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98《优秀的绵羊》

作者: 杂草青 | 来源:发表于2019-07-17 23:27 被阅读6次

    核心书摘

    《优秀的绵羊》是一本讲精英教育的书。书中介绍了美国人眼中的“常春藤名校”,帮助我们了解美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和种种弊端。书中揭露了现代家长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却忽略了教育最核心的本质,即教育是培养善于思考、学会如何学习的社会人的,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精英教育的先进性与可取之处,对家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关心孩子的教育和陪伴孩子的成长。

    适合谁读

    · 老师

    · 一心想把孩子送进名校的家长

    · 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愁的家长

    关于作者

    威廉·德雷谢维奇,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耶鲁大学担任过10年英文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过5年研究生导师。他的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势》在网络上点击率超过100万次。除了经常应邀在各个大学发表演讲之外,他还是一名颇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其文章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国家》、《新共和》上。

    学什么?精英教育到底适不适合每一个孩子

    哪所学校是你心目中的名校?清华北大?哈佛剑桥?哪所学校是你想让孩子念的?孩子上了名校就真的能万事大吉了吗?名校是否真的是教育的天堂?

    《优秀的绵羊》就帮助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名校不一定是孩子成功的最佳途径,部分名校的孩子虽然成绩优秀、聪明有天分,但是对社会充满焦虑,对未来充满迷茫,学校教育的目的培养独立思考、学会学习的社会人,而不是只会考试的学习机器,因此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盲目的选择精英教育,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作为孩子家长应该关心孩子的教育,陪伴孩子的成长。

    你还会发现

    · 高晓松炮轰名校的原因有哪些;

    · 贵族环境的孩子在学什么;

    · 好老师的评判标准。

    一、为什么作者把那些名校精英叫做“优秀的绵羊”

    谈话节目《奇葩说》这两年特别火,节目中的三位导师:高晓松、蔡康永、马东,既见多识广,又言词犀利,他们很多前沿的观点都深得年轻人的认同。

    有一次,节目组来了一位清华博士,叫梁植,不料,这位清华才子刚一开口,蔡康永就按了铃,接着又遭到高晓松一顿痛斥。

    梁植博士背景光鲜,是那种传说中的“三清居士”,也就是本科、硕士、博士全都是在清华大学读的。梁植本科时读法律专业,硕士读的是金融专业,博士读的是新闻传播专业,他说,自己现在是博士三年级,马上面临毕业的问题,很纠结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话一出口,蔡康永直接响铃以示淘汰,接着又被高晓松劈头盖脸批评了一顿。

    高晓松说,像清华这样的名校,是国之重器,而作为名校的学生,都博士了,应该思考的是国家民族的大问题,而不应该只为自己的工作纠结。高晓松反问他:“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愿望,在这问我们你该找个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其实,高晓松多次在他的节目中批评当下大学功利化、技能化、行政化,批评大学精神和名校传统的丧失。

    在《晓松奇谈》中,高晓松就炮轰过当今的名校,他说:“这不是清华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我们的大学几乎都已经成了职业培训所了,几乎就已经没有什么理想去教你。尤其是名校,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应该胸怀天下,名校应该纵横四海。”

    虽然对于高晓松这番言论,网上也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但我本人还是比较认可他所强调的教育理念的。

    今天我们共读的这本《优秀的绵羊》,批评的也同样是大学教育问题,只不过说话的人换成了美国人威廉·德雷谢维奇,批评的对象是让无数国人羡慕的“美式”精英教育。听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传说中的美式精英教育跟我们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很多方面甚至还不如我们中国。

    德雷谢维奇说,当今的美国名校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病态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然后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只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形容斯坦福的学生,表面上像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

    如果你翻看一下那些常春藤名校学生的简历,每一个都光鲜亮丽又咄咄逼人:他们曾经获过各种奖项,参加过多种社会活动,音乐、体育样样精通,考试成绩也全部是A……用常人的眼光看,他们已经无比成功了,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多么空虚和挣扎。

    德雷谢维奇说,这些精英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为一个简单的循环: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只有通过考试,他们才能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因为他们时刻需要应对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每个人都在疯狂地为了个人履历的光鲜,进行无休止的竞赛。

    就像当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哪个国家需要1000颗核弹头,之所以还在不停地造,只是因为对手拥有999颗。这些精英学生们也一样,没有人需要参加11项课外活动,但因为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所以他必须多做一点儿,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超越别人,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是外在的,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完成这种任务,这种任务为什么重要?

