大两岁，所以我们只差一个年级。我上一年级时教我的老师也教姐姐，她姓王，记忆中应该是个慈祥的中年妇女，她好象非常喜欢我们姐弟，经常在人们面前夸我们俩，她似乎还给过我铅笔、橡皮之类，那时候真得很懵懂，只隐约记得我一不小心叫了这位对我好的老师一声“妈”。王老师只教过我一年就走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她教过我什么，但是她把一个“好老师”的形象定格在我脑海里，让我在以后的上学历程中，不断对比，不停挑剔，以至于对教过我的“老师”在心底里总有尖酸的评价。
上学的第二年，村里盖了新学校，我们都搬了过去。校舍是新的，但桌凳几乎没有，一块大长板搭起来当课桌，三四人共一桌，凳子自己解决。我爸爸不知从哪里搞了个铁凳子，对我来说又高又重，每天背着书包扛着铁凳去学校，肩膀被磨得生疼，感觉要出血。我坐着自己扛来的铁凳子，迎来了我的第二个老师。她姓陈，也是女的，很年轻，却完全没有亲和力，我感觉到她的冷漠，便自然疏远。于是这一年，并没什么对老师的记忆，只沉浸在玩耍的世界。
我的上学经历从三年级开始便复杂起来。因这时候我的爸爸成了工人，我们全家便迁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是个发煤站。离发煤站二三里地左右，有一个极破旧的镇，叫新高山。煤站负责人和镇里人协商，把工人们的孩子都送到这个镇里小学上学。于是我们一群孩子过铁道，越山沟，进入高山镇小学。那学校门朝哪开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下雨天上学，街上流淌着混合牛粪马粪羊粪骆驼粪的液体，我们踩着这液体走进校园走进教室。
三年级的班主任也姓陈，男性，腿有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人们叫他“陈拐子”。他的腿据说是给学校修校舍从房上掉下来摔断的，学校作为赔偿，便让他做了代课教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总是背着手，迈着外八字大脚丫，一摇一摇地晃着走，头上戴一顶黄军帽，帽檐斜歪着，眼眉向另一个方向上挑，似乎永远在瞪着你准备发火。有那么一天，陈老师点名找我，发布了这么一个命令：“回去让你爸爸给我找两根两米的角铁来！”我受宠若惊，欣然应命，第二天便真得扛着两根角铁喜气洋洋地给老师送来。陈老师好像是教数学的，反正没什么印象了，因为那年我得了“白日梦”这个病，上课的时候脑子里编故事，睁着眼看黑板，竖着耳朵听课，却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陈老师就这样在我的“白日梦”前化为虚无。
上完四年级，我们发煤站的学生跟镇里的学生积怨日深，架打过好多回，当然我们每回都是被欺压者。我的妈妈心疼儿子，便又想了办法，要我去姨姨家上学。于是，我又来到离大同城三十里外的姨姨村上五年级。这个村有小学，也有中学，我上完五年级，又上了初一。也是两年，却无疑比前面的那两个两年幸福感强得多。在姨姨家无拘无束，没有爸爸的威压，没有同学的欺凌，姨姨的人缘好，村人以及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待我极和善。
在这里我经历了两个班主任。一个是外村的，叫王顺，个子高高，很有威严，有一次快下学了，王老师开始在班里训话，他说得起劲，就不断地说，天渐渐黑了，越来越黑，我心急下课，越来越心急，急得我就在黑暗里瞪老师，心里骂老师。终于下课了，还要站队出校门，同学们吵吵着站队，忽然“彭”的一声，一名同学被老师踹得老远，大家都不敢动了。王顺老师是个好武之人，每天早上我都能看见他在操场上练拳，没什么招式，就是拿两拳头打树，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七伤拳”。我的另一位班主任叫李士宏，是本村的，印象中他总是戴个大棉帽，两个帽耳朵忽扇忽扇的，背朝手拿着书，悠哉悠哉地进班。李老师讲什么课我又忘记了，只知道他家里事多，经常叫我们去他家地里“间苗”，我是个农盲，啥是庄稼啥是草肯定是分不清地，只管乱拔，不知道坏了李老师多少好苗苗。
在姨姨村上完了初一，姨姨却是要搬家了。姨父是矿工，他们单位有农转非指标，所以姨姨全家都变成市民户，并且在城里买了房，可以做城里人了。妈妈又为我谋划，咬了咬牙，也在城里租房，要我在城里上学了。我家原来也有了不起的亲戚，妈妈找了他，我便走后门进了大同六中，人家看我农村来的，怕学习跟不上，便让我还从初一读。我成了自己常常鄙视的“退班猴”。