    在书中,德雷谢维奇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收到了一封外校女生写给他的求助信,女生在信中介绍了她在耶鲁读书的男友的情况。

    信中说,在上大学之前,她的男朋友非常喜欢阅读和写作,而且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人也非常乐观开朗自信。但是当他在耶鲁读到大三之后,人却完全变了,他变得极度不自信,对一些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比如独自用餐,他都会花很多心思去焦虑地思考,生怕会被人认为是“社交弱者”;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不放过任何一本听说过的畅销书或流行书,但他不是像以前一样认真阅读,而只是囫囵吞枣式地快速浏览书的首尾两章,并花很多时间看别人写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地了解书的内容。

    写信的女生说,我知道他并不是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他现在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发表评论,以显示自己的博学,从而赢得别人的赞美,他已经完全活在了别人的眼光里了。为此她极为痛心,但又毫无办法,所以希望德雷谢维奇能够好好开导一下自己的男友。

    德雷谢维奇在书中说,令人心痛的是,这不是个别案例,像这样的状态、这样的做法,几乎成了那些名校学生的常态。

    有一位从斯坦福大学转校的学生说:“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

    还有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我现在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被耶鲁录取。”

    德雷谢维奇说,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精英,往往存在很多问题。学生们虽然看上去聪明、有天分、有斗志,其实内心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且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像是一群“优秀的绵羊”。

    这种情况在他当老师时,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当他离开耶鲁,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后,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比如,有一个女生告诉他,直到大学四年级,她才交到第一个比较亲密的朋友。从外表来看,这名女生给人的感觉绝对是积极阳光的,她风趣、友好、聪颖,而且从不咄咄逼人,就是这么优秀的姑娘,大学四年竟然连个可以交心的朋友都没有。

    德雷谢维奇总结说,这些精英学子们是一直带着面具活着,一直为别人活着,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那么,是谁造成了这种结果呢?

    二、是谁制造了“优秀的绵羊”

    德雷谢维奇通过观察发现,美国精英教育之所以教出来的大都是“优秀的绵羊”,家庭、学校、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是家庭的原因。德雷谢维奇从学生的背景资料统计中发现,能够进入常春藤名校的学生,他们大多都出生于精英家庭,从小在精英父母为他们营造的“贵族环境”中长大,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需要至少掌握一项体育特长,而且还不能是长跑这类没有“技术含量”的项目,通常是网球、棒球、高尔夫之类的;还要参加8-10项社会活动,最好是去盖茨基金会这样的高端机构实习过;然后还要学习乐器、美术和表演,在早些年,还要学习拉丁语或希腊语,近年来,编程又成了必学科目。你要问他们为什么让孩子学这么多东西,他们大多数人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别人都在学”。

    家长们普遍有一种从众心态,别人家的孩子学了大提琴或者编程,我们家的也要学;大家都进“藤校”,我们当然也不能落后;大家都选择双学位,我们也必须要去争取。

    书中介绍了两种类型的父母。一种父母叫做“直升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刻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并时不时施加压力。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严格的监督,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不会“长歪了”。这种类型的父母的口头禅是,该写作业了!该弹琴了!该睡觉了!该找对象了……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幻想着可以控制孩子,控制他们的生活。

    另一种属于“溺爱式父母”,他们尊重孩子的意愿,但对孩子的行为采取纵容的态度。他们会盲目地赞美自己的孩子,哪怕明知道那是错误的行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对的。

    这两种父母实际上是把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在这样的家庭中培养出的孩子,或许看起来很成功。他们要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在父母的高压下,变得机械而木讷;要么是成为“快乐教育”的牺牲品,充斥着不切实际的自信,遇到挫折时,又转而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恐慌中。

    产生“优秀的绵羊”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学校。在美国高校的教授圈子里,有一种共识:要么发表论文,要么出局。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主流学术圈,只认可教授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教学则是次要的,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一个教授在教学上太用心,就是不务正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教授们尤其是名教授,理所当然地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倾注在课题研究、参加学术会议或学术组织、向专业刊物投稿等方面,本科生的教学基本就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了。

    很多教授上课只是匆匆忙忙地把讲义中的内容复述一遍,余下的讲解和指导工作就全部交给助教来完成。而那些助教常常就是教授自己带的研究生,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课业压力,另一方面从阅历、学识和专业素养等方面与他们的导师也不可同日而语,能够给予学生的指导十分有限。而学生上大学可不单是学点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学习的能力”,以及大师们独特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真正的精华如果没有名师的耳提面命,完全靠学生自己去观察和领悟,那进不进“藤校”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只是学点书本中的知识,现在的任何电脑可能都比教授脑袋里“存储”得多,为什么还需要教授呢?

    所以,美国学生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满意度非常低,有一个针对大一新生的调查显示,表示满意的不到六分之一,而对大四学生的调查更可怕,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示,课堂上讲的东西非常无聊。

    德雷谢维奇认为,大学教给学生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某一学科具体的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帮助他们建立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有完备知识体系和独立人格的优秀公民或科学工作者。这些都需要好的导师来指导,但是美国名校的教育现实却是,最好的老师不教学生,所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绵羊”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培养出“优秀的绵羊”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社会主流观念。大学的使命之一是把青少年转变为合格的社会人。然而当前社会对于大学的认知,似乎更像是一种商业上的投资与回报。“藤校”的毕业生总会觉得,如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挣不到10万美金的年薪,那么自己的名校文凭就等于浪费了。

    与此同时,学生在专业选择上也更加关注毕业后的收入水平。排名最高的“十大专业”虽然是最具职场潜力的,但并非最有趣的;排名最高的“十大领域”往往由平均收入来决定,而不是对工作的满意度来决定。这也造成了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只考虑以后能否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而对专业本身毫无兴趣。

    这种选择的后遗症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就业情况不满意,即便是高薪的职位,也依然感受不到幸福。德雷谢维奇有一个学生叫尤尼斯,是美籍亚裔,还不到30岁。她原本的兴趣是文学,但基于收入的考虑,她主修了经济学,毕业之后就职于摩根士丹利。但是,这样一份高薪、稳定、让人羡慕的工作却让她毫无成就感,在坚持了3年之后,她终于选择了离开。

    这种情况,不止美国存在,我们国内其实也一样。你可以看到,每年的高考状元,大部分报考的都是经管学院;一些“985”、“211”学校的学子们,也正在拼命地向着高薪和安逸的工作去努力。

    当然,这种选择从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说,不能算错;但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教育导向显然违背了教育的本质。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三、如何改变当前“精英教育”的弊病

    吴军博士有一次在清华作演讲,他的PPT里有一首诗,是英国诗人雪莱的代表作《西风颂》(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当他问在场的学生是否读过时,现场的300多名学生竟都低下了头,吴军不禁为他的学弟学妹们感到汗颜,要知道,过去清华大学可是出了曹禺和钱钟书这样大文豪的地方。相比之下,如今的高校精英们,只愿意学习对成绩或日后工作有帮助的内容,学生们变成了学习的机器。

    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功利主义的精英教育弊病呢?德雷谢维奇认为,这要从学校、老师和学生三方面同时入手才行。

    首先是学校。解决教学质量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尊重教学,赋予教学更高的地位。如果大学希望培养优秀公民、高素质的职业人才、思想家或领导者,那么学校就应该善待甚至优待培养下一代的老师,平衡好科研和教学的关系,教授无论是在科研方面还是教学上有了成绩,都应该一视同仁地予以奖励。

    然后是老师。唐代大诗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评论家莱斯利·福利尔德也说:“教师,非领域专家也。他并非在教授一门课,而是在分享他的人生。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教学就是一种艺术。”