姨哥带我这个“退班猴”来学校办手续，然后我被送到班主任手里。班主任叫熊丽英，她边走边跟我说：“来这里要好好学啊，你看你哥，人家能考名牌大学……。”我当时并没听懂，现在才意识到老师口气中有对农村人的排斥意味。熊老师嘴唇有点豁，说话作事跟以前的女陈老师有点像。我便没什么亲切感了。我被安排到教室最后的座位，开始了城里学校学习的生涯。
在村里上初一的时候，我一头雾水，尤其英语，感觉难如登天，可是回头复读，却觉如此简单。期中考试结束，我的成绩极好，于是鲜花随之而来，同学亲得了不得，老师更是眼睛发亮，不停拿我做典型来勉励大家，我的座位更是顷刻被提到前排。学校便是如此势利，城乡之别，好生差生之别，似乎便是教育工作的主题。
学习在继续，我的成绩仍是名列前茅，然而却是在缓慢下降，叛逆期已至，种种原因，让我根本不能专注学习。我享受着好学生的荣光，却沉溺于各种杂事，做白日梦，看武侠小说，做完白日梦，就看武侠小说。胡思乱想的结果就是胡做非为。班级很乱，熊老师管理很难，我的同学有很多都是混社会的，打群架，收保护费，泡妞，怎一个乱字了得！我们的语文老师有个很震耳朵的名字，叫做丁玲，她是北京人，膀大腰圆，声如浑钟，我至今萦绕耳边的北京腔：“混蛋王八蛋东西，你妈死了？”
到了初二下半学期，我的成绩下降到均分七十多，却仍是名列前茅，我的同学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学习的动力。老师呢？学校为我们换了个语文老师，是个很有学究气质的老人，讲课很深奥，在课堂上为我们背诵《红楼梦》章节，我满眼崇拜的星星，然而转头看，同学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初二结束，我们班被打乱，稍好一点的几个同学被分流到其他班，然后全校的“差生”都被塞到这个班，并为之命名——“疙蛋班”。
熊老师不知去哪了，而承担这个“疙蛋班”的管理和教学的老师，不知承受了怎样的煎熬。
学校简单粗暴地认为把所有“坏疙蛋”放在一个班，其他班级就清净了。事实上，真正“坏”的学生往往是隐蔽的，智商也不差的，而我插进来的这个班恰就印证了这点。班主任姓崔，五十来岁，相比我从前那些农村老师，他便像有些知识的样子。现在回想，崔老师基本还是无为而治，把我们这些插班生集体放在后排，也不去主动帮助融合，班里一些“混大油”们七个八个拉伙结拜，兴风作浪，无论发生什么，崔老师一直和颜悦色，从没见他大骂或打人。
那时是八十年代末，学校种种似乎都有文革遗留的痕迹，比如不尊重老师，比如流行穿军装，戴军帽，系皮带，这是混混儿们的标配，一手甩皮带，一手持火枪，然后就是一场场腥风血雨。每天放学走出校门口这段路基本就是冒险，保不齐就有人看你不顺眼过来搜身，或者打耳光，偶尔在自觉安全的情况，还能停下来看看打群架，边看边指点，与有荣焉。印象中我被搜过一回，还是在校内，还是凑在我班的“大油”身边，却没受到庇护，乖乖地拿出身上的钱。
校内虽不甚安全，但亦有可回味处。崔老师喜好练气功，平时走路都是练气的姿式，我们几个同学便也跟着学，闭眼，伸臂，屈膝，内视，找气感，好象崔老师也没怎么指点过，我们都是自己瞎练，然后就听人传说崔老师有功力，发功时能把电视机的图像变没，我没见过，不过崔老师的身体倒真是好。
初三这年故事好多，心绪好乱，我的学业也很凌乱，成绩也就勉强及格，便如此毕业了。记忆中那些老师：熊老师、明老师、白老师、王老师、崔老师、还有那位能背诵《红楼梦》的夫子，在我们学生面前似乎都是受气的角色，师生没有共鸣，几乎都是对立，这样的教育行为应该是失败的吧，不怪他们，不怪学生，只是遗憾，那三年的人生，我们没有过好。
写到这儿，竟然写不下去了。初衷是回忆师长，然而情绪却浸染了些许哀伤。人生不如意十九，回味的时候，便如酿酒，只管提纯，十分之一的美味，也弥足欣慰了。
从小学到大学，每一次毕业，基本便与那学校或老师绝了缘，我几乎从没做过回谢师恩的行为，自惭之外，也甚无奈。曾随同学看望过病重的高中班主任，彼神志不清，已不认识我们，我们看过后几天便去世了。前些时接女儿放学，竟然碰到了崔老师，年过八旬，精神却还旺盛，那气功终究还是好东西。
这一番情绪因教师节而来，也因为我的职业是教师，以学生的视角回忆老师，再以教师的身份审视自己，卑微亦或骄傲，惭愧亦或欣慰，逝者如斯，来者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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