    老师应当可以选择以教学为主或以学术研究为主,或者二者兼顾的发展路线,但是两者不论是从薪酬、招聘、升迁和终身制申请等角度考虑,权重都要相当,只有这样,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才会都得到提高。

    解决教育弊病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学生本人。德雷谢维奇说,作为学生,一定要学会选择一位好老师。他说,好的老师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帮助你重新审视自己,甚至会满足连你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某种饥渴。

    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呢?书中给了两个基本的判断标准:一是真实;二是博学。

    先说第一条,优秀的老师都是真实的。这是德雷谢维奇自己在求学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一个判断老师质量的规律。他说,如果你的教授从来不透露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比如自己的家庭、孩子,或者同事的轶闻趣事,那么可以断定,从他身上你将学不到太多的东西。这不是要求老师坦白一切,而是希望教师能让学生感受到他的真实和存在。

    再说第二条,优秀的老师大多是博学的。优秀的老师在讲课时不会只限于单个科目的范畴,而是善于打通学科壁垒,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他们能够帮助学生学以致用,将所学与生活联系在一起。

    就好象我们熟知的“中国最美先生”叶嘉莹先生,她在讲台上整整讲了70多年中国古典诗词,但她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她对于中国传统的国画艺术、书法艺术、戏曲艺术,还有西方的文学、艺术、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她讲的中国古典诗词不只汉语圈的人喜欢听,西方包括美国、加拿大的学生也爱听、并且听得入迷。

    叶先生的美国学生说,听她讲中国的古典诗词,到处都可以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中国学生则评价叶先生的课是“梅兰芳的戏”。叶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征服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以被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哈佛大学前校长詹姆斯·B·柯南特说:“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哈佛的另一位老校长拉里·萨默斯则说:“我们所学的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哈佛大学的两任校长共同告诉我们一件事:在大学里,要学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如何学习。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人读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考科举,争取当官。考试的方式也很僵化,只能用“八股文”,文体格式是固定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非常严格,但凡出一点错,就只能再等三年。

    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考到70多岁还没考上。很多人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政治、经济和民生严重缺乏了解,成了地道的“腐儒”,这样的人,即使考中了,可一旦为官,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能依靠幕僚、下属做决策,最后把主管的地方搞得一团糟。

    当然古代也有非常善于学习的读书人,比如晚清名臣左宗棠。左宗棠虽然也走科举路线,但他没有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科举上,而是用心学习真正的知识。

    有一次,左宗棠在一个小书摊上淘到了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所著的线装版《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从此迷上农学、军事和地理学,开始悉心研究农业、水利、地理、军事等各种知识,并用3年时间手绘了全国各省的地图。他给自家的书斋写了一副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因为没有专心科举,左宗棠三次会试都没有考中,后来干脆放弃了科举,一心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

    是金子迟早会发光,左宗棠的才华先是被两江总督陶澍[shù]发现并引为知己,后来又得曾国藩赏识并全力举荐,左宗棠也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干,平定捻军,收复新疆,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总结

    教育虽然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却又最容易被忽视。我们关心教育是因为害怕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忽视教育恰恰因为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本质。

    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讲过一个故事:两条小鱼在水里游。对面游过来一条老鱼。老鱼见了小鱼,亲切地跟他们打招呼:“早啊,今天水里怎么样啊?”小鱼们也很有礼貌地点点头,然后接着往前游。过了一会儿,其中的一条小鱼问另一条小鱼:“对了,水是什么玩意?”

    其实很多强调或接受所谓“精英教育”的家长或学生都有点像那条不知道水是什么的小鱼,他们只想要最好的教育,却忽视了教育最核心的本质是培养善于独立思考、学会如何学习的社会人,结果就成为了一只永远被他人意志所左右的“优秀的绵羊”。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教育都是提升自我价值,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手段。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教育体系,同样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教育,今天这本《优秀的绵羊》虽然绝大部分篇幅都在写当前美国精英教育的弊端,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美式教育的先进性和可取之处,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是关心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的家长们最好的选择。

    《优秀的绵羊》金句:教育是当你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

    用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代替精英教育,培养独立思考、会学习的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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